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陈赓去苏联学习回来，从上海辗转来到南昌。他找了一个旅馆住下来，就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去，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念陈赓的救命之恩，一见面就很客气，问陈赓这一阵到哪里去了，陈赓寒暄了几句，说一直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在南昌逗留了十多天，以后又到蒋介石那里去了一次。蒋介石虽然酝酿着叛变，但表面依然不动声色，对陈赓虚与委蛇，并发给他一个“特别通行证”，封皮是红绸子的。拿着这个通行证，可以直接去找蒋介石。“还需要钱吧？”蒋介石主动问道，“到文白（张治中）那里去领吧”。
“你准备到哪儿去？”张治中问。
“到上海。”陈赓没敢说是去武汉。
张治中把旅费给了陈赓，压低声音问：“恩来先生现在何处？”
“大概在上海吧。”
“你到上海告诉他，情况不对，行动务必小心。”
“我一定转告。张教育长准备到哪里去？”
“还没最后定，可能我要回家乡一趟。”
张治中果然回到家乡。他幼年家境贫寒，只凑合着读了几年私塾。这次他回来捐资在巢湖市建麓乡洪疃村办起黄麓小学。开学那天，他找了一面锣，绕村敲锣呼唤童稚上学。一时间，村内村外一百多名牛背儿童踏进校门。张治中又出面请来教育界名流出任校长，派大学刚毕业的大女儿张素我来校任教。
陈赓则一头扎到武昌，在街上遇到邓演达。
“你上哪儿去了呀？好久不见。”邓演达关切地问。
“在上海。”
“啊，你刚来，恐怕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吧？”
“有么子新的情况没得？”
邓演达用手指关节在脑壳上连敲了几下。“咳，北伐军到这里不久，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就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还规定了在中央党政机关未迁来前代行其职权。”他说着，把陈赓引进了一条僻静的街道，来回瞅瞅没有旁人，音调低沉地说：“可是不到一个月，蒋总司令就擅自决定迁都南昌，并同英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荷兰银行的买办、上海英租界的华董虞洽卿密谈，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借款六千万元。”
“虞洽卿我知道，是蒋校长的宁波同乡，又在上海交易所当过理事长，和老蒋有老交情。”
“是啊，”邓演达刷刷地掸着头皮上的碎屑，“江浙财阀也在为老蒋筹集经费，看样子要搞名堂了。”
陈赓没再吭声。他们直着腰板站在那里，昂着头，同样倔强地向前挺着下巴，直咽唾沫。
张治中虽在远离闹市的乡村，仍在苦闷之中。学生们放学走了，他在院子里捡着废纸，然后拢到墙角，点上火烧。这是他在扬州当警察就养成的习惯。那时，每天站岗回来，他看见局里一大堆垃圾，里面字纸不少，就天天用两根小棍子，一个破篮子，从垃圾堆里捡字纸。捡完了，送到字纸炉去烧。因为他总记得从前私塾先生总是叫学生“敬惜字纸”，认为这是一种功德，一种好事。他的伦理道德是很深的：幼年在西峰庵私塾读书那一年，听人家讲起“乌鱼”是一种“孝鱼”，他就不但不吃乌鱼，而且常常买来放生。这一种心理，也许是根源于慈母的爱，也许是由于私塾先生讲中国伦理故事所烙印的一种观念，所以他不愿意“背叛”蒋介石。
火苗吞噬了一抱纸张，只剩最后几页书报在火堆旁飞舞。张治中惊奇地发现有一页纸上印着恽代英的名字，名字下面是一首叫《一刹那的感想》的小诗。那是恽代英1920年在安徽宣城师范教书时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诗。更使他惊奇的是，这首小诗竟像是在表述自己苦闷的心情：
昨天蓦然地想起来，这魂魄不曾有个地方安放。
这飘零的生活，令心中每觉怅惘。
我待要不努力，眼看见许多天使样的少年，
一个个像我样的堕入劫障。
我待要努力，这罪孽深重的人类啊！又处处的打消了我的力量。
是我对不住人类么？是人类对不住我么？
我愉快的灵魂，亦似乎感觉痛苦了。这似乎是我听见了我的灵魂哀唱。
我知道我应该努力，但我应该有更合宜的努力地方。
长铗归来乎！何处是我的家乡？
令我这一颗柔软的心儿，永远地这样系思怀想！
他愁闷地点点头，把这页纸折好，装进口袋。
蒋介石害怕邓演达站在他的对立面，所以在发动政变的前夕，还派出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汉找邓演达，希望邓演达和蒋介石合作。
两位说客鼓噪不休，一个说，他们代表蒋介石欢迎邓演达到南昌就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为国家大计的决策人；另一个说，只要蒋、邓合作，就能领导黄埔同学，完成北伐大业，无负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苦心……
邓演达走到窗前，把热辣辣的前额贴到冰凉的玻璃上。冷水珠形成了，浸湿了他的眉毛；一个椭圆的轮廓留在窗玻璃上。他透过这个印子，望着外面那些孤立的电线杆，那些灰白的发亮的屋顶，那些被风摇曳着的多节的秃树和慢慢飘动的银边的云彩。
前额上的凉爽逐渐扩散到全身，他那过分疲劳的神经开始安定下来了。他当即明确表示：“对校长个人并无他意，但是他的做法违反了三大政策。他这样做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只有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与一切昏庸老朽的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营，才能取得胜利。如他采纳我的主张，我接受他的领导，当不当参谋长无足轻重。”
曾扩情怕回去不好交差，急忙进言道：“请邓主任将上述意见写下来，我们带给蒋校长。”
邓演达摇摇头：“不必了。”
曾扩情和余洒度相互看看，只得告辞。
“不行，我们这么回去非挨校长骂不可。”走到半路，曾扩情停下，对余洒度说，“到武汉分会想想办法。”
他们来到汉口一幢大楼，召开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恽代英也派了女生队的一位指导员和几个男生去旁听。会上，曾扩情提出写联名信“警告”邓演达，不要与蒋校长持反对态度，并征求同学签名。由于拥护邓演达的人多，愿意签名的人少，曾扩情、余洒度的计划又落空了。
参加会议的人回来跟恽代英一说，恽代英搔搔脑袋：“表面看这次会上的辩论，是蒋、邓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右派进攻的一个信号。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注意右派学生的活动，因为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蒋介石是黄埔校长，对他还有迷信。”
果然，蒋介石发动了包括“四一二”在内的一连串反革命事件，虎口余生的郭沫若、叶剑英、季方、蒋先云等逃到武汉，邓演达和恽代英把他们迎进屋里。
邓演达耸耸肩膀，说：“太平天国时期，满清的洋奴代表李鸿章也是在上海勾结帝国主义者扼杀太平天国的，现在蒋又紧跟李的老路，勾结上帝国主义来扑灭革命。尽管李鸿章是平‘发逆’，蒋是‘讨赤’，但都是替帝国主义效劳，都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恽代英拳头握得紧紧的，呼哧呼哧地喘气：“蒋介石简直是党贼，视党国为可欺，视民众为可侮，视同人为自己的工具，再也不能丝毫姑息了！”
邓演达又接上一句：“今天他镇压革命，是三二○事件的继续。那时的姑息纵容，埋下了今天的祸根，他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连平民主义都谈不上。蒋最崇拜的是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是蒋日夕所捧读的‘圣经’，而曾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叫做曾剃头，蒋代表封建势力屠杀人民，勾结帝国主义，也应该叫做蒋剃头！”
“对，叫他蒋剃头！”屋里一呼百应。
4月22日，宋庆龄、汪精卫、孙科、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次日，在阅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会上群情激昂，“打倒蒋介石！”的愤怒吼声如海涛卷起，冲向高空。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五大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作了检讨，仍担任总书记。五大期间，共产国际举行了第八次执委会，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立即组织十万工农武装，实行土地革命，以对抗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革命的事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却将这则绝密电送给汪精卫看。此事引起许多共产党人的无比愤怒。恽代英气得双拳猛捶脑袋，像一股闪电要撕碎乌云般的愤怒：“罗易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蠢事，是一个项伯式的人物！”是啊，在鸿门宴中，项伯把项羽欲谋杀刘邦事告张良，后与项庄舞剑时，竭力以身护刘邦。项羽败后，项伯投靠了刘邦……
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首先叛变。邓演达已率部举行第二次北伐，在河南一带作战。武汉防备空虚，形势十分危急。5月18日，恽代英自任由军校、讲习所学员组成的中央独立师党代表，侯连瀛任师长，随叶挺部赴前线讨伐夏斗寅。
北伐军在河南进击奉系时，奉系全部力量集结在京汉线一带，因处陕西的冯玉祥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就乘机出道关，沿陇海路出动。北伐军击败奉系，冯部进入郑州与北伐军会师，冯亦抵达洛阳。邓演达由郑州乘手摇铁路小车，到了洛阳。见到冯玉祥，冯玉祥却态度冷淡，既不谈军事上的意见，亦不表示政治态度，只是说自己部下孙良诚军已开进郑州，请邓演达到河南巩县兵工厂演讲。
邓演达讲到激昂处，高呼“打倒蒋介石！”冯玉祥坐在一旁，一声不响，只有一个士兵响应，站起来连呼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大怒，喝令：“拉下去！”偏过头来对邓演达说：“你们反蒋我不干涉，可穿二尺半的，在我这地盘就不允许！”
当时冯玉祥与邓演达为初次见面，而蒋介石他还没见过。他认为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部究竟有何分歧，实在不清楚。所以邓演达讲蒋介石独裁的话，他很不情愿听。但会后，共产党人刘伯坚对他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这使他陷入五里雾中。
邓演达对冯玉祥的冷淡深感诧异，又约冯在郑州再行开会。
邓演达回到郑州，电请汪精卫、谭延、孙科、徐谦、刘骥等来郑州，连同已在郑州的唐生智、张发奎，商谈大计。
6月10日，邓演达备些茶点，邀请众将领开会。冯玉祥先说：“兄弟治军数十年，爱护部属，不作无谓牺牲，力求避免增加伤亡……”
全场骇然。大家都明白冯玉祥是意指临颍之战伤亡惨重，以如此代价击退奉系以迎接冯部出潼关，实属不必，明显表露出冯并不感谢武汉方面。冯又昭示武汉民众运动失当，造成分裂，把宁汉分裂之责卸给武汉，甚至批评会议席上茶点，杯盘狼藉，殊非革命要求……
冯玉祥的话，以及他说话的语气和整个态度，都使邓演达很不舒服，也很担忧。他激动地问：“你对工作方面有何意见？”
冯玉祥以强兵在握、举足轻重的神态说：“弥合宁汉分裂，继续北伐！”“武汉方面愿意合作，共同声讨蒋。”邓演达补充说。
可冯玉祥摇了摇头。
从邓演达脖子旁边通到他耳根的一根筋，青许许地暴露起来了，他的眼睛也气得眯缝起来。会议无法继续讨论。最后声明北伐军退回武汉休整，将河南地盘交冯玉祥接管。
6月15日，邓演达惴惴不安地回到武汉。郭沫若和恽代英前来慰劳洗尘。邓演达高兴不起来，在屋里背着手走来走去，边走边说：“冯玉祥出身贫苦农民，由小兵而至将帅，近年受军阀压迫的痛苦，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倾向革命，岂料现在竟然动摇，庇护蒋介石，实在可悲。”
6月19日，冯玉祥跑到徐州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早已了解了冯玉祥的个性和迫切希望，便亲自到黄口车站远迎，推崇备至，立即馈赠五十万元犒军。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的一套也不无恶感，同意出面调和蒋汪之间的矛盾。蒋介石称“这次会晤，中国危而复安之大转机”。
冯玉祥电请汪精卫、谭延，要求邓演达辞职出洋，理由是“邓演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
邓演达去找唐生智。
唐生智长吁短叹：“所部分崩离析，莫可如何，还是按汪的主张，即行分共，以挽危局吧。”
“完了。”邓演达一边走，一边嘟哝着。他感到沮丧。他痴痴地靠着树干，望着眼前朦胧的雨出神。他闭了眼睛，打了个冷战。无数纷乱的往事浮现眼前，他好像从一座木桥上一脚踏空，跌入了无边的空虚……
黑四月大屠杀把世人惊呆了，全国陷于一片沉默。许多将军和政客纷纷不攻自破，变节屈服，抱头鼠窜或噤若寒蝉。但也有一批真正的革命者巍然未被压倒。孙夫人以她那柔弱之肩抵御着飞短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