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铁马冰河，锋芒四射
大元王朝的军事力量在我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尤其是在成吉思汗主政的大蒙古国时期，其通过征战草原诸雄、横扫辽夏金、决战中原、吞并南宋、雄霸西域、独尊中西亚等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及最终征服对手的赫赫战果，不仅论证了大元的阳刚之韵，而且也彰显出强大军事力量在现实政治秩序中的独特作用。
大元军事制度采用的是蒙古旧制和中原王朝军制的结合。其对于驻防首都及心腹地带的军事建制，采用宿卫军制度，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统率。担任大元政治中心大都、上都的防卫军队是侍卫亲军，隶属于枢密院；镇守全国各地的防卫军队是镇戍军，而且在地方普遍建立类似于如今军区的卫所，也隶属于枢密院。大元军队的兵员结构由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组成。军政统帅体制比较健全，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构成；中书省领全国政务主六部，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地方行政机构则分为行省、路、府、州、县，而且各级地方政府均担负起一定的军事监督执行职责。
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把军事掠夺、征服作为男人最神圣、最光荣的事业，因此整个大元朝的国防部署，奉行着“攻为主”的战略。当其一统蒙古高原各部后，富饶的邻国即成为他们征战的目标。成吉思汗曾云：天下地土宽广，河水众多，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征服邦国；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正是由于一种天生强悍的掠夺欲望，成就了大元帝国锋芒毕露的国防战略。除此之外，成吉思汗的军事战略思想则构成了其对外用兵的重要细化内容。
成吉思汗建国后，蒙古各部的兵役制基本定型，主要实行部落兵制，而且执行征兵制。但因民族不同而略有区别，对蒙古采用成年男子皆兵的办法。蒙古十五岁至七十岁的成年男子，不分贵贱和家庭人口数量，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蒙古族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牧业生产，一旦战争发生，就要随时出征，即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
蒙古兵役制，对其他民族实行军户制度。被划为出军当役的人户称军户，父子相继，世代相袭，不准脱籍。主要有探马赤军户、汉军军户、新附军户，对3种军户分别设立专门的管领机构“奥鲁”，以负责监督军户出丁当役，保证战时有充足的兵源，并向军户征发其当役亲属所需的钱物。探马赤军户或称蒙古军户，是元代军户的一种。探马赤军是从蒙古各部中精选出来的，并制定专门的军籍。列名汉军军籍的人户，就是汉军军户。列名新附军军籍的人户就是新附军户。另外还存在着战争中被俘获的被逼为奴、以供驱使、称为“驱口”的军驱附籍。
大元王朝规定，凡被定入军籍的人，不可更易，不得改为其他户籍。各级军官一般实行世袭制。军户世世代代都要服兵役，不能改变。军人如果在出征或出戍时逃亡，要到原籍捕获他的兄弟子侄来顶替。明令禁止探马赤军户以“军驱”（奴隶）代服兵役。所有服兵役的人，都要以“正身”（本人）应役，不能逃避或“雇觅”他人代役。如果军人在阵前战死，本户军役可以“存恤”一年，病死者“存恤”半年。在战争期间，军人没有假期。战争结束后，出征军人可以放假“存恤”一年或数年。元廷还采取了轮流休假的方法，地方镇戍军一年轮换一次。元代百姓的赋役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作为军户承担兵役的补偿，政府在赋役方面对军户实行豁免和优待。（《中国通史》）成吉思汗建国之后，确定了蒙古军队的指挥系统，十夫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五十户长。千户是蒙古军队的基本军事单位。在出征作战时，蒙古大汗亲征，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听从大汗的直接指挥。成吉思汗西征时，授命左翼蒙古军万户长木华黎统管中原汉军。窝阔台汗即位后，在汉军万户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多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都元帅掌管镇戍中原的探马赤军，节制各汉军万户，统一指挥前线作战。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改变了蒙古国时期蒙古军分为两翼，由万户长、都元帅节制汉军的指挥体制，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作为掌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忽必烈设立枢密院后，蒙古军的指挥系统，取消了左、右翼万户长，蒙古军直接由枢密院节制调遣。大蒙古国时分封的蒙古宗王，都拥有直属蒙古千户和封地。忽必烈改变了这种做法，将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派到漠北、陕西、云南、吐蕃等地作为出镇宗王，授以宗王节制当地军队的权力。宗王出镇的主要权限是镇戍征伐、监督军政，赋税军站等事务由当地行省执掌。
大元朝的武器是士兵自备的，蒙古军和汉军都实行自备军需的制度。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士兵武器自备已应付不了战争的需求，于是出现一批制造炮仗、弓矢和盔甲的工匠，同时战争中尽可能地掳掠敌方军需物资。窝阔台时还设立军储所，以收贮钱粮军用。其兵器管理，一方面设置专门的武器库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则加强武器的进出管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大力发展蒙古军的武器装备。元朝军队使用的武器，分为冷兵器、火器两类，以冷兵器为主。冷兵器有长杆兵器枪（矛）、长柄刀等，短柄兵器刀、剑、斧等，射远兵器弓、弩、炮（抛石机）等，防护装具有盔甲、盾牌等。火器在元代战争中的作用相当大。蒙古军西征时，经常使用火油筒；对南宋作战时，大规模使用火炮（火球）；对日本作战时使用了铁火炮。元朝中后期火铣开始用于装备军队，用于实战。另外，元朝承袭宋人的造船技术，能造出规模宏大的战船。
仔细解剖大元的具体军事能量，则不能不谈谈其天下无双的草原劲旅--蒙古骑兵。蒙古骑兵是活跃在13世纪中国北方草原上的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术灵活”的高素质军事力量。在蒙古语里，“汗国”原即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蒙古骑兵之所以具有横扫东西南北一切对手的超级战斗力，是与它的一些特殊性分不开的。
蒙古骑兵人数不多，但是质量却是绝对一流。蒙古军队规模比对手均要小，成吉思汗时统率的最大规模军队即是用来征服波斯的部队，人数24万。后来征服俄罗斯及整个东欧、中欧的军队均在15万以下。蒙古骑兵信奉的是，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不靠人数多虚张声势。
人数相对少，那么整个军队编制也有一个特色，普遍偏向小型化编制。蒙古野战部队一般由3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1000人；每个骑兵纵队下设10个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下设10个班，每班10人。而且所有骑兵均是骑马作战。通常骑兵分两种。一种是轻骑兵，一种是重骑兵。两种骑兵队装备不同，主要任务也不一样。一般由重骑兵担负突击，其规模占到总人数的40%。在装备上，重骑兵头戴简易头盔，全身披着盔甲，主要兵器是长枪，腰间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而担负侦察掩护的是轻骑兵，占到总人数的60%，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跟踪追击。装备上，轻骑兵除了戴一顶头盔外，身上一般不披盔甲，主要兵器是弓、短弯刀、狼牙棒、长枪。为了确保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配有一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部队后面，战斗中随时用来更换。
蒙古军队最常用的战法是--在轻骑兵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平行的纵队。标准的战斗队形由5个横队组成，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都是重骑兵，其余为轻骑兵。在5个横队的前面，还有一些轻骑兵负责侦察、掩护。蒙军主力则会在骑兵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高速前进。另外，战场上注重掌握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情报；会采取轻骑兵撤退，由重骑兵发起冲锋的战斗形式；而且注意对敌围歼--常借助烟幕、尘土、山坡谷地作掩护，以完成对敌人的包围，然而迅速从四面八方对敌发动毁灭性的进攻。
正是由于蒙古骑兵部队具有如此优秀的品质，加上其军事统率机制的健全，最终成就了大元王朝那种空前的军事爆发力。在外交政策上，大元以“征战为上，他国牧马为荣”。大元政府出于自身生存环境的游牧化，及草原逐鹿过程中对于暴力与血的崇尚，因此培育了其嗜好武力，遇事首尚暴力的独特个性。正是在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大元王朝对于军事建设给予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其不仅强化军队建设，更通过实际的军事战争而历炼大元朝的大兵，最终横扫东西南北，称霸欧亚大陆。虽然这种建立在武力之上的大元世界体系并未长久，但毕竟展示了一个大国、强国的军事尊严。而在这种崇尚军事手段的背景下，大元的外交战略即以征服对手为最高主旨，喜好以暴力手段来解决外交问题。
蒙古王朝对于欧洲的征战，主要发生在大蒙古国的窝阔台、蒙哥时期，而且其征战的地区主要是南部欧洲、中部欧洲及东部欧洲。通过在欧洲大陆的纵情驰骋，强悍的蒙古大兵横扫了波斯、高加索、顿河、里海、亚得里亚海、巴尔干、伏尔加河、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多瑙河等横贯欧亚西、南、中、东的广阔地区，以战无不胜的战绩，铸就了一尊伟大的东方战神的形象与尊严。
大元王朝是个追求征服、喜好动荡、张扬武力的阳刚时代，因此相对于元前的中原南宋，也就更加显示出大元政治中的那种野蛮精神。与元朝不同的是：南宋，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经济、文化活力的王朝，原本应该崛起强大，但或许是过分恐惧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暴力、叛乱，因此整个北、南两宋朝均显得文文弱弱，失去了男人、政治、国家、民族应该具有的阳刚之气。这个朝廷过分尚文、压抑尚武精神，患上了军事恐惧症，以致在不得不面对身边的军事强国辽、金、西夏、大理时，只得夹着尾巴、处于防守中，而且割地赔款、屈膝卖国、残害主战将领、奸细辈出，最终使其纸老虎的本质被大元看透，而终死在大元的口中，由此也被牢牢地钉在“尚文亡国”的历史耻辱柱上。
8.百花齐放，璀璨夺目
在大元朝，草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得以相互碰撞，从而绽放出这个时代的文明之花。元朝广博的国家版图、缤纷多彩的中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共同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及一体化。大元朝在入主中原、灭亡南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分别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变迁。灭亡金朝后，形成北方蒙古文化、辽金文化两大文化圈；灭亡南宋后，则造成南北两大文化带--以大都为中心的胡文化，及江南的审美文化相并立的文化格局。但由于重武轻文的民族传统，大元的儒家文化出现没落的征象。
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左手，枢密院是右手，而御史台则是用来医治左右手的。因此，这三大系统再加上文化、宗教、思想上的控制，即能使大元皇帝实现对于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乾元大哉”帝国的统治。
蒙古文字的创立，可以说是蒙古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从此蒙古民族进入到文字历史时代，使得所有的文明成果能够通过文字的形式，世代传承。
蒙古原无文字，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时，即命乃蛮掌印官塔塔统阿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以教授铁木真子侄--这就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古文字学界则将其称作回鹘蒙文。但畏兀儿体蒙古文只是文字借用，且用畏兀儿文拼写蒙古语不准确，所以忽必烈即命八思巴再创新字。八思巴创制的文字是拼音文，基本字母41个，元音为9个，汉字译音分别为哑、伊、邬、翳、污、恶、也、口、耶。用这种文字来拼写汉语、蒙古语，相当准确，故深得忽必烈喜爱。回鹘蒙文和八思巴文都是蒙古文文献精品中之精品。
1269年，忽必烈下令推行“八思巴字”（蒙古新字），规定一切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
1269年7月，决定在各路府州设立蒙古字学，吸取地方官员子弟和民间子弟入学；又规定蒙古字学教授的品级比儒学教授高一级。1271年，元朝廷明令“不得将蒙古字称作新字”，应直称为“蒙古字”，成为“国字”。1281年，规定省部台院、各处大小衙门的奏文、表章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字。自此，八思巴创制的文字就成为蒙古正式官方文字。忽必烈为表彰八思巴创制新字，敕封其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且赐六棱玉印、黄金百锭、银2000锭、绸缎4万匹。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嘉派”五世祖师，1235年诞生于藏“昂仁鲁孔”的萨嘉家族，本名洛追坚赞，3岁时便能讲法，被人们称为八思巴（藏语“圣者”的意思）。八思巴本人则在大元帝国的统一、西藏的安定、吐蕃与中原的关系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是藏史上继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巾这“藏王三杰”之后的又一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