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活字新版本《维摩诘所说经》
最近，我收到一封寄自甘肃省武威市的挂号信。里面装的是两册线装书。我好奇地翻了翻，只见上面成页成行地印满了怪字，除了所用纸张一看就是当今普遍使用的普通宣纸外，其他方面竟与我从前见过的西夏文出土文献颇为相似。
寄信人是甘肃省武威市文化馆的孙寿岭先生，我在十几年前就与他相识并曾多次采访过他。
他所寄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根据同名的出土文献印制出来的。但它既不是复印件，也不是手抄件，而是真正的印刷品！
孙寿岭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去制作这些已“死亡”数百年的文字并且非要用这些自制的泥字去印这本并不具有太大的使用价值的旧佛经呢？
这还得从十几年前的一次考古新发现说起。
一次险些被埋没的重要发现
甘肃省武威市，古称凉州，是我国西部一座重要历史古城，为历代人文荟萃之地。武威在西夏历史中更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这里曾陆续出土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文物，现已作为我国旅游标志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就是在此境内出土的。
1987年5月，这里又有一次令人瞩目的考古新发现。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并不清楚这一发现的意义，差一点就将它彻底埋没了。当时，武威市新华乡钟山村的群众正在亥母洞寺遗址施工。他们在小殿后部坍落的土石中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其中就有纸张泛黄的印刷品，当地群众称之为“番经”。然而在当时群众并未报告，而是仍将它保存在洞中。直到1988年9月才有群众向文物保护部门报告。当时任武威市博物馆负责人的孙寿岭闻讯后立即和另一同事赶赴遗址，清理出了残存的文献资料。
在出土的文物中，最重要的当属这册西夏文佛经。孙寿岭在进一步整理中发现，这次重见天日的是《维摩诘所说经》的下卷。全书为经折装，共54页，书品长28厘米，宽12厘米，每页有7行字，每行有17个字，总共达6400多字，与之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时期的契约、记账单之类的文字资料。
《维摩诘所说经》首页的题款有西夏仁宗的尊号，而且同时出土的文物中没有晚于西夏的。这说明《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时期的印刷品，而且很可能是夏仁宗嵬名仁孝在位时的版本。而夏仁宗在位的时间是1130～1193年，这只比北宋发明家毕昇在庆历年间（1014～1049年）发明铅字印刷晚了100多年！
毫无疑问，这套佛经的价值已超过了佛教本身。揭开它的秘密！这一信念在孙寿岭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非同小可的发明
我国古代的印刷术，被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被称为“文明之母”，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早在隋唐时期，雕版印刷就已大行于世。到了宋初，全国已形成许多印刷中心。北宋教育机构印刷经史书籍，一次就雕版10余万块。雕版印刷业的繁荣，也暴露出其自身的缺陷：几人、几十人用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雕刻出一部书的刻版，印书周期过长，印过书后，堆积如山的雕版难以保存，造成浪费，也加重了印书成本，影响到文化的传播。
时代需要更先进的技术来取代雕版印刷。
活字印刷术应运而生。令炎黄子孙永远都为之感到自豪的是，这项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的伟大发明，出自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布衣毕昇”之手。然而，由于年代之远，后人不但未见过当时所印，而且连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也从未发现，以致有人对沈括的记载、毕昇的发明表示怀疑。
更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是，近年来不断有人向十几亿炎黄子孙为之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提出挑战：先是某邻国的部分学者说印刷术是他们的祖先发明的，后又有西方一些媒体称活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在公元15世纪发明的。
毫无疑问，如果发现了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实物，那么就会有力地回击各种对我国活字印刷术发明的挑战。
那么，武威发现的《维摩诘所说经》会不会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泥活字印刷？泥活字到底能不能印刷成书？这问题实在是太重大太有意义了！
揭开一个历史之谜
孙寿岭并未将这批出土文物简单地收藏起来了事，而是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想象、分析、研究。他发现，《维摩诘所说经》与别的雕版印刷品有许多区别，具有活字印刷品的特征：印墨有轻有重，浓淡不匀；标题用字混乱，多有错排；有的字半轻半重，字体歪斜，可能是字模放置不平；有些字竖不成行、横不成线，行距宽窄不规范；行字间空格大小不一，而雕版则不是这样：雕版往往出自一人之手，字体大小一致，笔画粗细均匀，风格前后贯通；墨色相对平整一致，字行整齐、界线清晰。
这些研究发现，令孙寿岭十分兴奋。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认定：《维摩诘所说经》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活字印刷品！
证明活字印刷品，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孙寿岭的研究并未到此止步。他要穷追不舍，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因为活字有很多种：有泥字、有木字、有铜字、有锡字……那么，《维摩诘所说经》到底是哪一种活字印成的呢？而要搞清这一问题谈何容易？北京图书馆善本经专家张秀民曾说：“至于泥字、木字、铜字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鉴定）。”孙寿岭没有望而却步。虽然至今尚未发明可以确认的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早期活字印本尚无规律可循，虽然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早已荡然无存，虽然那笔画复杂的西夏文辨认困难，但他还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从中发现了不少奇特的现象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维摩诘所说经》不仅是活字，而且是泥活字！它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对研究印刷术和版本学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994年3月，孙寿岭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国著名考古专家宿白还专程到武威观看了这本不同寻常的印刷品并对孙寿岭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鉴定结论留下的悬念
孙寿岭的研究引起国家权威部门的高度重视。1998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印本鉴定会”，有多位专家出席。鉴定会由国家文物局马自树副局长主持。专家听取有关介绍后又对版本进行了审看分析，并在3个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1.是活字印刷术。2.印刷时间约为公元12世纪前期。3.应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它到底是泥活字还是活字印本？与会专家产生分歧意见：有人认为是泥活字印本，并称之为“世界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有人认为是木活字印本，认为研究者所提出的泥活字证据都可以从木活字角度得到合理解释；也有的专家采取很谨慎的态度：它虽与过去的木活字确有一些不同之处，但究竟是否泥活字印本，尚需进一步研究。
会议认为：鉴于泥活字印本及相关印刷实物过去从未发现过，缺乏可供借鉴的参照物，因此给鉴定工作增加了难度，专家们最后同意诸说并存，并希望今后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孙寿岭因故未能出席这次鉴定会。他为自己未能在会上阐述观点感到遗憾，更为这样的鉴定结论感到遗憾。
那么，鉴定会上留下的悬念，何时才能破解？
再为泥活字找“出身证明”
孙寿岭不甘心接受“诸说并存”的鉴定结论。同时，他仍然坚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
1997年，孙寿岭曾在《陇右文博》杂志上撰文，提出自己认定泥活字的根据。根据有些专家提出的一些疑问，他再次进行深入研究并在《陇右文博》1999年第一期上再次撰文，文中归纳出泥活字的诸多特点：多数字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方不成方，角不成角，中间断折，半隐半现，笔画细薄；有的字掉边断划、剥落，因为泥字烧制后容易破碎损伤；有的字模糊一片，是因为烧制火候过高，造成流釉；有些地方压痕明显，积墨厚重、字体皱折，不会是木版印刷；有的字边缘积墨较厚，中间轻淡；有些字左侧边缘参差，模糊歪斜，右侧清晰端正，这与泥字刻写顺序有关；气眼较多，皱泥明显；上下边栏线断断续续，空缺较多，粗细不一……
孙寿岭认为，泥活字的发明，为以后的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和印刷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虽然泥活字与木活字一样都是凸版印刷，从雕刻、印刷到成书工序基本相同，所印书籍也很相似，但它们所用材料、雕刻手法、制作工艺都有区别，这就必然会在印刷品上反映出来。
曾因发现我国现存最早木活字印刷品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而获得“毕昇奖”的西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也支持孙寿岭的观点。根据孙寿岭的研究，他将孙寿岭所提证据概括为主要三点：文笔不直、“气眼”笔画、变形笔画。他认为，这三种现象无论是在雕版上，还是在木活字、铜活字上都不可能出现。它的形成与活字的泥质、刻字方式及陶化过程有关。牛达生将这些观点发表在《中国印刷》2000年第12期上。
还有一些学者也支持孙寿岭的观点。
令人赞叹的惊人之举
然而，要撼动权威机关的权威鉴定谈何容易？
应该说，从发掘、整理、研究这些重要文献资料，到发现其为活字印刷品，其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孙寿岭已经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大功告成，他觉得自己还有更为艰巨的工作要做。
如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有关专家完全接受自己的观点，承认《维摩诘所说经》泥活字印刷品，彻底打消人们的疑虑？孙寿岭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要想别人认可自己的观点，最好是能拿出实物证据来！
孙寿岭又做出惊人之举：他要亲手制出泥活字，还要用这些泥活字印成书，使人从这样的书里发现西夏文泥活字的特点。
他知道此举对自己将意味着什么。他更清楚自己将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他不知道自己将会经历多少次失败、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但他义无反顾，因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
他认为，不搞清这个问题，就前对不起祖先，后对不起子孙。他要捍卫祖先的发明权，回击一些外国学者对我国印刷术发明权提出的挑战！
孙寿岭之所以敢作这一大胆尝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从小就学会了刻字，而且将这一爱好一直保持至今。他在小学、中学时给村里人刻制的不少名章，现在仍有人保存着，使用着呢！然而，仅仅是刻字，对他来说不是多大的难事！
决心一定，他便从此迈上了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再实验的漫漫征程。
他成了毕昇的传人
当他真正开始这项工作时才明白：“复活”西夏文字，可没有刻个名章那么简单！毕昇的发明，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要复活早已“死亡”、退出社会的西夏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孙寿岭手头只有一套《维摩诘所说经》原件，再就是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文字资料，此外再无可供学习借鉴的资料。
其实，沈括的记述十分简略，讲述刻印方法的仅几十字而已，要真正操作起来，需要摸索的东西还有很多。
在泥上刻字并且要用这泥字印出书来，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艰辛。第一关是选料。
按毕昇之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但胶泥有多种，哪种最适合，全靠摸索。孙寿岭为此采集了好几个地方的胶泥，逐一试验。结果，有的泥一遇到炉火就像鞭炮一样炸光了，甚至连煤块也让它炸碎了；有的泥质疏松，不耐高温，很容易熔化成釉，粘结成一块；有的经火一烧便成油条状，内空外釉，字形全无；有的胶泥中混合沙粒，难以刻字……经过反复对比、试验，总算找到了适合的胶泥。
更复杂的工作尚在后头。孙寿岭详细介绍了他工作的过程：先将块状胶泥粉碎，用水浸泡。还要加水搅拌，搅拌成糊状澄清。一天后，倒去浮水，将泥放在阳光下晾晒，然后用力切下无沙粒的上层胶泥。
他说，千万不能让沙粒混进来，否则就会前功尽弃：一粒沙就可毁掉一个字。
晾好泥后，要反复砸压、揉搓，最后搓成条，装入不漏气的塑料袋中。十几天后再用刀切开，如发现仍有气孔，还需再次压揉，仍放回塑料袋中。直到完全无气孔为止。然后按规格用极薄、极锋利的刀片蘸水锯切成泥丁。待泥丁完全干后，再蘸上水在玻璃板上轻轻摩擦，直至需刻字的一面完全平整光滑为止。
至此，前期工作才算完成。
第二关是手工刻出西夏文字。
西夏文，是西夏政权建立之初仿汉字独创的文字，每字笔画都相当繁杂，多数字都在10笔以上。粗看个个与汉字相像，细看无一字与汉字相同。由于它早在几百年前就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今天能认能读的人已屈指可数，能写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现在，孙寿岭要把十分陌生的西夏文字刻写出来并且要用这些字印出篇幅长达6400多字的《维摩诘所说经》，其难度可想而知。他要掌握西夏文的特点，他要辨认出西夏文。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多大的毅力、花费多少精力！
孙寿岭每制作一个泥字，都是先用毛笔将西夏文反写在泥丁上，然后刻写成阳字。一个字刻坏了，他就再重刻。他刻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刀下的每一个西夏文都端庄大方，保存了西夏文的传统风格。就这样，他一刀一刀刻出了三千多个西夏文，达到了印书所需之数。
第三关是“火烧令坚”。
泥字刻好了，还不能印书。按毕昇之法，还有一个“火烧令坚”的过程。毕昇所用的泥字，实际上是陶字。
那么，该用什么火烧？该烧到什么程度？先人并无明确记载，这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而作为一名业余研究者来说，又不可能具备完备的条件。怎么办？到哪去烧呢？他决定就在自己家做饭用的炉火中烧。
做饭炉子也能烧出陶化的字？孙寿岭为此经受了无数次失败。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一炉一炉地烧，一次次毁掉重来。火候大了，流釉；火候不足，烧生了，一见水就变为泥巴。一炉烧坏了，就前功尽弃，从选泥到制写都得重新再来，令人心疼不已。他不得不在炉边守着，不敢挪离。大部分节假日和下班后的时间，都被他用来烧制西夏字了。吃饭、休息都无法保证，他常常熬到深夜两三点钟，甚至整夜都不能睡。
孙寿岭为此落下一身病：手腕发麻、腰椎增生、坐骨神经疼……但已“死亡”的文字却在他手中“复活”了。
古版本重获新生
西夏文泥活字烧制出来了，目的是要用它印刷成书。只有印成书了，孙寿岭的结论才更能令人信服。而印刷的难度，一点也不比刻写、烧制小。
排版难，固定泥字更难。毕昇是“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孙寿岭研究认为松脂和蜡是用来固定泥字的。但一时竟不知纸灰有何用。经过反复试验才搞清纸灰保温、确保字体平整的作用。这样，他就先将蜡、松香、纸灰放在火上烤化拌匀，用一平板压在已排好的字上，冷凝后取下，版面就平整如砥了。而到印刷墨时，更是对陶化活泥字质量的最后一次检验，有时不得不返工干。孙寿岭至今想起来那一次又一次失败还头皮发麻。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掌握这其中的奥妙了。
他成功地印出了泥活字印本，让《维摩诘所说经》从他手中获得了新生，也让泥活字的特点在他的印本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回顾这十几年的失败与成功、挫折与艰辛，孙寿岭感慨万千。他说：“我花了功、搭了钱、赔了健康，图的是什么？我为的是捍卫祖国的发明权，为的是让后代子孙能正确认识泥活字，不要再把泥活字认作木活字！现在，我填补了一项空白，心血总算没白费！”
由于成本太高且全是自费，孙寿岭只印了少量几套送给有关专家。但就是这很少的几套很快就引起学术界的亲切关注，得到有关专家的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史金波称他是“近代西夏文活字第一人”，“其成果使学界受益，其精神令学人感佩。可喜可贺”。中国社科院西夏学专家白滨研究员也说：“这种执著探求真理的科学实践精神已远远超过作品本身的价值。令人感佩！”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应、宁夏考古所研究员牛达生等学者都支持孙寿岭的观点。陈炳应说孙寿岭的印本把原著泥活字的特点全面重现出来，用事实再次证明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真的是泥活字印本。
有些专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孙寿岭的最新研究成果，再组织一次专家鉴定会，让那古老的西夏文佛经重放异彩，让孙寿岭的成果昭示世人。
（原载《人物》杂志2001年第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