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生的文体，决非是空穴来风，它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背景或多维的历史赠予。这正如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从未听说过，在文化系统或在其他任何一种系统之中，有什么东西是从空无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事物总是导源于另一种事物。”怀特：《文化的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在这里，怀特实际上给出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文化研究应从整体的系统的关联中，测绘出某一具体对象的独特的图景。这一方法完全适用于文体发生动因的研究。“文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开放系统。”“文体的背后永远存在着深隐的原因。”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构成文体发生背景坐标系的，是共时性的必备的社会现实条件，与历时性的文化传统显性或内隐的影响。而其中共时性的要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夫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故事际一变，则文成一体。”姚华：《井堂类稿·曲海一勺》。
茅盾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原因时，曾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1期，1937年2月20日。特性的文学孕育于特性的时代。近代就是一个沧海横流、风雷激荡的特殊时代。在从古代向现代的突进中，近代新旧文化的冲撞，衍化出不胜枚举的文化新景观。在诸多文化新景观中，就有新创的报告文学。近代文化的转型为报告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的历史条件。报告文学的发生，并非由单因一果的线性操作而致，而是多因一果的复杂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近代文化转型的全方位性，恰好遇合了报告文学发生的多因性。文化视角，实际是一种复合视角。以此勘察报告文学的成型之象，就是基于对报告文学发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并试图藉此真实地还原出报告文学生成的历史状貌。从总体的、主导的方面而论，报告文学是近代新闻文化的伴生物，是近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新闻文化成为报告文学萌生的母体，它为报告文学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又使其因具特殊的文体使命，也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必要性。而从文学本体而言，报告文学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一种积极的实践。这种积极的写实性实践，将可能性、必要性的要素，转化为实然可见的新文体——报告文学。
一、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新闻文化的产物
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一种样式，报告文学自然也以特定的物质文化作为它的基础。日本文艺家川口浩在论及报告文学发生条件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报告文学论》，沈端先译，《北斗》第2卷第1期，1932年1月20日。。报告文学的母体是新闻，近代新闻的主要媒体是报纸。而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它以近代先进的印刷业作为其直接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曾揭示过近代印刷业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而印刷术创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27页。近代先进的印刷技术，为新闻——报纸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使报纸能成为较前迅捷而广泛地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体。中国古代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特殊的贡献。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邸报。“新闻”一词在有唐已可见及。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就有“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之句。但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迟于欧洲约二百年。近代新闻业的后滞，固然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政体的钳制，但与印刷技术的落伍也有直接的关联。
19世纪西方的坚船利炮，撞开古老的封建王朝的大门。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经济的侵略，旨在传教、进行文化殖民的洋报在华大肆创办。西人在华办报的同时，也把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介绍到了中国。曾供职于沪上墨海书局的王韬在《瀛壖杂志》卷六，对洋人的印刷术颇多钦羡：“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即可印四万余纸……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欢。”作为有识之士，王韬善于“师夷长技”。他于1873年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在香港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成为中国最早的印刷实业家。次年，他又创办了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报纸之一《循环日报》。王韬“他是中国历史上以报纸为讲坛，宣传变法图强的第一人，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凤超：《中国的报刊》，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页。。先进的印刷技术，使新闻的近代化得以成为现实。快速的印制，使受众所见不再是“旧闻”的新闻，确保了新闻的时效；而报纸内容时代性的增强，发行量的增大，使新闻媒体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效应。像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创刊时发行量4 000份，最高则达17 000份。这种在当时颇大的发行量，使梁氏报纸成为当时声播遐迩的舆论中心。对此，梁启超曾无不得意地作过譬说：“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中国近代新闻业首盛于“戊戌变法”时期。李侃指出：“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新的起点。”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而至辛亥革命后，全国报刊增至500多种。署名“兰陵忧患生”的，在《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句描写报业发展的盛状：“报纸于今最有功，能教民智渐开通。眼前报馆如林立，不见‘中央’有‘大同’。”迅速发展的近代报刊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文体通俗化运动起于清朝末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人的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朱自清：《论通俗化》，《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而于报告文学，近代报刊则是萌生这种新文体的直接的渊薮，是刺激报告文学发展的主要媒介要素。
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一部人类传播方式进化的历史。其中，文字及文字传播方式的改变，常常成为文明史发展的某种标志，或导致某种文体的发生。摩尔根就认定人类文明“开始于音标字母的使用和文字记录的产生”，“石刻象形文字亦可以认为是文明时代开始的相等的标识”《古代社会》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我国古人也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易·系辞下》。“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墨子·鲁问》。甲骨文、钟鼎文等成为某种特定文化的符码。文字刻制、印刷技术的革新，时常影响着新文体的产生。唐有传奇，宋出话本，与其时雕版印刷的盛行与活字印刷的发明，似不无关系。而印刷技术、传播方式与文体创造关系最直接者，莫过于近代机器印刷、近代报纸之于近代新闻文体了。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无疑也是历史进入近代的显性标志。伴随着新闻社会角色的确立，新闻业的日益发展，新闻文体也渐次萌生、进化、成型，成为报刊这种几乎是近代唯一的传媒的主体。（19世纪70年代，我国开通两条以上海为起点的国际电报线路：上海经日本长崎至北美；上海经厦门由香港至欧洲。1881年12月24日上海天津间电报线路铺设竣工，交付使用。）
新闻文体作为一种文类，其间包含着若干子项。这主要有消息（狭义的新闻）、时评（政论）和通讯（纪事）等。报告文学实际是通讯的一种优化形态，两者关联密切，并没有截然见异的差别。早期的报刊以消息、论说（时评）为主。如创始期的《申报》版面主要有三大块内容：其一为“本馆告白”、“论说”（社论）；其二新闻，选录本埠、外埠消息，译录香港中外新报消息；另有广告等服务类信息栏。早期的《循环日报》以刊载新闻和评论为主。新闻版分为“京报选录”、“羊城新闻”和“中外新闻”三栏。后来，报纸版面的容量逐渐增大，内容更趋丰富。报纸为迎合读者的需求，满足他们对复杂而重要的新闻事件、人物报道的需要，不再对客体仅作“豆腐干”式的简短的粗放的记写。除简讯以外，另一类报道趋向于对新闻材料作具体细致的叙述，并出现了系列报道的形式。如《申报》对“杨乃武冤狱”的曲折全程，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1874年1月6日）至光绪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77年4月7日）历时三年有余，作了颇为详细的连续报道。消息的细化，报道的系列化，由此衍生出新闻通讯。
有人认为：“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黄流沙：《从进士到记者的黄远生》，转引自黄席群《远生遗著新版序言》，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其实黄远生之于通讯，在于他使通讯文体得以完形和正式化。而在他之前通讯之名已有，只是这种称名并不具备日后通讯所含的文体意义。倒是新闻“纪事”相类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讯”。晚清新闻“纪事”，除战记、离乱记、大事记外，还包括对重要的新闻人物所作的纪传、速写等。具有新闻性的记事写人类作品在近代后期发表很多，蔚然可观。这些作品总体上还显得粗糙，有的写得芜蔓，但它们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新闻性、论评性和文学性的特征。这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但已包含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诸多质素，因而可视为报告文学发生期具有奠基意义的存在。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有反映中法战争的《黑旗军战捷纪事》，反映甲午战争的《东方兵事纪略》，报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记》，记写辛亥革命的《五日风声》等。人物纪传、速写则有梁启超写康有为、李鸿章、“戊戌六君子”诸篇，黄远生写孙中山、章太炎等篇。
晚清新闻通讯中，除“纪事”一类外，还有新式的游记。这类记游作品不同于一般模山范水、吟风弄月的散文小品，而是一种关注社会大端兼及自然人文背景的“旅行通讯”。如《申报》从1876年6月7日起连载“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1903年）等即是这样的旅行通讯。从国际报告文学发生史看，早期的报告文学中许多就是游记体散文，如德国作家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环游世界的旅行记》、俄国作家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等作品，在自然与社会风情的描写中，真实地展示出社会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具有显见的社会批判色彩。晚清出现的一批域外游记作品，是开眼看世界、得风气之先的有识者对异域所作的一种文化考察，作为一种体式，已大不同于以前的游记了。
考察近代新闻纪事和旅行通讯，可见作者能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生动、具体而富有情思地反映现实的人物事件和政俗民情。作品的体制也时见宏大。《新大陆游记》用《新民丛报》“临时增刊”专号形式刊发。黄小配的《五日风声》共十一章，凡三万多字，于广州《南越报》连载57天。这些作品，已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风情描述，而是初具形态的报告文学。基于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孕育于近代新闻的进化，脱胎于新闻文体的发展，近代新闻文化直接导引了报告文学的发生。
二、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政治文化的载体
近代文化是一种多质的丰富复杂的系统结构。而决定这种文化特质的，最主要的就是近代政治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政治文化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潮，它直接影响其它文化的生成与走向。近代文化转型的驱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文化的转型所造就的。李侃在谈到近代文化“转换”时，引用邵作舟《邵氏危言》之语作立论的依据。邵氏有言：“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者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李侃以为“西学大兴”，变法图强时潮汹涌之际，近代“文化的转换时期开始了”李侃：《近代传统与思想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变法图强成为贯串近代全程的时代主题，它表达了仁人志士对艰危国运的一种政治性关怀。这种政治性关怀，成为推动近代文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动因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既是政治文化的产物，又是政治文化传播的载体。政治性成为新闻的显性标记。近代新闻在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应运而生，又为政治思潮的席卷呼风唤雨。进步的报刊成为政治鼓吹的主阵地，其间更显著地表现出对时局和国运的政治性关怀，对此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张灏在其论析中国“维新时代的遗产”时曾有指认：“在1895年至1898年期间，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这样一种发展是前所未有的，预示着在国家的发展中出现一个新的转变。”“这些社会精英的报纸倾向于关心国家大事的报道，关心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以寻求治国之道。这种类型的报纸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民族主义的倾向。”他又指出：“作为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工具，社会精英的报刊充满了一种需要参政和有责任参政的新认识。”《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389页。张灏所论是符合近代史实的。
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是应时或先时的思想精英。而这些思想精英又多半是报人，如王韬、严复、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都创办或主持过近代颇有影响的报刊。特别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梁更是将报刊作为变法鼓吹、思想启蒙的利器。康、梁是恩格斯所谓的“启蒙学者”所属，他们是“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恩格斯：《反杜林论》。。他们用作启蒙的方式有撰文讲演、成立学会、收徒讲学等，而创办报刊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康梁集团用来推进运动的另一个新手段是报纸，他们认识到了这是在民众中间传播新知识、新观念以及促进思想一致的有力工具。……利用学会和报纸来推进‘开民智’的工作，这一努力是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43页。
晚清报纸的重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报章文体”所造成的。近代盛极一时的“报章文体”，正是依托于思想精英主办的报刊，并且通过他们富有成效的写作实践，才得到长足发展的。而报章文体“是为那一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服务的”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报章文体中主要是政论，但并不如阿英等所说的仅是政论的一种，其间还包括了新闻纪事等品类。报告文学就是一种变化了的新闻纪事作品与旅行通讯。由此推衍，可见报告文学产生于政治色彩十分浓郁的文化背景中，同时它又直接参与了当时政治文化的建构。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或者其价值实现的道途往往有三：或作社会政治关怀，或作文化价值关怀，或作知识专业技术的关怀。近代特殊的社会情势，使当时具有知识分子特性的文化人，更多地襟怀天下，以现实社会作为观照思考的对象。正如日本当代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代化中，知识分子起的作用非常大。或者说，在‘后进’国，多数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政治家”。“越是‘后进’国，越具有目的意识。因为在那里，事先有了近代化的模式，只是以其为目标推进近代化。由于是‘目的意识性’的，所以当然会带上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亦即是某种意识形态指导下的近代化。……因此，上述的作为异质文明传播者的知识分子的任务，自然也受到‘目的意识’的近代化要求的制约。”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晚清时期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后进”国。面对列强的觊觎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离析，怀具社会责任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格”。其中的突出者就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家或者是政治气息特浓的文化人。中国报告文学在近代的发生，正是适应了这些知识分子作社会政治关怀的需要。发生期的报告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闻题材的文学性制作，倒不如说是思想精英“参政议政”的政治化宣言。政治使命的负载，使作品更直接地介入现实社会，并在介入中实现其独特的文体功能。由此而为社会所重，为“政治文化人”所青睐，成为他们作“政治宣泄”的工具。这样，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就有了某种时代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正是由于时代的催化，由于政治意识见强的文学家或报人的亲炙，报告文学的发生才成为一种实然可见的事实。
在治报告文学史的学者看来，梁启超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奠基者。就其主体构成而言，他是文化人与政治家的组合。“梁启超本质上还是文人型的政治家，在‘觉世’与‘传世’之间，其前后期的侧重点虽有变化，但搞政治时不能忘情于文学，搞文学时又不能忘怀政治。”夏晓虹：《觉世与传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如若他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或许他会选择别种方式表达他的社会设计思想；如若他仅仅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他就会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发表他对人生与世事的看法。正是由于主体具有政治家与文学家混成的特异性，才使梁启超在报告文学发生期会对这一文体有所作为。梁启超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是一位影响甚广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有自评，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由于他是学问家、文学家底子的政治家，所以他往往通过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表达他的政治见解和社会理念。其于写作，最值得称道的是“报章文体”。严复曾有评价，谓“任公文笔，原自畅达，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尤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与熊纯如书札》，《学衡》第12期。。在我看来，引起“海内观听为之一耸”的，主要不在于报章文体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负载的政治见解和启蒙思想。梁启超好作政论，激扬文字，论时析事，其势不可阻遏。而又勤于纪事写人、旅行文字的写作。通过时事报道、人物状写、政俗介绍，借人取事而见其大意，表达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
长篇《戊戌政变记》发表于变法失败后约三个月。作品所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题材。全篇分正编与附录两大部分。正编由“改革实情”、“废立始末记”、“政变前记”、“政变正记”、“殉难六烈士传”等五篇组成。由标题即可洞见作品总体的倾向性。我以为，《戊戌政变记》是一部有关维新变法的历史实录，同时又是一份主体性极强的政治告白。它是檄文，对以西后为首的“豺狼之政体”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又是颂歌，对致力于变法、献身于救国的仁人志士作了热情的叙写和褒扬。在这里，读者很容易看出，作者作为维新变法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他所必然具有的政治立场。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戊戌政变记》是作者对维新变法所作的一次系统的总结，也是对自己变法思想、国是评判所作的集中宣教。总之，《戊戌政变记》并不是一部纯然的客观的新闻纪事，而可视为一份专题性的政治备忘录。《戊戌政变记》主旨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发生期报告文学作品主题的总体特征。
三、 报告文学：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
论及报告文学的发生，刘白羽曾有“古已有之”说。他认为“‘报告文学’、‘特写’，不过是后来加的名称。至于这种文学样式，自古以来就在大量发展着，诸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以及后来陶渊明、杜牧、柳宗元、苏东坡，更不知写了多少好的‘报告’、‘特写’”《早晨的太阳》序，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刘白羽的界说忽视了报告文学发生的时代条件和物质基础，将史传文学等同于传播性见强的报告文学。但刘白羽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成分，这就是他提示我们也应该从文体承继关系的视角，考察报告文学的文体构成及其发展。
报告文学虽新生于近代，但它与古代的史传文学有着内在的关联。我们观察梁启超所写的人物类报告文学，可见作者明显地受到《史记》的影响。梁启超谙熟《史记》，“史记之文，能成诵八九”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他特别推崇《史记》人物列传的写法，以为：“《史记》每一篇列传，必代表某一方面的重要人物……每篇都有深意，大都从全社会着眼，用人物来做一种现象的反影，并不是专替一个人作起居注。”《中国历史作法研究·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梁启超等对古代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主要在于他们对于史家品格的认同与坚持。梁启超说：“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中国历史作法研究·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
对人事物景情作“忠实”的反映，这是我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崇真，是古代文章美学的基本范畴。古人以为作文应做到“事信而不诞”刘勰思：《文心雕龙·宗经》。。真实，也被用作衡文的重要标准。钱谦益对此作过形象的譬说：“文章途彻，千途万方……真则朝日夕月，伪则朝花夕槿也；真则精金美玉，伪则瓦砾粪土也。”《牧斋初学集·复李叔则书》。司马迁之所以被人誉之为“有良史之才”，也主要是因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有一种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可以这样认为，发生期报告文学就其精神品格而言，它是对古代史家“实录”精神的一种呼应。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文学理念。真实，作为文学家所崇尚的人文品格与文体精神，只有在相应宽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强化与张扬。因为写作的真实，实际应是精神的真实，这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意味着写作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清代统治者恰恰竭力剥夺文人的写作自由。这种剥夺有明目张胆地实施“文字狱”的酷政，更有以思想的统治，文化学术的“引偏”，诱使文人学士醉心于个人的功名利禄，埋首于书斋故纸，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有清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以八股作文为表现形式的程朱理学。“三纲五常”、八股为文，这是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虐杀。特别是“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严复：《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5月2日。。在学术界，清朝以汉学为显，引导知识分子潜心考据，避触时事，“束发就学，皓首穷经”。
在这种主流思想和学术导向的驱使下，知识分子逐渐丧失精神的自主，以至于从根本上消解主体真实地观照、反映客体所需要的独立的人文精神。诚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封建专制的社会文化生态造就了不敢正视人生与社会的文人；而文人的“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论睁了眼看》，《语丝》第38期，1925年。。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一般景况。
从与报告文学有文体关联的散文创作看，清代桐城派散文统领文坛。桐城散文强调“文以载道”，讲究“道统”与“文统”结合的“义法”。这种“义法”与清朝的统治思想声气相通。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中对“义法”作有表白：“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鉴我皇上爱育人才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由此可见，桐城古文实为“御用”的传道之器。这样的文字，从根本上说，不可能真正负起真实地反映人生与社会的使命。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同上。鲁迅所呼唤出现的这样的文坛新景，在近代已渐露端倪。文坛新景的出现，导源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开始走向自觉。这个“近代”，确切地说是特指19世纪90年代。早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史家陈子展就以为所谓近代应“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1898年）说起。……光绪皇帝遂下变法维新之诏，重用一般新进少年。是为‘戊戌维新运动’。这个运动虽遭守旧党的反对，不久即归消灭，但这种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实在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也就是中国由旧的时代走入新的时代的第一步。总之：从这时候起，古旧的中国总算有了一点近代的觉悟，……中国近代文学的变迁，就从这个时期开始。”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3页。中国近代史或文学史所具有的质变意义，实由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1 300多名举人的集体签名上书，对于维新变法的热忱设计与参与等等，展示着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可人的精神风貌。释放着自我生命能量与激情的知识分子终于走到历史的前台，向社会演绎知识分子一种“真我”的情思与风采。
在文学中开始找回失落的“实录”精神，并加以强化，这是近代写实文学观持论者与实践者所做出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贡献。文学“实录”精神的找回，是一个进程，是一种集体性的操作。近代许多有识之士力主文章当“务归实用，不尚虚文”。太平天国“总揽文衡”的洪仁玕，撰《诫浮文巧言喻》，主张“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实叙其事”，“语语确实”，认为“用浮文者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王韬对专事阐释统治者认可经典的时文，颇不以为然，“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老民自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以为“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之所欲吐，斯即佳文”《弢园文录外编·自序》。。要求“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征为记载”王韬：《淞隐漫录自序》。。强调作者应写“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
近代写实文学观的提出，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古代写实文学观念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对桐城派古文的直接反拨。但更重要的是对激变时代于文学召唤所作的响应。19世纪是中国风雨飘摇，命途多舛的季度。偌大而古老的华夏民族竟屡被外敌所挫，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身临其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幡然自觉，不再遁迹于象牙之塔，漠视生存的危局，而能关注于社会大势、民生国运，以如椽之笔，状写危如累卵的现实，鼓呼革新图变，拯民救国，以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斗志。19世纪中叶以降是西学东渐之时。“中兴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达，欧和文化，灌输眼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学术思想，大生变革。”黄人：《清文汇》序。所谓同治“中兴垂五十年”，实为虚拟，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倒是实然。民主自由思想的输入、域外文学理论的引介，为文学的写实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写实的文学，又成为民主自由思想传播的载体。此外，近代写实文学观与近代新闻的兴起直接相关。新闻文体、新闻文学其要旨即在于真实。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称赞新闻文体“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新闻的这种优长影响着当时的文风以及文学的观念。
被我们名之为发生期报告文学代表作家的梁启超、黄远生，他们对文学的写实颇为认同并多有实践。有人认为：“远庸文艺的信仰，是合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为一的。”《远生遗著》林志钧序，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他的文章“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无欺。夫惟大胆，故能创造。惟不欺，故工写实。兼此二义乃完全为今日之新文学家。而此文艺，亦天然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远生遗著》关赓麟序。。这里论者认定“写实主义”是黄远生的文艺思想，并将“写实主义”当作“成就其为新闻业之文艺”的某种条件。“新闻业之文艺”，或可别解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造就，从文艺思想角度视之，当以写实主义为其理论基础。写实，或写实主义是舶来的文艺学名词。我们从梁启超一段有关欧洲文学思潮分析的文字中，可以知道他对欧洲写实派文学的关注。写实派，梁启超另称为自然派。他在《欧洲心影录》《欧洲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专门分析了19世纪中叶欧洲自然派文学勃兴的原因：“自然派所以勃兴，有许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忒派之后，将破除旧套，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个基础，自然应该更一步趋到通俗求真的方面来。第二件，其时物质文明剧变骤进，社会情状日趋繁复，多数人无复耽玩幻想的余裕，而且觉得幻境虽佳，总不过过门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实写来，较为亲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观正披靡一时，玄虚的理想，当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第四件，科学的研究法，既无论何种学问都广行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一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
梁启超从社会发展、读者心理、哲学思想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等多维视角，推导文学流变的内在原因。他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些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对报告文学发生背景的解释。写实文学，主要包括自然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梁启超分析话语中所用的“通俗求真”、写“眼前事实”，排斥“玄虚”以及“客观分析”等，就可用以对报告文学写作规范与文体特征的表述。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近代作报告文学的文体实验，既承继古代史家优秀的纪实品格，同时，也为域外写实文学思潮所影响。进而，我们可以作此推论，中国近代写实文学观念，正是在继承和借鉴中，基于当时的社会情状，而逐步确立发展的。发生期的报告文学就是近代写实文学观的积极实践。而这种实践，又有力地支撑了写实文学理论。
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的实践者，发生期报告文学作者将对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作为写作之要务。为了确保所写的真实，作者往往择取个人经验中的材料加以叙写，作品的题材择取表现出亲历性、亲验性的倾向。而对于个人亲历之事，也不满足于道听途说、浅尝辄止，而能详加考核，以求可信。“驰驱英法义比四国”的薛福成，“据所亲历，笔之于书”，写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对于所记之事能“逐事考求”《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梁启超作《新大陆游记》有两个目的：“一以调查我黄族在海外者之情状，二以实察新大陆之政俗。”《海外殖民调查报告书》，《饮冰室文集》（下），广智书局本。“调查”与“实察”，正是报告文学得其真实的重要手段。梁启超对于新闻纪事的写作提出过“五字说”，包括“博”、“速”、“确”、“直”、“正”，其中“确”与“直”直接关系着作品的真实。他说：“本报纪事，以‘确’为主。凡风闻影响之事，概不登录。”“本报纪事，以‘直’为主。凡事关大局者，必忠实报闻，无所隐讳。”《〈时报〉发刊例》，《时报》创刊号，1904年6月12日。由梁启超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新闻纪事的真实，绝不是指个人遭际的“小真实”，而是指“事关大局”的“大真实”。而作为近代写实文学观实践成果的报告文学，它所反映的正是事关宏旨，“可惊可愕”可观的时代的真实。因此我们认为，近代萌生的报告文学，决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而是具有文学性的更富含文献意义的历史实录。
在中国报告文学发生期的后端，遇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不断引介和特定语境中中国作家对其的认同，写实主义的理论主导了作家的写作，为人生的写实文学，为作家所倡导与实践，成为文学革命的一种追求。对写实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多有强调，认为中国的文学“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潭》，《青年杂志》第1卷第3—4号。。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明确地指出：“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在他看来，“古典文学”，实指卫道疏空的部分，“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者也。……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报告文学文体意义生成的前提，在于它的社会写实性，非虚构性。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写实文学。作为写实文学的五四时期或稍后的报告文学，以其写实性、批判性与启蒙性的建构丰富了当时的文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