宋代进一步统制思想之后，哲学领域中产生了一批“道学家”，他们宣扬儒家学说，结合宋代政治上的需要，强调建立封建正统的世界观。他们也论及文学问题，但其结论只是一笔抹杀。
宋代道学的开山始祖周敦颐（公元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年）首先在《通书·文辞》篇中提出“文以载道”之说。在他看来，文只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犹如车子是用来载物的，人们修饰轮辕等部件，目的在于使人喜欢它，应用它，如果人们不去应用，也就白白地浪费了修饰的工夫。假如这车子本不能载物，那么修饰一项也就成了浪费中的浪费。因此他说：“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技艺〕焉而已。”这种重道轻文的议论，为后来道学家的文学主张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的弟子，欧阳修提拔的后辈，程颢、程颐二人，进而认为学文必然有害于道。其后如南宋著名道学家朱熹等人，也持相同观点。他们的重要理论，可以概括如下：
宋代早期的诗文革新者都很推崇韩愈。欧阳修虽有微词，但还是肯定他在古文写作上的成就。二程等人就不同了。据他们看来，韩愈的学说还不符合正统儒家的标准。因为韩愈早年喜好文学，后来才学“圣人之道”，由于走的路子不正，道术尚嫌不纯，因此他们讥之为“倒学”。正常的道路应该是：首先根据儒家学说建立正统的世界观，文学上的一切问题，也就自然地会附带解决。程颐说：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文人从事写作，应该注意解决世界观问题，但关键在于树立怎样的世界观。二程等人认为“欲趋道，舍儒者之道不可”，只是在几部体现封建正统观念的典籍上下功夫，用儒家规定的伦理道德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样建立起来的观点，必然迂腐顽固，而又严重脱离现实；凭着这样的政治观念和伦理观念进行写作，不可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但道学家们始终坚持上述偏颇的文学观点。他们非但把儒家之道作为先决条件，而且作为唯一的条件。朱熹在批驳韩愈的女婿唐代文人李汉提出的“文以贯道”说时申述曰：“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这是说：有道必有文，文是派生的、次要的东西。实则作家写好文章，除了世界观方面的问题之外，还应积累丰富的生活知识和掌握高超的技巧，但道学家却彻底否定了这些创作上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写出来的绝大多数作品，只能是语录讲义一类东西。朱熹还说：“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答杨宋卿》）“但须明理，理精后文字自典实。”（《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说明他们的意见主要是对抒写明理的诗文而言的。
不但如此，二程等人还认为“作文害道”。程颐说：
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二程遗书》卷十八）
这是一种武断的说法。文人专意于文，不一定局限在章句之间，他们可以通过文学反映重大问题，因此二程视文学事业为“玩物丧志”，只是一种片面的论断。程颐还说文字技巧“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实际上文学作品必须具有优美的形式特点，才能逗人喜爱。道学家以圣贤自居，反对“悦人耳目”，只是暴露出其妄自尊大的态势罢了。他们基于上述见解，甚至否定杜甫《曲江》诗，称之为“闲言语”，适足表现其态度的迂执和对文学特点的漠视。
道学名臣真德秀（字景久，后改字希之，学者称西山先生，公元１１７８—１２３５年），所编《文章正宗》二十卷、续集三十卷，体现了他们的文学观点。此书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部分，前面部分由其自选，后一部分委托其弟子刘克庄选录。但当刘氏选入了一些抒情的篇章时，真德秀即于定稿时删去。《后村诗话》卷一曰：“《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诗歌一门属余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如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弗取。……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入。”于此可见道学家的态度何等偏执，与文学家的观点又是多么格格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