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16日）
非常感谢各位同志来参加这个会，非常感谢国家教委的同志在国务院做出决定后很快就来宣布这个决定，尤其感谢何东昌同志刚才讲的一番话，这些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大家都知道，两年前我就辞去校长职务的事，跟李鹏同志谈了我的心情，总觉得年龄大了，力不从心，同时感到学校工作和以前不一样，确实需要年富力强的同志做扎扎实实的工作，甚至做一番拼搏和奋斗，李鹏同志对我深表同情。回来后，我写了辞职报告，教委的同志一再考虑像人民大学这样一所党从延安时期创办起来的、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才的阵地，希望老同志能再坚持一段时间，李铁映同志也找我谈过话。我当时还有另一方面的想法：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看我们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究竟实行校长负责制还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很值得深思。教委决定除少数几所院校继续进行校长负责制试点外，其余全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认为如果我继续担任校长，不利于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我的报告教委反复考虑了一年半之久，今年8月铁映同志才正式批下来，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两年来的愿望，我非常感谢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教委的何东昌、滕藤、朱开轩等各位同志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参加这个会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卸了这个担子，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另一方面，毕竟在这里工作了6年多，总有恋恋不舍的心情。人民大学的前身是抗战开始时，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建立的培养抗日党政干部的陕北公学，经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到人民大学，这是一个有光荣传统和良好校风的高等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建设，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校很快恢复起来，随后，在成老、郭影秋等同志领导下，人民大学的恢复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很有成效。从那时起到现在的13年，前一半是成老、郭影秋、张腾霄同志领导，后一半是我来以后和现在的领导班子一起工作。我们学校有自己的优势，因为有好的基础，有一支多年形成的数量多、质量好的教师队伍，许多同志还是全国学科的带头人，所以人大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人大之前，感受不深刻，来到人大之后，每到全国各地去时，就会有当地的党政领导突然站起来，说：“报告校长，我是某系某届学生”，这使我很受感动。今天我要离开人大，有一种难舍的心情。
为什么人民大学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看首先是全体教职工努力奋斗的结果，特别是在座各位：各系、所、部、处干部，你们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减少了我们大量烦琐的日常事务，使我们能顺利地把工作推向前进。其次是我们有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因为有这个班子，就能和大家一起开拓前进。更重要的是教委和市委的领导，对我们帮助很大，在紧要关头帮助、支持我们，渡过难关，继续前进，所以我相信人民大学今后一定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我们回顾人民大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不能不怀念学校过去的领导同志，在世的或去世的，特别是吴老和成老，他们是开创人大的先行者，同时还应该怀念郭影秋及胡林昀、霍遇吾、孙力余等同志，还有一些值得怀念的老教授，如胡华同志。这几年逝世的还有李秀林、李景汉、罗髫渔、秦锡瑜同志，和不久前去世的沈思聪教授、王德根副教授。最近我翻了翻从1985年至今的大事记，有几十位教授，特别是中青年教授逝世，使我们感到非常痛心，今天，我要离开人民大学，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刚才我说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人大，好在和人大没有完全割断联系，譬如：我还担任着国家计委顾问，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秘书给我数了一下，大概有几十个头衔。过去我在国家经委工作很忙，很多头衔可以推掉，退到二线以后，比较空闲一些，各种头衔也来了，所以我还会不断地请求人民大学的同志给我担任的工作予以帮助和支持。6年来，你们给我的支持和帮助很大，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同志，可是我对人大的贡献太小太小。在这6年半里，前一段是行政工作忙，后一段是社会活动多一些，对学校的工作照顾很少，可以说是挂名校长，从这个方面说我感到惭愧。同时，我还担任着吴玉章基金会主任，我愿意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同志做点贡献。
再过半个月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了，我想借这个机会祝贺同志们新年快乐，阖家欢乐，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成绩、做出新贡献。同时，通过同志们转达我对全体教职工、对全体同学和全体离退休老同志新年的祝贺。最后，再一次对同志们表示感谢，对教委、市委的同志表示感谢，对我们共同战斗过的领导班子的各位同志表示感谢，对我们学校原来的领导同志给予我的支持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