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1.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与失误
社会主义各国在建设本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只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各国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表现各异且大小有别。但总体而言，这些成就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对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二，在苏联东欧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使多数国家实现了由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国或工业农业国的转变。在中国等原来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经济文化也都有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第三，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建立起了相当完善或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第四，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探索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也普遍存在着一些重大失误。概括起来，这些失误主要包括：第一，把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把这种体制凝固化、教条化。第二，片面地追求高速度，忽视效益和质量，没有形成社会可持续性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第三，重积累、轻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第四，出现了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现象，使社会主义形象受到极大的损害。
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就与失误，应当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无限夸大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片面宣传成绩，掩盖矛盾，回避问题；另一种倾向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看成是一种“历史的错误”或“历史的误会”，把社会主义的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2.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第一，道路的曲折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事物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例外。第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崭新事业，没有前人的直接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探索中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失败都是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要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共同的建设规律运用到具体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去，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事情。第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更加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首先，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国内普遍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反封建任务；其次，相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国内普遍面临着学习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复杂任务；再次，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普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关系的问题。
只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们才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够更加积极地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坚定信念，大胆创新，与时俱进，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改革探索
1.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像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开始，不是也不可能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完结。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仅旧社会的残余和痕迹需要逐步清理，而且新的社会制度本身也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完善和健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离不开适时不断的改革和调整。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2）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积弊日深，亟须改革。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只不过在战争与战后恢复时期，这些弊病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甚至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起来了。但是，每当正常的社会建设时期来临的时候，这一体制的弊病就会有所暴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体制越出苏联一国范围，又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情不一，但是它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随着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较快的经济增长时期以后，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发展缓慢或停滞现象，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在政治上，权力高度集中和个人专权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现象也不断滋长。社会产生的矛盾不能及时化解，日积月累，甚至酿成社会动荡。事实表明，不改革原有体制，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健康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不能充分发挥。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主要表现是：政治上民主太少，容易滋生个人专权；经济上管理过死，经济总体效益差；思想文化上严格控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思想僵化。
（3）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动力。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经验本来自然会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度重视，但是，苏联却自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具有国际意义，非要别国照搬不可，表现出了严重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例如，斯大林临终前在1952年的苏共十九大上的讲话中就认为，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水平不高，需要向苏共学习，要在自己的国家利用苏联的经验。因此后来几乎所有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不同程度地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领导推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更加强化了这种国际影响。斯大林长期把苏联党同其他党的关系，看做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甚至是父子党关系，要求处处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各国党的事务经常受到干涉。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之下，许多东欧国家都被迫接受苏联模式，不顾具体国情，照搬苏联那一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东亚和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普遍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不过，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国际上推广，其效果和影响存在差异性。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存在着差异性；另一方面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对苏联模式的借鉴和仿效程度有差异性。由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各国具体情况不同，有些执政党对苏联模式的普遍性提出异议，甚至抵制过苏联模式的推广。虽然这种抵制苏联模式、强烈要求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呼声受到来自苏联的打压，但这种呼声始终存在，并以各种途径表达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量。
（4）新科技革命的悄然兴起，强烈冲击着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也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与时俱进，变革图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科技革命，即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尖端科学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新科学方法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面貌，猛烈地冲击着原有的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必须具有吸收当代最新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强大能力。不这样，就不能在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就不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了这个机遇，使受到两次世界大战重创的资本主义得以“起死回生”。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这个机遇，作出适时的调整与改革，迅速跃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反应迟钝，就会丧失机遇，在世界进步的大潮中落伍，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总之，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能够保持生机活力的源泉。只有改革，社会主义才能不断前进，不断完善。
2.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
（1）斯大林晚年压制改革，社会主义国家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改革机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48年经济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后，苏联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获得了新的历史机遇，从国际条件看，社会主义已越出一国范围，苏联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之下的社会主义孤岛。从国内条件看，过去被备战和战争掩盖的弊病，在战争结束后日益暴露出来。同时，苏联的经济文化水平已比20世纪30年代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苏联已经具备在正常与和平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改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党内外改革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当时，人民的改革呼声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在经济领域要求经营自主权，在政治领域要求政治民主，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改革迹象。如库尔斯克州农村出现了“包产到组”的试验，工业领域开始尝试推行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物质刺激的一些措施等。
但是改革没有得到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不仅全面肯定了战前实行的发展战略，而且把战前的建设经验上升为基本原则，使之理想化、固定化，不愿意动摇、改变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也不允许别人怀疑、触动既定的建设模式。于是，一批主张或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先后受到整肃，文艺、哲学、生物遗传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大批判运动。斯大林压制了党内外出现的改革倾向，苏联错过了战后第一次改革开放的时机。
东欧地区出现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本来一开始就具有不同于苏联的新特点。当时，东欧各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模式，通过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1945年12月，瓦·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一大上提出，要走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寻找自己“特殊的道路”，苏联的道路并不是唯一可行的。保共领导人格·米·季米特洛夫也曾强调各民族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完全效法苏联。总之，东欧国家都有主张走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建立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愿望。1948年，南斯拉夫因不接受苏联控制而被开除出情报局。于是，苏联发起声势浩大的批判南斯拉夫、批判铁托的运动。这个批判运动的目的，一方面是对南斯拉夫施加强大压力，企图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另一方面是力图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强行推广苏联模式。东欧国家试图探索适合本国模式建设道路的尝试也被遏止。
（2）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后，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第一次改革浪潮。苏南冲突使南斯拉夫受到了来自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巨大压力，国家几乎陷入了绝境。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被迫重新审视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开始坚定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自治社会主义”道路，试图开创另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此后，南斯拉夫的改革始终保持着自身独立的特性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不过，总体上并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和束缚。如在政治上仍然是固守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搞个人集权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在所有制方面，用社会所有制代替国有制也不成功；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南斯拉夫一直强调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相结合，但企业还是按照计划搞自治，而不是按照市场搞自治。铁托的“自治社会主义”，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和实验，实践证明并不成功。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赫鲁晓夫上台后，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集体领导，改革党政领导体制；加强法制，整顿改组内务部机构；调整农业政策，改革农业管理体制；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建立干部更新制度；把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等。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它不仅范围广，而且具有一定深度，对苏联的建设模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但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其中有些改革相当成功，效果显著；有些改革既有成绩，同时伴有错误；有些改革很不彻底，前后不能贯彻始终；有些改革则是心血来潮的蛮干，危害很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越来越严重，改革中的错误也越来越突出。整个说来，由于赫鲁晓夫急躁冒进，改革中屡次出现重大失误，致使苏联又一次失去改革的良机。
由于受到国内局势的压力以及苏联改革的影响，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也相继走上了改革之路，在不触动中央集权体制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这些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危机，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革积累了一些经验。
（3）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起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掀起新科技革命浪潮，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新技术和新产业纷纷崛起，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综合国力明显提高。时代的新潮流也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对赫鲁晓夫时期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修补，也曾一度支持了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试验。但总体上看，勃列日涅夫没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而是固守既有模式，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越到后期越趋于僵化和保守。苏联再一次错过了改革的时机。这次甚至可以说错过的是苏联历史上最好的改革时机。这一时期，苏联政局和社会比较稳定，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国际环境也比较有利，实行改革的条件也相当成熟。这次错过改革的机遇，其危害更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间，苏联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潜伏了严重的危机。
勃列日涅夫不仅压制了苏联的改革，而且对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极力打压，甚至直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把“布拉格之春”扼杀在摇篮中。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东欧国家的改革当然很难有实质性的突破。这一时期取得较大成效的是匈牙利改革。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匈牙利经过精心筹划和长期酝酿，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改革探索。这些探索主要表现为：在政治领域推行联盟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尝试进行党政职能分开，扩大党内外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在经济领域强调三个结合，即中央集中领导与企业分权经营相结合，计划管理与商品市场相结合，企业经营效益与劳动者实际利益相结合等。匈牙利60年代后期全面启动的这场改革有其自身特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但又不同于南斯拉夫模式，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匈牙利社会主义模式。当然，匈牙利的改革仍然受外部大气候的影响，它不可能不顾及苏联的承受能力。
（4）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改革浪潮。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长达20年的停滞时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改革浪潮。进入80年代，苏联也重新开启了改革的闸门，东欧大多数国家相继跟进。这一时期，除极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改革的行列。与以前几次改革相比，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任务，并且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次改革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就深度而言，它触及了制度的层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在认识上则整个地改变了几十年因袭一贯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就其广度而言，它基本上波及世界上除个别国家之外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波及大多数国家的各主要社会领域。此外，这次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改革的复杂性与高难度、高风险，它对改革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政治素质与领导艺术的要求极高。在这次改革浪潮中，各国的改革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曲折、挫折、反复乃至搁浅、失败。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等一些国家闯过了难关，苏联和东欧国家则发生了剧变。
（三）苏联东欧剧变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挫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它们取消社会主义制度，放弃社会主义建设，转而回到资本主义。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最严重挫折。
1.东欧剧变
1989～1990年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作用巨大冲击之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场剧变决非社会主义自身完善的改革，而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变。东欧剧变，综合来看，各国大体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且一时又找不到解决困难的出路，党内出现了反对派并与党外的反对派相呼应。二是执政党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影响下，不断对反对派妥协退让，甚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承认反对派的合法地位，与反对派对话或召开“圆桌会议”等，而反对派则乘机扩大势力。三是反对派向执政的共产党夺权，或通过大选，或通过不断制造动乱，不断施加压力，个别国家甚至通过武装冲突，最后实现政权更迭。东欧国家由于毗邻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压力与冲击力更大，所以先于苏联发生剧变。东欧八国的剧变，有三波浪潮：波兰、匈牙利掀起剧变第一波浪潮，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掀起剧变第二波浪潮，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掀起剧变第三浪潮。
东欧八国的剧变各有其特点，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从时间上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六个国家是在1989年发生剧变的，变得较早，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两个国家是在1990年以后发生剧变的，变得稍晚一些。从方式上看，有的国家是执政的共产党本身改变了性质，变成了社会党，从而导致社会发展方向的改变；有的国家则是共产党被迫向反对派让权，从而使国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多数国家的剧变是“和平演变”，个别国家如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一“左”到底，硬要用强力镇压群众，结果被人民以暴力推翻了原有政权。
但是，东欧各国剧变的性质是相同的。第一，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执政的共产党转变成了社会党，它们不仅改变了党的名称，而且改变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政治地位和奋斗目标。第二，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掌握政权的，不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就是由共产党转变而来的社会党。第三，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被彻底摧毁，各国搬用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选举和议会民主制，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和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轨到资本主义道路。
2.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主要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剧变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8年6月到1990年7月，即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此期间，苏联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提出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改革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结果，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大规模爆发，反共势力迅速壮大，苏共地位急剧下降，并在许多重要地区丧失政权。
第二阶段从1990年8月至1991年8月，即从苏共二十八大到“8·19”事件，“传统派”与“激进派”进行激烈斗争。这一阶段的前期“传统派”占优势，后期“激进派”占上风。打着“中派”旗号的戈尔巴乔夫，前期倾向“传统派”，后期又转向“激进派”。
第三阶段从1991年8月至12月，即从“8·19”事件到苏联解体。“传统派”人士于8月19日宣布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国家全部权力在6个月内移交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统一的联盟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人民害怕回到旧体制，没有给予支持。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却趁机反击，指出这是“反宪法的政变”，呼吁全国举行总罢工。军队和“克格勃”也不听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指挥。结果这场事变只经历三天即遭到失败。“8·19”事件后，苏共丧失了全部政权。同时，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叶利钦发布命令，“停止俄共活动”，没收俄共财产。戈尔巴乔夫为保住自己苏联总统职位，继续与叶利钦争夺权力，竟又向叶利钦的反共举措退让，于8月24日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要苏共中央“自行解散”。随后，《真理报》等苏共报刊被停止出版，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苏共档案被接收。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也被禁止活动，某些领导人甚至被逮捕。苏联共产党彻底垮台了。“8·19”事件后，联盟迅速走向解体。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3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协议，决定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理政治现实已不存在”。12月21日，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订议定书，决定共同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正式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新成立的“独联体”，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之上的机构，它只起协调作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至此，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终于落地，已存在 74 年之久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苏联最终出现了“亡党亡国亡制”的局面。
在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下，亚洲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不过，蒙古的剧变是执政党自己搞的，并非通过反对派把执政党赶下台，才改变了国家的性质。
（四）苏东剧变对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启示
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打破了资本主义阵营一统天下的格局，使世界为之震撼；七十多年后，苏联在平静中解体，同样震撼了世界，留给了人们复杂而深刻的思考。在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领袖个人等方面来深刻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时，苏联共产党在执政理论创新上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不仅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同时给各国共产党也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如何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是各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1.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质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马克思、恩格斯就一再告诫，他们所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只是一个基本框架，决不能照搬套用。在《共产党宣言》问世后，恩格斯明确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才会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制度，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基础来看，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不是马克思在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中所阐述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因此，不能把马恩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理论完全套用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去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马恩的理论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是需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去探索的。斯大林模式一度创造了苏联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最终却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它教条地套用了经典理论，忽视了落后的现实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且在逐步暴露缺陷后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革，所以最终社会主义事业只能归于失败。
社会主义制度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固定的模式。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这就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进行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中国革命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结合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的一个典范。正如邓小平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
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实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利益诉求也在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其执政方针、政策和施政纲领以实现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最终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丧失民心，政亡人息。这就要求执政党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不断进行执政理论的创新，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政党才能从人民群众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二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形态，恪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条文字句而不去考虑国情，在鲜活的社会实践面前，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这不是真正的坚持。只有根据各国实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创新，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才能永葆生命力。
2.苏共理论创新的丧失是苏联解体的内在原因
在列宁时期，非常重视理论建设，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专政、民族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国家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创造性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还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计划。斯大林时期，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特别是他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区别开来，使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成为和西方分庭抗礼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在他领导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正确的模式，并且在其后几十年的时间未能对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体制进行改革，从而制约了苏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后来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纷乱，给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以可乘之机。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基本上还是沿用斯大林的那一套，无视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因循守旧，并且超越实际地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新思维”、“公开化”、“民主化”等口号，从长期的“左”，一下子跳到了右。崇尚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三权分立”、“多党制”，修改宪法，军队国家化，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由“改革”变为“改向”，社会主义大厦顷刻坍塌。
从斯大林以后的几任领导人在理论创新上的不同作为，我们可以看出苏共在执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理论创新。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教条化。列宁去世后，理论建设教条化的倾向不同程度地束缚着党的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都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哲学教材是斯大林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学方面是《联共（布）简明党史教程》，这套教材一直沿用了几十年，而这些教材本身就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②凝固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反法西斯胜利面前，苏联的理论逐渐凝固了。斯大林把卫国战争的胜利归结为现行的苏维埃社会制度，归结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并将这视为唯一正确的道路。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二十大时期，对这一体制提出挑战。但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苏联体制中的弊端完全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只是进行一些片面的改组和改革。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依然承袭着前人留下的理论，出于求稳的心态，不敢触动意识形态这根敏感的神经。1969年，麦德维杰夫在书中写到：“近50年来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却停滞了。从整体看，马克思主义落后于现实形势的发展。”封闭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排斥、拒绝，把自己隔离于世界文化之外，企图在一个“无菌世界”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崭新体系。二是排斥异己，将所有与正统理论不合的都视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迫害和打击。20世纪30年代对德波林和布哈林的批判和全面否定，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违背了斯大林的“正统”思想。三是领袖个人垄断了真理发明权。“到了斯大林时期，初期还较好，到斯大林取得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斯大林骄傲了，不谨慎了，开始迷信个人的智慧和权威”，“斯大林本人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阐述者。人们公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提出新的理论原则”。
高度集中的体制产生了领袖人物对理论创新的垄断，在前苏联，不是先有理论后有政策，而是先有政策再有理论，理论只是用来论证的形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只能对领袖人物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注释和普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领袖人物著作的引证代替了独立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独立研究。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在这里已荡然无存，“现今的社会主义比现今的资本主义更害怕对自己的缺点进行客观的分析，我们通常不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方面进行科学的分析，更不对一些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民意测验。”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为这种现象提供了繁衍的温床，到赫鲁晓夫时期，举国上下的种玉米闹剧和农业党委、工业党委的改革就是其延续的体现。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在纷繁巨变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恪守唯一的所谓正统理论而忽视社会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注定要遭受失败。苏联共产党长期囿于教条式的理论，缺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阻碍了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最终只能是丧失执政地位，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向死胡同。
然而就在苏东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危急时刻，以中国为代表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在全面分析本国国情和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新理论成果，反过来他们又以这些新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建设实践，从而不仅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消除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并且通过不断地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开创出了一片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不仅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率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思考，提出了许多富有创建的新思想，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石。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在这些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经验，从本国国情出发，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对外关系等各种关系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初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和直接的思想理论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