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四天的晚上，那种幻觉就很严重了。就是说，自己感觉就这样把身子打撑了打直了，然后就很想睡很想睡。那种感觉很舒服的，慢慢地就打直了，就睡着了。当然，第一次把身子打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种幻觉很不好，我就马上让自己醒来。但是那种感觉太好了，不能抗拒了。然后第二次那种感觉又来了。我就安慰自己：我只睡一会儿，然后就醒来，然后我就睡。其实就是几秒钟的时间，然后我就马上让自己醒来。这样子坚持到第二天（五月十六日）早上，我就听见脚步声，然后我就叫，救命啊！那天运气好，我们四楼上面的一个人回家取些衣服。他有早起的习惯，所以他就来得很早。那时候就很安静嘛，没有其它的杂音。他从我们那个后门过的时候，就听见我呼救的声音。因为他也知道大家都一直在找我嘛。听到我的声音他很激动，楼上他也没去了。他就问我，你是黄莉吗？我说，对，快救救我！然后他就赶紧冲出去了。我就听见他在喊，黄莉还在！黄莉还在！他姓林，我叫他林哥。这个时候，周围已经有人了。我们那里的人大家都很熟悉的。有一个叫王春梅的，穿这么高高跟鞋，听见我还在，跑得笃笃笃的，就找我母亲。就喊，张娘，你们家黄莉还在！搞快点！我妈妈就朝下边跑。有个部队在那个地方。我母亲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问，你们确切听到她的声音了吗？我母亲就说，是的，听见了！他们就说，跟我们的指挥官联系一下。因为当时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要听指挥的，就是说，不是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我母亲就很着急嘛，说，你们指挥官在什么地方？他们就说，在上面。我母亲就往上跑。部队也就跟着上来了。那个指挥官就问，你们确实听到声音了吗？我母亲就说，确实！然后跟着就来了。接着我就听见他们很多人在说话嘛。那个时候我就心情很激动。然后他们就叫人跟我喊话。因为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我具体被压在什么地方，就顺着我回答的声音慢慢地找到了我。就叫我别激动！他们马上就开始救我。因为那个房子没有塌完，进来的人不能太多嘛。可能当时就进来了五六个人。他们就站在我的那个废墟上面嘛，就开始营救。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用一个手电照我这里，周围没有光线嘛。开始的手电没有电就换了一个，然后就慢慢地扫慢慢地扫，扫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说，我看见啦我看见啦！他们就通过这个方法知道我具体在什么位置。然后就慢慢地靠近。靠近以后，我就听见一个小伙子说，啊，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就很清楚地看见我了。他们就说，我身上压着什么压着什么。因为当时心情很激动，就没记住这些了，具体地就没记住了。哦，当时他们发现我以后叫我喝牛奶。我说，不用了。因为我很着急嘛。我想出来嘛。喝牛奶都是耽误时间，是嘛！
其中有一位小伙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叫窦志，他是登山运动员，是一个志愿者。他就跟后边的人说我的情况嘛，说我身上压着什么什么。然后他就说，不能用大型的东西来救，来吊压在我身上的预制板那些东西，只能慢慢地掏，把我掏出来。因为窦志是登山运动员，他比较灵活，可能身材比较小一点，他就自告奋勇来掏。然后他就先掏我周围的石块呀、瓦砾呀之类的。掏了以后，他就慢慢地自己可以钻进来了。钻进来以后，就够着我的手，就叫我用劲嘛。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腰椎是断了的，只感觉自己的腿用不上劲，我就以为自己腿是被压着的。我就告诉他，我腿被压着了，用不上劲。再加上这只手（左手）被夹在预制板中间，夹得挺麻的，肿了，长时间地压着，肿得很厉害，扯不出来。他还是想办法，他抓住我的头发，那时候我还是长头发，又抓住我这只手（右手），使劲拉我。开始拉不出去。他就说，可能在现场就要把我的左上臂截掉。然后他又说，我们还是再来试一下！现在你趴在我的大腿上。他这时只有一只手抓住我头发了，另外一只手要在后面用劲嘛。然后他就问我，你的右手能不能用一点劲？我说，可以的！然后我就趴在他的腿上。他的一只手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扯。我就用这只右手使劲往上撑。就这样把我拉出来了。就在一瞬间，一使劲就把我拉出来了。就没有当场截这个肢。
我哥哥是第三天赶来的。他在彭州中医院上班，他是放射科主任，不可能离开，我听他（邓泽宏）说，第三天下午，我哥哥单位领导说，你在都江堰，也不知道你母亲和你妹妹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才让我哥哥回来看看。才知道我被压在废墟下面。因为电话也打不通嘛，他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在拉我出来之前，窦志就说，黄莉，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闭上！他说，你在地下被压了很多天，必须要保护眼睛。我一下想起是那么回事，然后我出去时候就闭着眼睛的，也就没看清周围是些什么人！连我的救命恩人都没看上一眼。当时，哎呀……心情很激动嘛！就觉得当时救出去的时候，有几个人全部拥上来，一下就把我抬下去了。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无力了。就是说从废墟里挖出来之后，坚持的那种毅力就垮了，觉得放松了，自己终于被救出来啦！然后他们就抬着我，把我一下就送上救护车了。很快的。
那个床还是起了作用，帮我挡了预制板。那时我摸了一下，我背上只剩下床的挂蚊帐木条，在我边上斜跨着，床是粉身碎骨了。我是十六号九点钟多被发现，十二点钟被救出的。当时我在地下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就这样没有了，我儿子还小，最关键的支持我的就是我儿子，我和我儿子感情很深的，我觉得他给了我很多力量。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嘛，感觉他好像在废墟上面叫我呀、救我呀。后来我母亲就说，他们害怕我已经不在了嘛，害怕把我挖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儿子不能接受，他们就把我儿子放在乡下，没有带上来。后来我到了成都以后我儿子看到我了。当时我哥哥他们都放弃了，都以为没希望了。我哥哥就说，到下面（张家湾）看一下。
刚到那里半个小时，他们就给我嫂嫂打电话，我嫂嫂也在彭州，他们给我哥哥打电话联系不上，就给我嫂嫂打电话，就说我被发现了。叫她赶紧上来。她就开上车，把我儿子接上来了。等他们到医院的时候我已经被送到成都去了。我哥哥在省医院进修过，他有老师在省医院嘛。他就赶紧给他老师打电话。然后他老师就来找我。当时电话是接通的，他老师就把电话给我。医生当时就说，我的手和脚是保不住的。我就哭嘛，我就叫我哥哥，我说，哥哥，你快来！快来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因为当时我还抱有一丝幻想，觉得如果说，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人叫做潜规则，比如说，人比较熟悉一点的，可能就会想尽办法保。我就想通过这种关系，能保就尽量保。然后我哥哥就跟他老师通话，他相信他老师。他老师就告诉他，压得时间太长了，没办法！最后就说要保腿就会有生命危险，就害怕会出现坏死。那样，人的生命就不保了。在上手术台之前我就知道是截肢这个结果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医的嘛。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必须在生命和截肢之间选择。当时也没有让我怎么选择，他老师就在电话里和我哥哥决定了。但我哥哥说，尽量保长一点，以后好安假肢嘛。但是不知道我腰椎已经断了。截的是在膝盖那个地方，保留得还是比较长。当时条件不是太好。没办法，病员太多了。打的吊针，我哥哥看了一下用的药嘛，抗生素用的都是很一般的。那时候药品也很紧张。第三天才给我换药，当时就发现下面已经坏死了，发黑了。我哥哥就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就给领导打电话。因为当时他知道有些人都转医院了，转到比较好的医院接受治疗了。我哥哥就给他领导打电话，说，我现在也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作者注：黄莉说到这儿，停顿下来，然后长时间的沉默，哽咽，眼眶里充盈着泪水。我给她递上纸巾。）。我跟我哥哥的关系很好的，在那时候感觉更不一样了。本来就是一家人，好像还超过了一家人的那种感觉，比一家人还亲。
我做了手术醒来以后，我哥哥就安慰我，他说，妹妹，没关系的，无论怎么样，我都会让邓雨润（黄莉儿子）在你面前长大。他的意思就是，无论如何他都会把我儿子管好。那时候我就只有那个愿望了，希望我儿子能好！我什么都能接受的。我父亲是去年去世的。他八十六岁。在四川叫喜丧。我也没有特别难过嘛。他去世的时候也不是很痛苦。我们做子女的也是尽到了责任。只是觉得很舍不得他。我跟我父亲的感情是很深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太好了！我们那叫二十栋，一提起黄大爷，我们周围的人都叫他黄大爷，一提起黄大爷，大家都很喜欢他。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哥哥都没有哭，他还是控制着。我还是感觉到，有好几次眼睛红了。我出这件事情，我哥哥哭了。他是很坚强的一个人。他给他领导打电话嘛，电话里边就哭了。他说，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没有其它的要求，希望她能得到最好的治疗！真的，我就是说，自己埋在地下都不是很难过的，出来以后，发生了那么多感人的事情，我很感动的。我哥哥他们领导还是很重视的，马上就跟卫生厅联系。联系好了就说，第二天还有一批到广州的机会。后来就坐飞机到了广州。在飞机上送我的两个医生就说，她是我们这里最重的伤员。她的哥哥也是医生，为了抢救其他伤员，没有及时回家救他妹妹。他希望找一个条件最好的医院接收她。然后第一人民医院就上来两个医生把我抬到救护车上，送到了广州市人民医院。
当时我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从地震的阴影里走出来了。没有必要不走出来。那样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采访手记：
采访黄莉是一个很偶然的机缘。八月一号我从茂县回成都的路上给《新快报》记者陈文发了一条短信，告诉他我将于八月五号返回深圳。他说，建议你来广州吧，这里还有一些地震中的幸存者在接受康复治疗。我就让他给我提供线索。
其实去广州跟踪采访幸存者也是我早已的计划，只是一时苦于没有线索。很快，他就给我回复说，他通过广州的“生命热线”志愿者廖卉帮我联系。于是，便有了这次对黄莉的采访。
整个采访过程中，我面对这样一位高位截肢的女性，我无法想像她是以怎样的坚强意志和生命力面对如此深重的灾难。但是我能确切地感受到，因为爱，对孩子的爱，她才对生命更加珍视，也同时创造了生命奇迹，谱写了一曲感人的生命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