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大陆也曾涌起出国潮。从1919年3月17日首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青年西去，到1921年1月20日最末一批，前后共20批，1600余人到达法国，其中以四川、湖南两省去的最多。1925年10月，第一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250名中国学生（有些来自国内，有些来自欧洲各地）：如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还有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张琴秋、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李伯钊、丁玲、傅学文等。其中“留苏三公子”是比较有名的，这就是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陈树人（党务部长）的儿子陈复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经验的，还有顾顺章和陆留两个人。他们乘货船先到海参崴，再到莫斯科，又回返苏联远东地区，被安排在红军中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牢以及爆破、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技术知识。
贺衷寒去中山大学时，中大招收的第二期学员已经出发，其中有蒋介石推荐的学生邓文仪、萧赞育、康泽等。贺衷寒与杜从戍、王懋功、周明四个团级以上人员是后来补进中山大学的。苏联对待这班人并没有按照原来创办中大的目的———训练革命干部的严格要求，而是作为一个类似“贵族子弟学校”来办理的。
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一条不甚热闹的街，叫瓦尔芬河街。在这里有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四层洋楼，原系沙皇时代的一个企业公司，便是中大校址。学校前面即是皇家大教堂和大彼得铜像，附近的一个广场就是操场。因为校本部的房子不够用，除了教室、办公室、大会堂、俱乐部、图书馆和食堂集中在校本部外，另选择依利恩加街一座公寓和彼得罗夫斯基街一座很进究的洋楼，作为男生宿舍；加加林斯基街一座沙皇皇族的华丽住宅，作为女生宿舍。宿舍里的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比较舒适。
学校的伙食不错。当时苏联各大学学生的伙食一般是30个卢布一月；中大学生的伙食费则是照上述定额增加一倍，三餐都是相当丰富的西餐。当时苏联一般人都只有定量的黑面包吃，而中大学生吃的是不限量的白面包和白塔油、牛奶、肉类等。因为怕中国学生不习惯长期吃面食，每星期还特别做一两顿中国大米饭吃。为了照顾中国人饮茶的习惯，除餐后备有红茶外，还特别设置茶座，供应牛奶红茶和点心。学校除供应学生一切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外，每人每月还发给12个卢布作零用。此外，每个学生凭学校发的学生证，还可以在外面得到种种优待。莫斯科夏季的气候并不很热，但在暑假中，学校把一部分人送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一部分人送到莫斯科附近的工人干部休养所等风景区去休养。
然而，在国内养尊处优的一些纨绔子弟们并不满足这样的待遇，经常向学校提意见，嫌学校的伙食不好，常常三五成群，跑到中国城（在当时莫斯科城里，有一个周围有中国式城墙的地区，约一二里见方，叫中国城。相传是蒙古人征服莫斯科大公国以后建立钦察汗国的王城所在地。直到近代，旅居莫斯科的华侨多半集住在这里，开设各种商店。听说在莫斯科扩建时，已把它拆掉了），去吃道地的中国餐；身体有一点小毛病便要求休养，享受特别营养；在学校里专门坐茶座，摆龙门阵，逛公园，生活放荡。因为同学中男多女少（女生共计不到50人），于是女的成为“众矢之的”，闹出许多争风吃醋的笑话。16岁的蒋经国仗着他父亲的招牌，便有好些女同学陪他玩；有些原来是夫妇的，在这种环境之下，也往往生出些飞短流长的事来。
初到学校，每天开五次饭。三顿正餐，还有下午的点心和夜餐。西服外套、皮鞋、毛巾、浴巾、手帕、衬衫都由学校发给。这对于出身贫寒的这几年又戎马倥偬的贺衷寒来说，生活已经很阔绰了。因为在黄埔军校里，蒋介石认为他有野心，能文不能武，所以总不让他带兵，可又惜其才能，就把他派到了莫斯科。临行时，他信誓旦旦：“学业不成，我将终身不娶！”所以对这里的女人，他一概不感兴趣———十年以后，他还是在重庆娶了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的长女方孝英为妻。
贺衷寒身边很快聚拢一帮人，是以黄埔军校出身的学生邓文仪、萧赞育、郑介民、温中、康泽等为主，加上德国来的谷正纲、谷正鼎、王启江以及唐健飞、张恕安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打听消息，要在政治联合中碰碰运气。他们看中了同学中有三四百个国民党员，想把这些人结成派系，等到回国后，就利用它作为政治资本。他们以留法学生有国民党旅法支部为由，发起组织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被学校当局制止，同时也没有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批准。
贺衷寒又一次失意。
他的血液因阻滞而沸腾，那双大眼在充血。
他决不肯罢休。
也许是根据这样的意见：茶座聚会只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们的会议改在图书馆隔壁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远离随意通行的走廊，也没有明显的聚会迹象，只有一个把门的在门外闲荡。里面的气氛像一次沙盘作业一样不拘礼仪———香烟和烟灰缸凌乱地放在一张普通的木台上，椅子随随便便斜靠在墙上。开会的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人记录，后来口头传达给有关人员后就毁掉了。
“像我们当年发起孙文主义学会那样，”贺衷寒现在开口了，“孙中山先生在时耳提面命，我们只要跟着走，不怕走错路。今先生死了，导师失去了，再找不到耳提面命的人了。只有一部孙文主义是先生给我们的唯一遗产。孙中山先生死后，一般平素以依附中山先生旗帜之下而别有所图的人们，难免不变化其信仰的量数，渐露其本来的真面目，一般平素视先生为眼中钉的，当然正在那里狞笑，要更大施其鬼魅伎俩了。我们孙文主义者处这种环境，见了中国现在的危险，热血沸腾了！眼眦爆裂了！我们只有与敌人拼死决战！”
“可我们怎么办呢？”在场的人问。
贺衷寒自信地笑笑：“重整旗鼓！”
“孙文主义学会不是解散了吗？”又有人问。
贺衷寒并没有被窘住：“那是在国内，现在我们在国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中大不是不让成立小组织吗？”
“我们有研究自由。”邓文仪不满地插嘴道。
“从现在起，大家要行动起来。”贺衷寒站起来宣布，“每人要在同学中吸收五名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