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时，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正酝酿着离开黄埔。他和蒋介石、王柏龄之间的矛盾已经水火难容。
邓演达非常讲究军人仪表，神态威武而又洒脱。他爱穿一双擦得锃亮的高腰马靴，走起路来笃笃有声。学生们一听到他的皮靴声，再喧闹的教室或寝室顿时鸦雀无声。学生们对他的风度非常敬畏，也有把他的举止动作当作规范加以仿效，被称为“邓演达式”的学生。
然而军校又充满了矛盾。在办学方针上，邓演达主张学习“苏联式”，而担任军事总教官的何应钦，却主张仿效“日本式”，两人经常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但和他矛盾最深的要数王柏龄了。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当年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上海滩鬼混，是一个常在上海做花头与妓女分钱的浪荡子。因为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常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居，被人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在黄埔，蒋介石“乔装打扮，判若两人”了，而王柏龄依然如故，生活糜烂，娶了三个小老婆，还常常去逛妓院，弄得十分消瘦。
他的圆脑门、尖下巴，以及说起话来龇牙咧嘴，向对方伸出右手，叉开的手指半卷着的习惯都引人注目。那样子活像一只快死的猫，惊慌地用爪子朝着它认为有危险的地方乱抓一气。
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一头闯进邓演达的房间，往床铺上一倒，剔着牙缝说：“老邓啊，你可真是正人君子！”
邓演达急忙把他扶到椅子上，拽平床单，提齐被子，责怪道：“你瞎说什么！”
“你当是我不知道了！”王柏龄啪地一口吐出牙缝里的肉，女声女气地说，“你不早就‘金屋藏娇’了，还装什么猫儿不吃腥！”
邓演达是在家乡结的婚。这完全是按旧式礼教，在家乡鹿颈村附近的淡塘村找的农家女子，叫郑立真。因为文化和境况的差异，夫妇生活虽然和和气气，却也平平淡淡。然而邓演达是个重道德的人，从不学当时的时髦男子，背着土气妻子，去寻花问柳。郑立真一生未生育。弟弟邓演存将一女邓京育过继给演达，当时才两岁。到北伐战争时，邓演达将夫人接到武汉，随军担任救护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她回到广州入助产学校学习，由于政治环境关系，未能与邓演达在一起生活。邓演达被害时，郑立真已从助产学校毕业，由于反动政府的控制，她无法参加工作，从乡亲那里又过继了一个襁褓中的男孩来抚养，取名邓思干。此后郑立真终日忧郁寡欢，1939年秋患乳腺癌而死。
王柏龄很想从这方面拉拢邓演达。见邓演达不言语，便喋喋不休，大谈嫖经：“像咱们这种身份的人，要嫖就去‘清吟小班’（头等妓院），‘下处’（三、四等妓院）是去不得的，不然弄上一身‘广疮’（梅毒），可就得不偿失。清吟小班打茶围，每次大洋一块叫‘开盘子’，像你一身无牵挂，完全可以一月付上三十元，‘包盘子’嘛……”
邓演达正襟危坐，生气地摆手：“你不要说了！廖夫人3月8日刚刚在国际妇女节上提出废除娼妓制度，你怎么在这里唱反调？”
王柏龄摊手摊脚，哈哈大笑：“这种事是开会能废除了的么？远的不说，就说去年曹锟贿选大总统，就在北京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讲妥选票价钱的。当时‘八百罗汉’（谑称议员总数）哪个不是叫妓女陪客，一桌席就花上百元大洋。还有从八大胡同里选小老婆的，王揖唐（北洋皖系军阀）就找了名叫顾阿翠的苏州妓女，长得如花似玉……”
“你是不是也想如法炮制？”邓演达站起来。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替兄弟着想，免得你在这里寂寞难熬……”
“以你这一套来教授学生，只能培养出好色之徒，孙先生的救国大业从何谈起？”
王柏龄红着脸回到自己房间，越想越不是滋味，急忙跑到蒋校长那里，诬告了一通邓演达结党营私、图谋不轨的谎话。王柏龄高谈阔论，狂态毕露，精神亢奋。蒋介石有些不耐烦了，哼了一声，眼色阴沉地盯着王柏龄的鼻梁，拖长着语调说：“要精诚团结嘛。你注意他的行动就是了。”
接着，便发生了那起导致邓演达出走的“运枪事件”。
运枪详情，王柏龄自己有过记载（《黄埔军校创始之回忆》）。他做人浪荡油滑，行文也如谈嫖说法一般“眉飞色舞”：在一天的下午，总理来了电谕，说苏俄补充我们的枪械船，快到了，叫我们预备收。哈！哈！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尤以一般要革命的学生，喜得无地自容，拍手打掌，说今后革命有家伙了，不愁了。眼望远航船之到来，日如望岁。然而不久就知道，明日下午可到。于是大家忙起来了，收拾储藏的地方，保管点收的人员，俄国兵船官兵的招待、绳子、杠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夕阳将向西了，炮台上的望，报告快到了。我与多数人都跑到校门外，码头上迎候。远远见白色三烟囱的兵船出现了，满船挂起旗饰，船尾上悬的一面红旗，角上有白的，是斧头镰刀。咦！这是我们与俄国的国旗。炮台礼炮响了，兵船的礼炮，一替一声的在答了，于礼炮一致一答的声中，渐渐靠近了学校江中。抛了锚。在这时将停未停之际，斜刺里尾巴上插着一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小汽艇飞跃而出，浪花四溅。噗！噗！噗！飞向大船而去。却原来校长、校党代表，及顾问先去慰访。这远途密航到来的珍客，自有一番接应酬答的礼，慰劳致谢的词。我未去，无从知道，想起来大概不错。（未）几辞返，跟着船主，及二三位军官（海军）上岸来答拜。经过一番来往之后，船上下令靠黄埔码头，我们大码头上顿时现出活气……如是过了夜，天明了，全体动员，学生做了码头小工，队上官长做了工头……
如是抬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告清楚。好像那时军械保管员是杨志春，我检查了一箱一箱，叫他们登记了。长枪8000支，还有小手枪10支。这小手枪，小的好玩，可以装在洋服上边小口袋里。当时就少了一支，并没有追出。是管理方面的疏忽，是与学生无干的。8000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无不欢天喜地。说道：“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革命的朋友苏联。也唯有革命的朋友，才有这样的帮助，然而这时的帝国主义者，却不能使他知道，不然要来个拦路抢劫。
以后的事，王柏龄不愿提及。枪械入库时，邓演达正在向蒋介石反映情况：“有些学生反映吃不饱，操练起来浑身没劲。”
蒋介石从桌旁站起来，皮靴咯吱咯吱地响着，走到邓演达身旁，叹了口气。
邓演达对蒋介石不吭声感到不满，又问：“是否可以给学生再加点伙食费？”
“按本校定章，学生每人每月的伙食费预定是三元，现在已经加到了六元。外面兵士伙食只有四元，比较起来，已经是增加了一倍。”蒋介石脱口而出，尖细的嗓门，立刻使人感到又挤又不舒服。“我做学生在军队的时候，也是一顿一碗饭，三块萝卜，或是一块咸鱼。现在学校生活好多了。现在已经预备了麦粉，这麦食不但可以助消化，而且能够治疗脚气病。”
“现在学生体质很差，病号多，往往操练不能满勤。”
“现在生病的差不多都是学生，为什么官长不生病呢？因为官长都注意卫生。学生总队要严格管理学生，要养成绝对服从的风气，现在这样不行！”蒋介石眯起眼睛望着邓演达，问，“你还有什么问题？”
“学生总队的枪支都是老掉牙的德国造，这次是否可以拨一部分新枪给我们？”邓演达指指枪械仓库。
蒋介石顿时一惊。他对邓演达办事认真、刚毅正直，阴存猜忌；同时邓演达思想上左倾，视为危险；况在广东军界中，邓有深切的历史关系，蒋对邓总是芥蒂存乎其间，表现出尊而不亲。现在一听邓想要枪，戒心更重。他阴郁地蹙着眉头，一言不发，心中却在盘算，他要以这批枪培养私人武力。计划以何应钦、王柏龄、刘峙、顾祝同等亲信建立教导团，拟从卢永祥部在浙江被孙传芳击溃的残兵，自宁波海运来广州。邓演达等待的火辣辣的目光使蒋介石难堪，他不停地咀嚼，尖瘦的狐狸似的脸绷得紧紧的。好半天才说：“枪械我已委托王柏龄全权保管，你去找他商量吧。”
邓演达骤然对蒋介石刚刚蓄上的仁丹胡、对那像圆木一样的硬脖子和咝咝的呼吸声产生了憎恶。其实，最初他对蒋介石并无恶感。尤其是在保定军校，他听到蒋介石的一段故事：某一天，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学的课，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上。“这块泥土，大约有一立方英寸，这里面有四亿个微生虫”———日本教官好不得意，接下去又说：“这可以拿来比喻中国，中国有四亿人口，就像这四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把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按捺不住气愤，离开了座位，跑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拿起其中的一块，送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说：“日本的人口有五千万，在这个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根本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教官一瞬间目瞪口呆，面红耳赤……邓演达相信这个故事，对蒋介石颇有敬意。然而接触一长，蒋介石那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做法令他失望。
他愤愤离去。明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还抱着一线希望，去找王柏龄交涉枪支一事。
王柏龄见邓演达登门来求，更加妄自尊大。既不惊讶，也不着急。他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桌上一瓶精制白酒。他闻着酒香，打量着打开的罐头。同时避开邓演达，轻轻把一支小手枪塞回咯吱咯吱作响的枪套。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
“蒋校长只让我保管枪，并没有给我分配枪的权力。再说学生又不上前线，拿根木枪舞一舞又何妨……不要图谋不轨！”
“你说什么？”
“开句玩笑嘛！”王柏龄满不在乎地说，一边在罐头盒里乱翻，“真遗憾，广州要是盛产金枪鱼就好了，给咱们邓总队长一人佩上一支……”
邓演达冒起火来，从王柏龄手里夺过鱼罐头，摔到地上。
“疯了！……发神经……”王柏龄呼了一口气，使劲咽下喉咙里不知是痰还是菜，“不愿干就到别处去，何必在这捣乱呢！”
邓演达辞去军校职务，到上海办好手续，准备到德国学习。临行前，他给好友、参加过辛亥革命、赞成国民党改组、拥护孙中山联共政策的张难先写了封信。在信中，他告诉张难先，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当苏联支援的各种军械运到、各方垂涎抢夺时，他忍痛辞去军校职务，到上海办好手续，到德国去攻读经济、政治等社会科学。他深深感觉到中国国民党内，缺乏真实人才，待政治、经济获得解放以后，他可以学成回国，为国效力。但是现在，为国民党右派所不容，只好拔腿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