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曹奂延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由相国、晋王加九锡，设晋国官属，取代曹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同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太子司马炎继为晋王。十二月，司马炎用曹魏代汉的办法，受魏“禅让”，取得帝位，封魏帝曹奂为晋陈留王，以晋为国号，改元泰始。史称为西晋。加上在此前一年264年灭蜀，280年灭吴，魏蜀吴三国最终都归于晋。晋朝统一过程最仁慈，执行优待政策，所以习凿齿评价司马氏有千载盛功。
成功反专制的门阀制度在西晋正式确立。门阀与豪强地主的区别是：豪强地主指的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体的地主阶级；而门阀士族指的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这是以家族为单位，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特权阶层。在政治上，门阀士族拥有崇高地位，他们垄断了仕途，控制了中央政权，成为变相的世卿世禄贵族阶层。在经济方面，门阀士族兼并土地，发展田园别墅式的自给自足经济。在社会生活方面，门阀士族是高人一等的社会阶层，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门阀士族以家学世代相传，同时也就把自己的清白家风世代相传下去。门阀士族是以封建伦理道德相标榜，以清白家风世代相传的道德之家。门阀士族除了遵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具体规范之外，特别注重清白廉洁，独行特立，刚正不阿的气节。其精神就是：不畏强暴，独行特立，“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思是纵然面对千万人阻止，我也勇往直前。
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正式废除，改为占田制。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西晋占田制的实行，使农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从而调动了农民辟田开荒，从事生产的热情。再加上晋武帝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所以，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西晋吸取了曹魏没有分封宗室而早亡的教训，采取了西汉初的王室诸侯郡国制。西晋建国不久便大封同姓王。西晋大封司马子弟为王，想造就一个皇族势力屏藩帝室，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皇权，降低士族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武帝所为，加重了地方分权化的倾向。但是，综合分析史料，晋武帝的政策，其实并不简单，其中蕴含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地理的多重意境，而且此项政策与“八王之乱”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链。
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十分严厉。西晋诸王虽然极受尊重，行动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实权看，比起曹魏诸王来，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皆自选其文武官”。然而说是“自选”，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晋王朝的监督。西晋的诸王无论财权、政权、军权都受晋王朝的限制和控制，实际只不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一种特殊的地方机构而已。所以诸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留在京师陪伴皇帝，而不乐意就国。王国置军人数按咸宁三年成例，大国最多也仅为五千人。而诸王混战中动辄万人，如成都王颖与河间王讨伐长沙王时，成都王“军二十余万”，河间王则以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如此庞大的军队，短时间内不可能仅由王国提供。
为了加强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条件。
魏晋建立都督，从制度上说，即赋予重权，又极力限制与防范，目的是既要让它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服务，而又不致变成分裂割据力量。晋武帝认识到这是个成功的经验，所以在世时广泛推行。后代封建统治者也认识到都督制度的作用，所以不仅东晋南北朝继续沿用，而且隋唐至明清的“总管”、“节度使”、“巡抚”等等，也都是以此为楷模而进一步发展建立的。把这样一个显然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制度，看成是“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恐怕是过于强调了它权重的一面，而忽视了对它限制、防范的一面。
两晋时期的外戚政治基本上是东汉外戚政治的发展与继续。西晋司马氏皇权仍处于主导地位，士族势力要反专制皇权，控制枢要，也只有像东汉那样，利用政治婚姻，操纵中官，积极地染指于皇太子的确立以及帝王婚姻的决定权，争取政治权力。由于后妃的士族背景，使得她们的王位遴选直接关系到了司马氏与各大族间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因此从西晋建国开始，这种专制与反专制的政治斗争就连绵不断。武帝自平吴以后，怠于政事，整天沉湎于游宴酒色之中。他宠信后党，将大权交与杨、贾等婚姻士族。杨氏、贾氏等外戚皆当权秉政。
武帝选择了贾南风为太子妃，目的是希望通过联姻的方法笼络曾拥立他登基的世家大族贾充一党，为太子衷登极后的强援;另一方面，选择皇后之父杨骏为辅政大臣，有意造成一个以扬氏为代表的士族势力，以期与皇族势力合成辅佐帝室的两翼。但形势并没有按照晋武帝预先设计的轨迹发展。
武帝晚年，朝中大权逐渐被外戚杨氏控制，这就与贾氏外戚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以辅政大臣杨骏为首的杨氏集团完全排斥皇族势力及其他士族，专政擅权。所以，晋武帝一去世，杨、贾两家外戚的矛盾便爆发为公开的流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了懦弱昏愚的皇帝司马衷的贾南风便联络地方的宗室诸王与杨骏对抗。这样，朝中的官僚宫宦、地方的宰守以及司马氏宗室诸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分别依附于这两个集团，使这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厮杀之局变得更加复杂。
武帝以高度的政治智慧较为正确地处理了对都督的利用与限制关系，故终其一代，都督制是西晋统一和稳定的一块基石。这一点屡为后世所借鉴。即使在诸王变乱之时，多以“矫诏”或是“讨逆”相号召，其中也包含受这一制度约束、危慑的因素在内。但是由于这一制度对使用者的才干、威信等各方面要求较高，故极难掌握，晋惠帝的无能终使其走向反面。
这就引起了后果严重的八王之乱，贾南风自己也被杀。西晋皇室内部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互相残杀。本来东汉末年中原就人口锐减，西晋这一折腾人口就更少了。西晋兴起于反专制，却灭亡与专制。公元316年西晋灭亡，从统一全国算起，到灭亡仅仅是36年时间。所以综合来看“八王之乱”是根源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护专制皇权的举措才是演变成发生“八王之乱”的根本原因。
西晋虽然短暂但其实是国力很强大的。对比集权到极致的却在一个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分分钟亡国的北宋，西晋却能与五个游牧民族对抗十余年之久。西晋的封国就是最好的制度，西晋的门阀就是最好的社会结构，因为可以发挥社会最大的活力。如果清末洋务运动时还有封国和门阀贵族，那中国可以轻易带亚入欧，远超日本的脱亚入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