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理性上认真分析以上案例，不论其历史意义进步与否，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是古代西方社会中比较典型的准公共关系活动范例。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基督教为何历时两千年而不衰，并至今仍是现代宗教学以至世界人文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古代中国人和古代西方人，长年以来他们对社会及人文关系的认识和处理，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些因其有普遍意义、永恒价值而可直接采纳继承，有些则需在今天条件下批判性地吸收。古代的类公共关系活动，产生于与现代社会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传播媒介完全不同的环境之中，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自然不能跟现代公众社会的公共关系活动同日而语、等量齐观。
古代的类公共关系无论从理论建树还是操作技巧上，都是比较原始、随意、粗糙和未成“体”“统”的。与之相反，现代公共关系则源自现代公众社会和现代组织运行的内在要求，完全是一种有理论指导、有操作规程、有行业伦理约束的自觉性交流、沟通、劝说活动。
第二节公共关系在美国的兴起
一、公共关系形成的历史条件
我们说，公共关系是以现代公众社会为基础的，离开了这一社会背景也就无公共关系可言。为了能清楚地说明此问题，我们有必要考察、分析一下现代公众社会为公共关系提供的三个必备条件：民主政治条件、商品经济条件和传播技术条件。
1.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政治是公共关系发展的政治前提。相对于资本主义商业社会来说，古代社会（主要指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统治者在政治上施行专制独裁或强权高压，他们视被统治者为“群氓”或“斗筲之徒”（西方视人民为“羊群”，其意义几乎一样），要么欺骗，要么镇压，从不平等地对待他们。例如在古罗马时，就有统治者自封为“dictator”，意思是独裁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是一个着名的专制君主，他曾公开声称“朕即国家”。而中国的皇帝则自称“天子”，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享有九五之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加上《自由大宪章》、《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等世界性划时代文告的传扬，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政府从本质上说也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他们不得不听取社会公众自由、平等的呼声，不得不考虑中产阶级对自身利益的保护需求，定期推行普选，实行一种所谓让“民”参政作“主”的“民主政治”。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客观上促成了社会各公众群体有必要维持一种相互倚赖、彼此合作的关系。
2.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公共关系行业提供了必需土壤。这是公共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古代社会也有商品经济，但其水平毕竟不高，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很有限。古代社会的经济，特别是封建社会经济，都是一种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自然经济，包括我们常说的小农经济与庄园经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决定了自己的封闭性，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人文关系也只能局限在“血缘”与“土地”的经纬之中，活动天地极为狭小。小农经济最突出的形象代表就是一幅男耕女织图，他们自给自足，有吃有穿，几乎不需与外界发生联系，实可谓“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古代庄园经济亦然，一座庄园就是一个小社会、一个独立王国，往往农、林、牧、副、渔应有尽有，也不必与外界发生联系。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大不相同，它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通过市场与分工两个支点，由竞争杠杆进行调节，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其活跃的开放性关系网络。
商品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决定了支配这个关系网络只能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平等交换、互惠互利。以这一法则为内在驱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出于自身调节的需要，开始大声呼唤公共关系的降生。顺应现代公众社会的召唤，公共关系也找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3.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也可称“关系技术”——的飞速进步为大规模开展公共关系提供了技术手段。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交通条件落后，其工具也主要是舟楫车马，信息传播的手段自然也谈不上先进，否则，古希腊人也不必从马拉松跑步到雅典传送消息了。这种情况必然造成社会的闭塞。对一个国家来说，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间大多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至于那些边远山区，就更是“山高皇帝远”，成了“世外桃源”，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既没有传播工具，也没有内在动力。再者，传播手段的落后，再加上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当然只能处于原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关系活动的开展是很难想象的。与古代社会告别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特别是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形成之后，汽轮、火车、报刊、电话、电报、电视的相继问世，接着就是互联网的横空出世，使地球一下子变“小”了。交通与信息传播条件一个接着一个地从梦幻变成现实，为国家、地区、组织、个体间的联系和沟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公共关系正是依靠了信息传播手段的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方得以兴起、兴旺和快速发展的。
二、公共关系在美国的肇始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首先在美国问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相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又没有过于厚重的传统包袱，所以能较好地借鉴其他国体和政体的治国管理经验。经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和以后的工业革命，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民主政治体制到20世纪初已在北美大陆得到了较为稳固的确立。
2.美国是个多民族移民国家，国民中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与群体观念。从17世纪开始，西方殖民者开始向美洲移民。最早到达北美这块土地上的是一批在英国受迫害的清教徒，他们于1621年乘坐“五月花”号踏上了后来被叫做新英格兰的大西洋西岸地区。其后，欧洲其他民族中的不满现实者以及非洲、亚洲的移民也相继迁居美利坚。由于原先的平民背景或曾受宗教迫害的历史，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他们都期望在这块新天地建立新的家园，谁也不愿听人宰割、奴役。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不同、语言不同、习俗不同，彼此间又很自然地产生一种相互依靠、相互帮助的观念。
3.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北方的工业经济与南方的种植园经济置于同一政府有效管理之下，国内市场体系发育比较健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已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垄断资本间的竞争，深入、广泛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不但社会的生产结构与市场体系发生重组，而且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出现深刻变化。此时美国经济尽管仍以生产为中心，但逐渐开始关注市场的制约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或部门的成败不仅在于产品质量，而且需要看它能否适应市场，能否不断地开拓市场，看它能否争取到各类消费群体和整个公众社会的舆论支持和形象赞誉。消费公众对市场运行逐渐显现的牵引和制约，慢慢地成了现代商品市场生命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当时的企业管理人员所认识和关注。
美国社会正是具备了以上几个前提条件，其内部才自然地孕育了现代公共关系的胚胎。
还是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报刊宣传运动”（Press Agentry）。这一运动由《纽约太阳报》首倡，开始主要是为了争取读者，扩大发行，但其后一些公司、企业便乘机雇人在报刊上制造能扩大自己影响的新闻，以求达到不花广告费就能争取消费者的效果。由此一来，报刊的传播宣传作用就日益引人注目了。只是到了以后，这种靠制造新闻来愚弄公众的宣传手法才逐渐被人唾弃，报刊转而专门揭露一些企业、公司的阴暗面，利用舆论对之抨击。这就是美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扒粪运动”。这一运动的出现，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开始重视报刊舆论的重大作用。
在美国政治活动中，当时也出现了现代公共关系的雏形。例如南北战争时，北方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以动南方控制区的民心，林肯总统于1862年9月22日公开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并通过报刊、传单广为宣传，从而有效地争取到了国内外广大公众的支持，使内战形势迅速向有利于北方的方向转变，并最后获得胜利。又如1888年美国总统竞选，针对美国人民对垄断资本的不满情绪，两党候选人皆以反对托拉斯为口号开展竞选活动，力图打扮成平民代言人的形象去笼络选民，争取选票，从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劝说”经验。
以上情况说明，在现代公共关系正式诞生以前，美国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中均已出现了现代公共关系的幼芽，不少企业家与政治家都已程度不同地知道利用新闻传播手段去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由于有了这一坚实基础，现代公共关系在美国的正式兴起就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
三、公共关系创始人艾维·李与伯内斯
1904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艾维·李（Ivy Lee）在纽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宣传顾问事务所，这是现代公共关系诞生的标志。
艾维·李是一个牧师之子，早年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与哈佛大学，后相继在《纽约日报》、《纽约时报》和《纽约世界报》做过记者，他的公共关系思想核心就是“说真话”，这与其记者生涯不无关系。他认为，一家企业或公司唯有将本身的真情实况告诉公众，方能赢得良好声誉，如果披露真相对自身生存发展不利，那就应及时调整或改变自身的行为。
艾维·李的“宣传顾问事务所”进行的业务是专门为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提供传播和宣传服务，并协助它们与公众和新闻界之间建立和维持一种较正常的联系。他强调他工作的公开性，说目的是向公众提供新闻。他经常向报社提供免费的新闻公报，并总是在公报后标明作者或他所代表的组织名称。此种做法使他在新闻界与公众中获得了好评。他还反复向其客户灌输如下信条：凡是有益于公众的事业，最终必将有益于组织自身。
1906年，艾维·李在给报界的一份《原则宣言》中，明确陈述了公共关系的职业目标。他说，其职能是代表企业单位及公众组织，将对公众有影响且为公众所喜闻乐见的课题或信息向报界和公众提供，并保证其准确性、迅速性。他还认为公众需要了解与他们利益有关的情况是合乎情理的，而向报界提供有关情况以供发表，则是他的责任。
在《原则宣言》中，他还呼吁企业不要唯利是图，应实现企业人性化，并倡导公共关系工作应进入企业最高管理层次。
艾维·李事务所的第一个客户是深受“扒粪运动”之苦的洛克菲勒财团，他当时被人称为“强盗大王”，企业内外的公众都怨恨他，罢工运动更使他一筹莫展。艾维·李劝洛克菲勒应认真调查核实造成罢工的具体原因，将真情公之于众，并建议请工人领袖与资方一道协商解决劳资纠纷。此外，艾维·李还建议洛克菲勒一方面提高工人薪金及福利，另一方面多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建学校、医院、公园之类）。其后，洛克菲勒果然摆脱了窘境，改变了形象。艾维·李因此名声大噪，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铁路公司等企业也纷纷聘请他充任公共关系代理人。
艾维·李依靠自己的努力，使公共关系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甚大影响并获得承认，而且促成公共关系正式成为一门职业，其开创之功不可没，所以常被尊称为“公共关系的缔造者”。又因为他一生致力于造福大众的事业，所以又有“大众公仆”之誉。
继艾维·李之后在美国早期公共关系活动中有重大贡献的是伯内斯，其人多被誉为“公共关系之父”。伯内斯1891年出生于奥地利，次年随父母移居美国。相对艾维·李来说，伯内斯更注重公共关系的理论研究，并努力使之形成一个独立的科学体系。这一点据说是受其舅父影响，其舅父是着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德。
1913年，伯内斯被聘为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公共关系部经理。他为该公司筹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发展公众福利及社会服务的计划，大大地提高了该公司在公众及社会中的影响，为促进福特公司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内斯参加了“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其具体工作是向国外的新闻界提供有关美国参战情况的背景及解释性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