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过布告了。一般来说，在逢年过节之前，以及一些重大的、或比较重大的日子来临之际，我们都能在许多地方看到布告，而我通常看布告的地方是在红旗路中学旁边的一面墙上，那里经常会贴一些布告。只要贴了布告，就一定开过万人公判大会，一定可以去现场看枪毙。小鸡公就去看过好几回，看过后就来跟我吹牛，说民兵的枪刺是三角形的，解放军的枪刺是扁扁的，像把匕首。他又用拇指和食指比画手枪，往我后脑勺一点，嘴里放屁似的噗一声，说，很简单，一下就毙了。
关于枪毙，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只能看看布告。我不知道我姐姐有一天也会上布告。我看见她的最后一眼就是她扎着包头贴大字报，以后只是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听说她头上不扎手绢了，然后就是她经常写申诉材料，有一回找不到笔，还把一件白的确良衬衣扯成布片，咬破指头在布片上写，写得血污漓拉的。人家说她顽固，叫她不要写，要写就写思想认识，反省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但她不听，她的犟脾气上来了，一点也不给人家面子，认为自己根本没错。人家说你这是要对抗到底吗？简直是花岗岩脑袋，无药可救了。
我还听说她先后去过好几个地方，被送到这里关半年，又送到另一个地方去关半年。在这里绕过电机线圈，在那里做过牙膏牙刷，还在什么地方织过毛巾，末了又去种棉花。我后来去过她绕铜线圈和做牙膏牙刷的地方，绕铜线圈是在东郊，做牙膏牙刷是在出城往西南一百多公里的一处丘陵上，两个地方都有围墙和电网。我只在外面看了看。她种棉花的地方我还没去过，她就是被人从那地方拉回来上布告的。那地方我不想去。
她那回确实把事情搞得有点大，被牵连的人不少，老实说，詹少银的话还是多少有些道理的，很难说是不是这些人害了她，或者是人家被她害了。这些人的家属那几年都过得小心翼翼的，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去打听消息，这些转弯抹角得到的消息最后以一种非常隐秘的形式慢慢扩散；后来又陆陆续续出来了几个人（比如我的好朋友眯眼子吴爱国），这些人也会带出一点消息，这点消息也会以同样的形式扩散开来。于是我的耳朵便跟捡破烂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捡到一点，就是在卖冰棒或卖瓜子时，我都会冷不丁地从过往的人们那里捡到一句半句。虽然人家都是窃窃私语，都是小心再小心，但我是一双什么耳朵？我原以为她也会跟人家一样，早晚是要出来的，我还会像那个秋天在一面大玻璃上看见她那样，不知道哪天又会在一个什么地方突然看到她，我怎么会想到她也要上布告呢？
以前看布告时，我有一种古怪的感受，除了莫名的紧张兴奋，还有一种深刻的、伴有某种来历不明的疼痛的快感。我喜欢看的布告是那种一张压一张的，最少是五张以上，多的时候有十几张，都贴在墙腰以上，白森森的铺成一排，又扎眼又气派，看得非常过瘾，那种密集的快感能让人浑身发颤。尤其是那些打在人名上的红钩，那种用朱笔勾的、下笔时饱满有力收笔时开一点点小叉的红钩，总是让我在浑身发颤的同时，肛门也一阵阵地紧缩。可是在那一年，我几乎没有过这种感受，因为那一年不比往年，那一年出了许多事，光是国旗就降了两次，广播里也放了两次哀乐，每一次都反复播放，就是听了这两次哀乐，我才知道了什么叫哀乐（哀乐就是重重地打到你心里去，让你的身体一阵阵发紧，然后没来由地想哭）。大约就因为这个，许多事情都拖下来了，像五一节国庆节春节这样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见过布告和红钩。红旗路中学旁边的那面墙上既没有布告，大家也不往上面贴东西—比如标语或大字报，甚至都不乱涂乱画，让它就那样空荡荡的等着。终于等到第二年四月头上，春暖花开了，才呼啦啦地一下子等到了六七张布告。贴布告的是那个处理过我的民警，派出所的老陈，他拿着一沓布告，在派出所那边贴了，在红旗路那头也贴了，又一路贴到这头来了。那天下着雨，丁珠玉主任亲自带着一个副主任在给老陈帮忙。丁珠玉主任打着伞，副主任刷糨糊，老陈贴布告。李玖妍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张布告上，是头一名，名字上有一个红钩，那个红钩也是饱满有力，在尾梢上开了一点小叉。
那天的雨是牛毛细雨，像雾一样，那些刚贴上去的布告显得苍白刺眼，天空又压下来，四周又都是湿漉漉的，颜色比平日重多了，所以无论你看与不看，那些布告都会“腾”地一下跳到你面前。鲜红的红钩就像一只真正的钩子那样挂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衣服或你的手臂，勾到你肉里头心里头去。大家本来就想看布告，又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布告又这么刺眼这么勾人，所以布告前一下子就站满了人。有的打着伞，有的没打伞，没打伞的都把两只手向上弯着，尽量并拢两只巴掌，护住头顶。伞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且大都是竹骨油布伞。偶尔也有一两把黑伞。黑伞一般是钢骨伞。钢骨伞在当时比较少见。红旗路中学斜对面有一个新华书店，书店的门脸不大，里面也不大，但柜台是玻璃的，小鸡公就站在亮闪闪的玻璃柜台后面，他的眼睛只要稍微斜一斜，就能看见那些挤在布告前的各种颜色的伞。在伞比较稀少的时候，小鸡公就站在门口往那里看。雨檐水亮闪闪地贴着小鸡公的眉毛滴落下来，小鸡公的眼睛被水粉子激得一眯一眯，但他眼睛好，一眯一眯地把什么都看清了，连印在布告下方的一个圆章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下班后小鸡公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来到老鼠街，他先在巷子口上他爸上班的东风理发店转了转，然后钻进巷子，来到我家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晃着，见我家的门半掩着，便朝两边看一眼，飞身闪了进来。下雨的日子我一般不出去做买卖，待在家里，这天也是，我和苏晓晓正坐在我的破竹床上。苏晓晓一边摸我的豆芽腿，一边跟我说她爸爸苏酒糟，她说苏酒糟成了“三种人”后脾气如何不好，如何动不动就在家里骂人摔东西。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一只手则在她的内衣里忙个不停。小鸡公让我们猝不及防，我们都吓了一跳，我慌忙把手从苏晓晓的胸脯上抽回来，苏晓晓则红着脸把我的豆芽腿拨到一边，同时稍稍侧过身子，将被我弄得鼓鼓皱皱的衣服扯抻，又偷偷地扣上衣服下面散开的一粒扣子。我们的狼狈和慌乱一望而知，可小鸡公却好像一点也看不见，他一边抹着头发上的水珠子，一边狠狠地抖一下；他用那只刚抹过水的湿漉漉的手比画出一支手枪，瞪着眼睛对我说：“兵兵兵兵子，你知道了吧？你们家，应应应该，出出出出了、子子子子弹钱的吧？”
大约见我一脸懵懂，他的眼睛瞪得更大：“怎么？你还不知道？难难难难道，没没没人问你们要子弹钱？”我说：“子弹钱？什么子弹钱？”他急促而冰冷地说：“你们家的那那那那个，那个那个谁……被打打打打了红钩了！毙毙毙毙了！”
我还在慌乱着，有点反应不过来，我说：“你是瞎扯的吧？”这回他把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说：“鬼鬼鬼跟你瞎扯，真真真的，打打打打了红钩了，毙毙毙毙了！”
我对“毙了”没有直观感受，但我知道红钩就是“毙了”，“毙了”就是红钩。
我说：“红红红红钩？哪有什么红红红红钩？”
他说：“骗你我是鬼！”
我听见我脑子里闷响一声，跟着就跳出来一个红钩。红钩很红，又红又亮。除了红钩，什么都没有，一片空茫，一片漆黑，只有一个红钩越来越大，大得顶天立地无边无际。这个红钩就这样红艳艳地嵌在我的脑子里。我刚才的燥热和欲念还来不及消退，和惊吓混在一起，凝固在脸上。我脸上的表情一定不伦不类。
小鸡公还在结结巴巴地说着，他说他跟一个同事去看了，他那同事有个亲戚是干那一行的，同事得到消息后跑来问他去不去看？这回利索，不开公判大会了，拉出去就毙，看不看？他说为什么不看呢？就去了。他不知道那几个人头里有我姐姐，后来看了布告才知道，他想那个头发乱糟糟地遮住半个脸的肯定就是了。但当时他没怎么注意她，他被她旁边一个人吓住了，那个人挨了枪还能一扭一扭地往前拱，拱了好几米，一边拱一边嘶嘶地喊，再来一枪吧再来一枪吧……
后来我就不怎么听得见了。他的声音离我很远，越来越远，好像隔着一座又一座的山。我的肛门一阵阵紧缩，我全身都绷得紧紧的。我的手摸到了床沿，我就用力捏住床沿。我以为我两只手捏着的都是床沿，不知道我的右手捏着的是苏晓晓的左手腕。我把她的左手腕捏得发紫，但她咬紧牙关一动不动，瞪大眼睛看着我。我的表情大约把她吓住了，她说李文兵，李文兵李文兵！
我看见小鸡公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往外走。他的身子在门缝那儿一闪，人就不见了。那条尺把宽的门缝空空的，浮着湿漉漉的灰青色。
苏晓晓还在惊慌地叫我，她忽然在我脸上拍一巴掌，说，你怎么啦李文兵？！李文兵！我愣愣地瞪着她，喘着气说，他呢？苏晓晓说，你没看见他走了？我说，他刚刚刚才说什么？苏晓晓说，他不是叫你们赶紧去看看吗？我说，看看，看看什么……苏晓晓说，他说他就是怕你们不知道，特意跑来跟你们说一声的；他听说人还那样躺在那里呢，就在西边那片红滩上。我又喘了一口气，对苏晓晓说，我我我我害怕。苏晓晓就把她的手从我手里剥出来，反过来捏住我的手，想想又揽住我的后脑勺，让我把脑袋靠在她胸脯上。我感到她跟我一样，也在发抖。我还听到她的心跳得咚咚响。
我们没去西边那片红滩上看看。我没去，我爸也没去。我们也不说这件事。
但是我去看了布告，看了那个红钩。我一个人慢慢地挪到红旗路中学对面，就在小鸡公他们的新华书店旁边，远远地贼溜溜地看那些布告和红钩。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看，其实那上面写的什么我都知道了，苏晓晓已经替我去看过了，她说你害怕就不要去看了，我给你去看一下。她看了回来说给我听：“……该犯公然歪曲和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蛊惑人心，挑动群众，阴谋颠覆……”她尽量让声音显得柔细温和，一边说一边小心地盯着我的脸，看见我脸上的肉一跳一跳的，立即不说了。她问我是不是觉得冷？我说我觉得我变成了一只蚂蚁。她安慰我说，你没有变成蚂蚁，你好好的，你怎么会变成蚂蚁呢？
看布告时我又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那面墙和那些布告都变得很大，一切都在变大，只有我在变小。我越来越小。我觉得我比一只蚂蚁还小，小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往回走时，在我们巷头上看到了丁珠玉主任画在黑板报上的一把像刀一样的锹，我对着那把锹发呆，我看见它在迅速地变大，那几个被铲掉的小人变成了一群蚂蚁。
四月就是这样，天气阴冷潮湿，到处都是水渍渍的，连墙壁都在往外冒水珠子。一颗颗水珠子亮晶晶的。老鼠街人把这叫做“流眼泪”。我们家到处都在“流眼泪”。除了“流眼泪”，还长霉毛，厨房里还爬满了灰白的、像鼻涕一样肥嘟嘟的油蚁。不知道油蚁从哪儿爬出来的，它们在地上爬，在墙脚上爬，从墙脚上爬上案板，爬到洋铁桶上，爬到碗橱挡板上，甚至爬出厨房，爬到过道上，爬到厅堂里的板壁上，又从板壁上一直爬过两道门槛，最后爬到门口的雨檐沟里，贴在沟壁上。当老鼠街巷子口上经常有人扎成一堆，一个个笼着手，缩着脖子窝着背，在阴湿的春风中使劲地吸溜鼻子，说我姐姐李玖妍被人家如何如何的时候，它们正在缓慢地、疯狂地爬着。它们爬出了无数细细的、弯曲的、犹犹豫豫的线条，这些阴郁的、闪着银灰色光亮的线条缠缠绕绕重重叠叠纵横交错。
那些人站在东风理发店门口，他们身后不远就是那块黑板报。黑板报上除了一把锹，还有丁珠玉主任画的一支像梭镖一样的蘸水笔和她的漂亮的粉笔字。理发店里进出的人稀稀拉拉的。那些人缩头缩脑的样子被映在理发店的大玻璃上。他们说李玖妍哪，就是老李家的妍子呀……声音给人一种很鬼祟的感觉，让人不由得想竖起汗毛，我的耳朵就像一只张开着的大口袋，所有的声音它都听见了：这里那里的自行车铃声、车轱辘在泥浆里辗出来的吱喳声、皮鞋走动的声音、球鞋走动的声音、套鞋走动的声音、费伯娘的不合时宜的趿板子呱嗒呱嗒地响到这头又呱嗒呱嗒地响到那头、谁家晾在屋檐下的衣服没拧干还在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哪个女人因为紧张而发出短促的喑哑的干咳声、小鸡公的爸爸蔡麻子在人家压着嗓门说话时大声吐痰（那泡痰似乎很大）、陈光辉的爸爸陈大炮踱了一下他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大头鞋、谁唉了一声谁嗯了一声谁又哦了一声、谁在说你个小萝卜头你也挤在这里听你听得懂什么当心半夜里发眠癫哟、有人噗地吐掉一个烟头、有人紧张地捯动两只脚、有人在缩脖子（颈骨肯定有些松脆了）、有人牙疼（在吸凉气）、有人一边听一边嗑瓜子（是葵花子）、有人用力揪了一把鼻涕、有人老想插话却老插不进去急得不停地哎哎哎、有人在嘁嘁嘁地咬耳朵、有人在叭唧嘴、有人的舌头在嘴巴里急促地啧啧啧地弹动着、有人喉咙里老是发痒老是时不时地嗯一声、一只猫很从容地在房顶上走着、猫踩到了一块歪翘着的破瓦片、一个支气管不好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在大声骂猫、风贴着墙根下溜过去、有几张碎纸片刚被风吹起来了转眼又落下去了、谁家里的刀在砧板上笃笃地响个不停、一只碗摔破了、隔壁巷子里的五金厂在哐当哐当地敲白铁皮、红旗路上还匆匆忙忙地跑着拖麻石的东风牌大卡车、东门外大河里的驳船在像喘气似的鸣汽笛、广场上有一只高音喇叭接触不良、红旗路小学在上课、中学也在上课……发电厂那根又黑又大的烟囱好像在忽悠忽悠地晃着……
我一边听，一边盯着那根大烟囱。巷子里总有人走来走去，我不好意思看他们，我只看大烟囱。这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这样的事叫人永远抬不起头。看大烟囱不要紧，大烟囱是物，不是人。
大烟囱已经变得很大很大了，大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了。我觉得它在摇晃，很沉重，很慢，晃过来一点，又晃过去。可它为什么老那样晃啊晃啊，就是不肯倒下来呢？我想你倒下来吧，倒下来吧倒下来吧，你轰的一声，你朝老鼠街倒下来吧……
总之是无数的声音，乱糟糟的，繁复而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