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不久就到了衡阳。城里的商人一见穿军装的就害怕，所以起初也害怕国民革命军。而后来，弄清了广州人不抢劫，就开着店铺并营业到深夜。听他们说，在吴佩孚或孙传芳统治时期，一打仗，店铺只是白天开；等战线临近城镇、有许多士兵过路时，店铺就紧紧锁门恭候了。
湖南农民供应国民革命军的给养，救治伤员，充当向导，带领士兵穿过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山间小路。国民革命军常常就这样出奇不意地闯入敌后，围而歼之。在前线的敌后地区，农民起义屡兴；起义者同吴佩孚军队作战，常常使他们丢盔弃甲。
四人抬着的竹轿在江边轻轻落下，蒋介石走出来，准备上船去长沙。周围的人大都穿着咔叽布行军服，戴着军帽，有的腰带上还挂着手枪套子和行军记事簿。不少人带着照相机和暖水瓶。
船已发动了，船尾下泛起浑黄的泡沫。张治中也在船上，他是专程来送总司令去长沙的。
张治中对蒋介石说：“我们到武汉会师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会师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蒋介石慢慢地把脸转向他，点点头，忧虑地面面相觑，耸耸肩膀。他没有忙于做出回答，久久地考虑来考虑去，接连“嗯”了几声。
当时，国民革命军兵分两路，东路以何应钦的第一军为主，出潮汕向闽浙进攻；西路军有张发奎、唐生智、程潜、李宗仁等部，还有王柏龄的总预备队。蒋的总部是同西路大军一起，出韶关向湘鄂赣等地进发，面对着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与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势力的大敌。总政治部除主任邓演达带着胡公冕负责的宣传大队同第四军的先头部队一起行动外，其余宣传、党务、总务三个科由季方负责，随蒋的总部一起行动。蒋经常骑马，有时坐轿。按规定科团以上都备有轿马，但季方因要与工作人员商量事情，不便乘马或坐轿，蒋介石在路上见了总要问声：“怎么不骑马？”或者说：“没有预备轿子么？”
政治部到了长沙，驻扎在旧时的省议会。邓演达要经常住在总司令部里参与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大体上由郭沫若代理。
8月24日的那一天，准备着第二天办祝捷会，庆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举行提灯游行。下午4点钟光景，大家正忙过一个段落的时候，邓演达突然下了一道命令，叫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分为先遣队和留守部，先遣队于当晚8时由长沙车站出发前进。郭沫若和李德谟秘书也是属于先遣队的。因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的空暇，便偷闲到附近的澡堂去洗澡。正是三伏天气，到长沙一个礼拜了，都没顾上洗一次澡，洗后真是异常舒服。走出街头正打算坐人力车赶到火车站，但是人力车夫已经罢了工了。因为已经7点钟，提灯游行开始了。街面上逐渐拥挤起来，有车也过不去了。郭沫若急起一头汗，便找了个向导，拼命向火车站跑。
跑到车站门口，俄顾问的翻译纪德甫和几位部员急赤白脸地冲过来，异口同声地叫着：“啊，你们到哪里去了？邓主任在大发雷霆，说要枪毙你们呢！”
“才7点半，还有半小时才开车呢！”郭沫若一看表，叫起来。
“开车时间提前了半小时！”
他们匆匆赶上月台，在昏蒙的电灯光下看见在最后一个车厢的门口，正立着那轩昂的邓主任，他的颈子是硬挺着，头是照常微微偏在右边。郭沫若心里一冷，因为他知道邓演达是个口出令行的人。前几天在衡阳，他见到总政治部工作人员自由散漫，开会也不参加，很生气。有一次，他到总务科点名，不到的有二三十人，便立即命令把点名未到的人撤差、遣散回家，每人发给三十元作路费，并召集训话：“我看你们到前方工作不合适，有误戎机，应当回到后方去。”
“到了吗，唉？”邓演达果然含着怒气，远远地向着这一群跑过来的人发问。
“到了，到了！”别人替郭沫若答应着。
郭沫若走到他面前，把经过一说，他只是哼了几声，把硬着的脖子微微地点了几下，说：“好啦，我们开车啦！”
郭沫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远远地退到车厢一角去默坐起来。
到了汨罗，铁道旁边不一会儿便生起了几堆火来，是准备夜饭的。大家胡乱地吃了几口饭，都去找地方睡觉，明天一早就要动身。铁罗尼顾问和邓演达和着衣服便倒在石板面的坟台上睡了下去。郭沫若十分惊异，也很佩服，那么硬的地方也能睡？他要找一个柔软的地方。在几株树下的深草处，纪德甫把背着的雨衣解下来铺在草上，李德谟也从邓主任的护兵手里找了一床宽大的龙须草席铺上，倒下去竟像钢丝床一样软和，不知不觉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唤醒的时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湿透了的，草席不用说也和在水里浸过的一样。原因是草多的地方，由于地面太松，由那儿发出的蒸气，到了下半夜便结成了露水。到这时，郭沫若才明白那本是骑兵将校出身、在革命战役中受过好几次伤的俄顾问，那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第四军做过团长的邓主任，为什么要选择在坚硬的坟台上去睡觉的原因。也数落自己：没有军事经验的人，连睡觉都得闹出笑话来……
过汩罗江是8月25日的清晨。江面并不宽，水也很浅，朝阳照在江面上，显得格外清新。渡船还没来。邓演达不知是想起屈原投江的悲壮历史，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神色陡然黯淡下来。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拉到绿荫深处，问道：“你看这次革命前途如何？”
“我刚回国，情况不熟悉，难以断定。”郭冠杰答道。
邓演达忧心忡忡地说：“今日国民党的革命理论准备不够，组织涣散混乱，工作未能深入农工，未能深入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刚刚兴起，要单独对付强大的敌人也是困难的。这次北伐，我如战死疆场，革命事业当有人继续去做。第四军如果能成为革命武力，当反动势力来临时，西可入川，南可返粤，积蓄革命力量待机再干。倘未战死而革命失败，则走到欧洲攻读，研究出一个革命理论和策略来，再搞中国革命。”
“邓主任为何如此悲观？”郭冠杰有些不明白。
“你了解这位总司令吗？”邓演达反问道。
“听说一些，但还吃不透。”
“他本是上海流氓集团中的人物，兼有上海买办的本领，而且中封建的英雄思想的毒太深，刚愎自用。他做投机买卖失败了才跑来广州革命，骗取了孙先生的信任，又到苏联镀过一层金，是很能迷惑人的。不过你看吧，他迟早会叛变革命的！”邓演达仰起头，两只手慢慢背到身后，意味深长地皱起眉头，轻轻地啊了一声：“一旦有事，我怕郭沫若、孙炳文这些人难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