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的大雾渐显稀薄，由铅色变成银灰，由银灰变成暗蓝，慢慢地便露出一线淡淡的天色。渐渐地，那些屏障般护卫着的层峦叠嶂，先后露出了它们险峻的峰顶。
蒋介石怒气未消。他抖开了搭在膝上的羊毛毯，烦躁地唠叨开来：“当我到达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在宴会当中，我讲完了话，鲍罗廷是在最后讲话，他居然公开地在宴会中间批评本党不好。最要紧的一点，就说我们革命里面有摧毁农工的行为。而且对于本党领袖指谪、诋毁、污蔑得无所不至！最后警告我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
“他说的并不错么，他也未必就一定指你。”邓演达想把气氛缓和一下，但蒋介石并不听，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他是在宴会中最后讲演。他讲完之后，我本想当场起来质问他，不料，主席徐谦宣布散会了，所以当时我没有反驳他。”
“你没有必要激发他的个性。”
“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他：你所说的话，完全没有根据。你讲出来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
“他说了吗？”
“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你不能说这种没有根据的话。你是一个苏俄的代表，你就不能这样破坏本党。并且你们苏俄不比前三年的苏俄。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专行，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党员乃至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阻挠我们总理的联俄政策！”
“你不能这样说。”邓演达反对地说，“这不是鲍罗廷的本意。他和他的顾问们毕竟和我们出生入死，即使有点过激，也不能说他是有意破坏。问题是我们现在不能置群众于不顾，包办革命。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能代表群众的要求，便是自私；个人的行动，如果违背了群众的实在性，就必定陷于孤立，走到绝路。迁都武汉的事还请老总从大局……”
在这段时间，蒋介石一直坐在那儿，非常温和有礼，非常甘心情愿地准备听邓演达讲话———可是当邓演达一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议，蒋介石就怒火冲天了！
蒋介石把手一挥，拒绝谈这个话题。
晚上，邓演达找在庐山的李宗仁、陈公博、陈铭枢三人闲谈。邓演达发出感慨：“拿着19世纪初期拿破仑第一的纪念事本末再演一次，而且必定是越做越觉得头皮发胀，外强中干，心里面一点把握也没有了。虽然能仗着个性的坚强，历史的强制力，还能够挣扎几时，但是终究要被群众降伏的。不然，就必得要做一个群众的反叛者，一直做到自己坟墓面前为止。”
另外三人当然明白邓是有所指。李宗仁便说他曾劝蒋介石不要再兼军校校长，以避免军中加深门户之见。
邓演达听了，不觉失笑，问道：“你和总司令说了吗？”
“当然说啦！”李宗仁回答，“我是忠心耿耿为国家前途着想，为蒋总司令分忧呢。”
邓又一笑：“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制造的。他故意把军队系统化，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要他不兼校长，不是与虎谋皮吗？”
陈铭枢、陈公博知蒋也深，听罢，都有不胜欷之感。
邓演达感到忧虑，孤独。他打电报给正在南昌管着行营政治部和整个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请他到庐山来一趟。1月31日，郭沫若上了庐山，两人在旅馆的一间小房里谈了话，说好明天一早两人一同去南昌。邓演达已预感到某种不测，对郭沫若说：“非去南昌一趟不可，不去恐怕下不了山。”
2月1日清早，他们下山，同行的还有后来在上海出卖孙炳文的褚民谊。张静江本来要同时下山的，临上路时蒋介石把他留下了。
当邓演达一行从牛行车站渡过章江，天已经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乱兵，携着武器，胡乱开枪。他们探问了一下，晓得是第三军的士兵，因为年关薪饷没有发足正在哗变。邓演达是军事家，一看这一段哗变布防正是他们到总司令部所在地总督衙门的必由之路，为防不测，他叫郭沫若、褚民谊要小心，一直挨着街边走。走到南昌城门口的时候，竟有机关枪架在那儿。有兵盘问他们，他们只说是自己人，是第三军的，便把他们放过了。进了城，沿街都关门闭户，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时地胡乱放枪。走近县衙门时，在昏暗中又看见有机关枪架在那儿，听见有扳机关枪的声音了。有人高声盘问：“谁呀？”
邓演达他们答道：“自己人，第三军的。”
这样通过了县衙门。
邓演达在总司令部草率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回到东湖政治部，邓演达到南山外苏联顾问的公馆去。9点钟左右，邓演达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跟他说：“我立刻要离开南昌，在九江上游有一条隐蔽着的小火轮，不愁没有方法回到武汉。”
要分别了。邓演达不禁从心里打了一个寒战，感到血涌心头，眼角潮湿：“你要处处小心。”他拍拍郭沫若的肩膀，沉重地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
就在邓演达离开南昌那一天，蒋介石也从庐山回来了。一回来就打电话把郭沫若找去，见面头一句就问：“择生呢？”
而武汉方面，已有邓演达在南昌被扣的传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