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需要的时候，人们的创造力可以产生幻觉，也可以产生错觉。有一个出身于富贵之家的男人，由于学业不佳而一事无成，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职员。前途无望的他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朋友们的责备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在这样糟糕的情形下，他开始酗酒，这使他忘却了压力带来的沉重感，也为事业失败找到了借口。但不久后，他患上震颤性谵妄症而被送进了医院。谵妄与幻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中，患者眼前时常出现老鼠、昆虫或蛇一类的小动物，与患者的职业有关的一些幻觉也会出现。
这位病人被送进了医院，主治医生坚决反对患者喝酒，并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彻底戒掉了酒。痊愈出院后，他三年都滴酒不沾。但最近他又回到了医院，因为他的情况出现了恶化。他坚持说他总看见一个斜眼、咧嘴狞笑的人在一旁监视他工作。他现在的工作是临时工。有一次，在那个人又一次嘲笑他的工作时，他在盛怒之下，举起铁镐朝那人投去，他想看看那到底是个真人还是个幽灵。那幽灵却闪躲开了铁镐，然后冲向他，狠狠揍了他一顿。
在这个病例中，我们再也不能说那是什么幽灵了，因为幻象是不可以用拳脚伤人的。要找到其中的答案其实并不难，他一直有产生幻觉的习惯，可这次却把一个真人当作了幻象。这就清楚表明：虽然他不再酗酒，但出院后其情形却变得更糟。他失去了工作，被赶出家门，现在不得不靠做临时工维持生计，而这却是他和朋友们眼中最低贱的工作。他生活中的精神压力并未减轻。虽然他的病痊愈了，并戒掉了酒，但却由于失去了酒带来的安慰感而变得更加不幸。在酗酒时他好歹还有一个小职员的工作，家人大声谴责他时，他还能找到借口，说自己是个酒鬼，所以才一事无成。因为自己是个酒鬼才一事无成这个理由比无能保不住工作，要光彩一些。康复之后，他不得不重新面对现实，这与从前的境况一样充满了压力。倘若他现在再次失败，他将再也找不到自我安慰的借口了，从前可以以酒作为借口，现在只能怪自己了。
在这种心理危机的情形下，幻觉就又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与从前并没有两样，仍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并清楚地告诉自己，他的一生都因酗酒毁了，现在已毫无挽回的余地。他希望能够凭借自己是个病人这个理由摆脱那份有失体面、令人不快的挖沟工作，不再为自己是否应该努力而做出尝试。上述幻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再次被送进医院。现在，他可以靠着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要不是酗酒毁了他的生活，他一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靠着这个方法，他得以较高地评估自己的人格。对他说来，保有人格不被贬低比保住工作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一直都是要说服自己确信，如果不是时运不济，他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业！正是这种自我欺骗使他能够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并使他认为其他人并不比他强，只不过是因为他的面前横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才使他没能像其他人一样成功。他一直在竭力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托词，以安慰自己苦痛的心灵，而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它产生了有人在睨视他的幻觉，这个幽灵正是他自尊心的化身。
（三）幻想
幻想是大脑的另一种创造功能。在已叙述过的种种现象中，都有幻想这一活动的存在。正像那些能进入意识之中的清晰的记忆，和那些能在头脑中建立起奇妙的上层建筑的想象一样，幻想和白日梦也应被看作大脑的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判断是任何生物体都具有的一种基本功能，它构成了幻想的一个重要因素。幻想与人这个生物体的活动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幻想实际上就是一种预见的方法。幻想有时又被称为白日梦（daydream），它总是关注于未来，其目的就是建造“空中楼阁”，把虚幻的事物视为真实的榜样。对儿童幻想所做的研究表明，对权力的渴求在儿童的幻想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在儿童的幻想中常常发现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总是以“我长大以后将要怎样怎样”之类的话作为开场白。也有许多成人的幻想显示自己还有待成长，他们生活的重心是竭力获得权力。这再一次表明，只有确立了目标，心理功能才能得以发展。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承认和社会地位。个体绝不甘于中庸之道，因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评估，这自然会使人产生高人一等的愿望，及在竞争中获胜的希望。儿童的幻想几乎全都涉及这样的情境，在这种情境中他的权力欲望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幻想的程度和范围没有办法做出清楚的界定。虽然在之前所说的许多情况下都是有效的，但对另一些情形可能并不适用。那些对生活充满敌视的儿童，其幻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他们的好战态度，他们事事提防，处处小心，始终处于极度的紧张状态中。对于那些体质较弱的儿童，由于他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不顺心，因此他们幻想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他们趋向于孤身独处，并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之中。这种状态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幻想很可能成为他们用来逃避生活压力的心理机制。幻想有时可能被滥用来宣泄现实中受到的谴责。此时，幻想带给人权力满足后的陶醉，个体可以通过想象美好的事物，使自己脱离现实中琐屑无趣的生活。
在想象的世界中，社会认可及社会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儿童的幻想中，努力获得权力经常是为了利用权力达到某种社会目的。我们往往可以从有些儿童将自己幻想成救世主、好骑士或战胜邪恶势力或魔鬼的凯旋者中看到这种幻想。也会有儿童常常幻想自己并非其父母所生，而是其他某个家族的一员，有朝一日，其真正的父亲，一个大人物，会来把他们带走。这种幻想常见于有着很深自卑感的儿童身上，他们的需要总是得不到满足、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或在家庭中没有感受到足够的关爱和温暖。特别是那些总表现得仿佛自己已经长大的儿童，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显示出他们内心渴望拥有权力。有时候这种幻想会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儿童只戴扎帽，或总捡雪茄烟蒂，借此显示自己像个男人；再比如一些希望自己是个男人的姑娘，她们的举止打扮都会像男孩子。
有些儿童没有想象力，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要么是他们不爱表现自己，要么就是有别的原因使他们压抑自己，不愿把自己的幻想表露出来。在这个压制的过程中，儿童也可能获得一种权威感。为了适应外界的压力，这些儿童往往相信幻想会使自己有失男人气概或显得孩子气，因而不愿沉湎于幻想之中。在有些情况下，这种对幻想的厌恶感会发展到极点，以致他们似乎真的完全没有了想象力。
（四）对梦的初步认识
除了前面已描述过的白日梦以外，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在睡眠过程中所发生的一项重要而有意义的话动，那就是梦。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说梦是白日梦的重演。老一辈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曾指出：通过梦可以了解人的性格。实际上，自人类历史文明伊始，梦就是人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在白日梦中一样，在梦中人也还在规划设计生活，以确保他未来有个安稳的生活。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较易于理解，而梦的意义却鲜为人知。梦很少为人理解并不奇怪，人们通常认为：睡梦是多余而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暂时这样说，一个人渴望获得权力、克服困难及稳固社会地位所做的努力，都会在其梦中找到投影。梦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心理问题的突破口。
（五）移情与认同
人们不但能感知现实中已存在的事物，也能对将要发生的事进行预感和推测。这种预见能力对任何自由运动的生物体都是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人这个生物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总是要面临种种困境。我们将这种能力称作认同或移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得到极大的发展。其活动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能在心理活动的每一角落都可以发现它。如果我们要预见在某一特定情势下所应采取的行动，我们就必须学会怎样利用我们的思维、感觉和知觉的相互关系对该情势做出合理的判断。获得一个着眼点很重要，我们要借此更努力地迎接新形势。
移情会出现在人们的交谈中。如果不能在交谈的过程中认同对方，则不可能理解对方。当某人注意到别人身处险境时，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焦虑不安感，这就是有关移情的一个常见的例子。这种移情作用可能很强烈，使他不由自主地做出防御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面临危险。我们可以想象，当某人不小心摔坏了杯子时，在旁边的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在保龄球场，我们也常可以看到某些运动员随着球的滚动路线而移动身体，仿佛想借此改变球的运动路线。同样，在足球比赛中，看台上的观众会随着所喜欢的球队的进攻方向，做出用力向前推进的动作；而在对方球队得球时，又会做出抗拒的动作。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汽车驾驶员在面临危险时，会无意间做出踩刹车的动作。如果人们从一座高楼旁经过，看到有人在楼上擦窗户，都会不自觉地做出后退、躲避的动作。当演讲者乱了方寸，讲不下去时，听众就会感觉压抑和不安。特别是在剧院里，我们很难使自己不对演员产生某种认同感，我们会不自觉地让自己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的生活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认同能力。如果要追溯这种在行动和感觉上像是另一个人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可以在与生俱来的社会感中找到答案。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感，是我们自身与整个宇宙相互联系的反映；它是人之为人必不可少的根本特征，它赋予我们认同外在事物的能力。
正如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感一样，移情也有不同程度之分。这在儿童身上可以观察得到。有些女孩子沉迷于她们的洋娃娃，就好像这些洋娃娃也是人一样；而另一些儿童则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非常感兴趣。如果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关注于那些无价值的或无生命的物件，则个体可能停止发展。我们常见的儿童虐待动物，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感，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对其他生物具有认同能力，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认同能力缺失将导致儿童在与同伴交往时，只关注那些价值甚小或毫无意义的东西，只为自己着想，不关心他人的喜怒哀乐。这些表现与缺乏移情能力密切相关。认同能力严重缺失时，个体就会完全拒绝与其同伴进行合作。
（六）催眠与暗示
一个个体为何能够对另一个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答案是：这是我们心理生活伴随的现象之一。只有个体间能够互相影响，社会生活才成为可能。这种相互影响在有些情形中非常明显，比如教师和学生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在社会感的影响下，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乐于接受环境的影响。这种乐于接受影响的程度，要视影响者对被影响者作用的性质而定。影响者如果是在伤害对方，那这种影响将不可能长久。如果要更好地影响某一个体，就必须保证他的权利没有受到损失。这是教育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观点。也许有可能构想其他形式的教育方法，但是只有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的教育制度才能够成功，因为它与人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宇宙的相互联系密切相关。
只有当个体有意远离社会、拒绝接受社会的影响时，以上观点才不再适用。在个体决定远离社会并采取行动之前，内心会有一番激烈的争斗，在此过程中，个体与社会的联系逐步瓦解，最终很可能公然对社会感予以反抗。此时，几乎不可能再对他进行各种形式的有益改变。我们看到的将是这样一种戏剧性情景：他对任何想要改变他的尝试，都予以反击。
一般情况下，感觉自己受到环境压制的儿童，会对其教育者所施加的影响表现出敌意。然而，在有些情况中，由于外部压力足够大，扫除了一切障碍，因此借助权威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些儿童。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种服从并不具有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服从有时十分奇怪，可能会使服从者不再适应生活。他们习惯于卑躬屈膝和盲从，没有别人的命令，就无法行动和思考。这种无条件的服从是很危险的，这样的儿童长大之后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是让他去犯罪。
在犯罪团伙中常可见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执行犯罪行为的人就是这一类人，而犯罪头目往往远离作案现场。几乎在所有团伙犯罪的诉讼案中，都可以找到这类充当爪牙、唯命是从的人。这种盲目服从的作用很大，有时甚至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一些人甚至为他们的奴性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实现其野心的理想途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正常的相互影响，就会发现最容易受影响的是那些遵纪守法、通情达理的人；他们的社会感也很少受到歪曲。与之相反的是，那些渴望出人头地、支配他人的人最难受到影响。观测的结果告诉我们的始终都是这样一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