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我家有个厨子叫艾萨，是一个很有见地、性情温雅的老人。一天我在内罗毕的麦金农食品杂货店里买茶叶和香料，一个小个子的尖脸女士向我走来，她说她知道艾萨在服侍我。我说是的。“但他以前是服侍我的，”女士说，“我要他回来。”我说我对此很遗憾，不能说让他回去他就回去。“噢，那你就等着瞧吧，”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你可以回家转告艾萨一声，说我要他回来吗？如果他不来就会被送去运输军团。”她补充说道，“据我所知，你家除了艾萨还有足够多的仆人。”
我没有马上转告艾萨这次偶遇，直到第二晚我才想起来，我告诉他，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以及她对我说了些什么。让我惊奇的是，艾萨马上就疯了，他害怕又绝望。“哦，为什么你不立刻告诉我呢，夫人！”他说，“那位女士一定会说到做到的，我必须今晚就离开你。”
“一派胡言，”我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样把你带走。”
“愿上帝保佑！”艾萨说，“恐怕现在已经太迟了。”
“但我要上哪里再找个厨子来，艾萨？”我问他。
“呃，”艾萨说，“不管我是跟着运输军团走了，还是死了，我都没法再给你当厨子了。我肯定这两种情况都不远了。”
那段日子里，人们对运输军团都有很深的恐惧，以至于艾萨不肯听我的任何话。他向我借一盏防风灯，把他在世上的所有身家财产都裹进一块布里，连夜赶路去内罗毕了。
艾萨离开农场将近一年。那段时间里我在内罗毕见过他几次，有一次还在街道上和他擦肩而过。一年的时间，他老了也瘦了，形容枯槁，他黑色圆脑袋的头顶也变灰了。在镇上，他不会停下脚步对我说话，但如果我们在平路上遇见，我把车停下时，他会放下顶在头上的鸡笼，然后安心地开始聊天。
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话虽如此，他还是有些部分被改变了，现在变得很难接触。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都心不在焉，好像和我隔了一段距离。他被命运虐待了，而且怕得要死，不得不利用我一无所知的办法来应对生活，但通过这些经历他也变得饱经磨炼，或变澄澈了。你就像和一个在修道院里开始见习的老熟人谈话一样。
他问起我农场上的事情。土著仆人常有这样的想法：他认为自己不在时，共事的其他仆人会对白人主子穷凶极恶。“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他问我。我说我听说已经不会持续太久了。“你必须知道，”他说，“如果再打上十年，我会忘记你教过我的菜式。”
这个走在平原小路上矮小的基库尤老人竟和法国美食家布瑞拉特·萨瓦兰一样智慧，后者说过，如果大革命再持续五年，蔬菜炖鸡肉的烹调就会失传了。
显然艾萨主要是在替我遗憾，为了结束他的怜悯情绪，我问他自己怎么样。他思考我的问题足有一分钟，回答之前，他有些思绪要从很远的地方拉回来。“你还记得吗，夫人？”他最后说道，“你说过印度柴火承包商的公牛每天都要拉车，很残酷，它们从来没有像农场公牛一样拥有一整天的休息时间。我现在和这个女士一起，就像印度柴火承包商的公牛。”艾萨说话时，眼睛歉疚地看向别处—土著本身对动物没什么同情，关于印度人的公牛的说法很可能当时对他的影响甚微。现在他单单记起这件事，自己一定也觉得莫名其妙。
战争时期，我大多数的烦恼都只源于一件事，那就是，不管我是写信还是收信，所有的信件都被内罗毕一个昏昏欲睡的矮个子瑞典审查员打开过。他从来没找到过可疑的蛛丝马迹，但我相信，在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里，他开始对信件围绕的人物感兴趣，就像你读杂志上的连载一样，他开始读我的信。我过去常在自己的信里加上几句对审查员的威胁，就是为了让他读到，准备在战争结束以后发起行动。当战争真正结束时，他可能记起了这些威胁，或是自己幡然醒悟了，无论如何，他派了个送信人到农场传达停战协议的消息。送信人到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在家，然后我走去树林里散步。那里非常安静，而且你奇怪地联想到，此时法国和佛兰德斯的前线也很安静—所有的枪声都戛然而止了。在同一种静止里，欧洲和非洲彼此似乎非常贴近，好像你正在去维米岭的森林步道上。我回家的时候看到屋外站着一个身影，是夹着包裹的艾萨。他马上告诉我他回来了，还给我带了份礼物。
艾萨的礼物是一幅画，裱了框嵌在玻璃下面，画的是一棵树，墨水下笔非常仔细，上百片的叶子每一片都被涂上了鲜绿色。每片叶子上都用红墨水写了一个阿拉伯字母的小词，我猜想词语是出自《古兰经》，但艾萨无法解释它们的含义，他一直用袖子擦拭玻璃，向我保证这是一份绝佳的礼物。他告诉我，在自己经受磨难的这一年里，他让内罗毕的一位穆斯林老阿訇制作出这份礼物，老人晒版一定花了很多时间。
艾萨一直留在我的身边，直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