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所处的时代，正是唐代皇帝和佛教界就是否“拜君亲”的问题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冲突的真正的根源乃是外来的佛教中不拜俗人的教义跟中国儒家忠孝思想矛盾。佛教跟朝廷之间“拜君亲”问题的争执由来已久，早在东晋时期，慧远跟桓玄就此问题展开争论。最终，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折服桓玄，于是桓玄下令准许沙门不拜君主。至此，佛教跟朝廷就“拜君亲”问题的争执以佛教界的胜利而告结束。到了隋代，隋炀帝大业三年（607）颁布的《大业律令》条文规定：“诸僧道士等，有所启请者，并先须致敬，然后陈理。”不过，隋炀帝虽然颁布律令，但是佛教界和道教界并不买账。以至于，当隋炀帝在长安南郊接见群臣时，佛教僧尼和道教道士女冠“依前跱立”，并未致拜隋炀帝。到了唐代，“拜君亲”问题再起波澜，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及至唐玄宗等诸位皇帝，同佛教界发生了数次争论与对抗。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贞观政要》卷七，参见《钦定四库全书》。虽然只是要求僧尼道士去致拜他们自己的父母，但仍遭到佛教徒激烈的反对，两年后，唐太宗被迫撤销了这道敕令。唐高宗时，“拜君亲”的问题愈演愈烈，唐高宗处心积虑想扭转佛教不拜君亲的这种状态，又汲取了过去的历代君王反对佛教不“拜君亲”的失败教训，首先于显庆二年（657）下诏禁止僧尼受其父母及尊长的礼拜，投石问路，来试探佛教界的反应，唐高宗的诏令称：“释僧离俗，但务贵高，坐受父母之拜，有伤名教。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拜，所司明行法制禁断。”结果，唐高宗的诏令并没有受到佛教教团的反对，整个佛教界表现得非常平静。唐高宗初战大获成功，于是打算再接再厉更进一步，彻底扭转佛教界不拜君亲的局面。于是，他于龙朔二年（662），再度发布诏令打算让佛教徒和道教徒拜君亲，诏令如下：
唐高宗敕旨
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于尊极之地。不行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辰。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而宣礼。奖以名教，被兹真俗。而濑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广弘明集》卷二十五，参见《钦定四库全书》。
唐高宗采取了比较柔性的策略，试图制造声势，先让各级官员就此问题进行大讨论，试探各级官员对此的看法，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迫使佛教徒致拜君亲，便顺理成章，有望一举而扭转不拜君亲的局面。哪知诏令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佛教教团强力反弹，一方面向皇帝上书强烈反对，一方面，联络那些笃行佛教的权贵向皇帝施压。九品以上文武百官，以及在京的州官、县官，共一千多人集中尚书省对此讨论和表决的结果也令唐高宗十分失望。官员大部分赞成不拜君亲，据统计539人议请不拜，354人议请拜，令狐德棻和阎立本便是这两种对立意见的代表。唐高宗闹了这么大的动静，结果被迫让步，只好下《停沙门拜君诏》，下令“今于君处勿须致拜”。《广弘明集》卷二十五。不过，僧尼们对此仍不依不饶，依旧要求不拜父母，但声势已大不如前，致拜父母之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到了唐玄宗时，旧事重提，唐玄宗于开元二年闰二月，玄宗颁布“令道士女冠僧尼拜父母敕”，命令“自今以后，道士、女冠、僧尼等，并令拜父母。丧纪变除，亦依月数”。依然受到佛教教团的强烈反对。开元二十一年（733），玄宗再次下令僧尼道士必须致拜君亲，唐玄宗的“僧尼兼拜父母诏”称：
道教释教，其来一体，都忘彼我，不自贵高。近者道士女冠，称臣子之礼，僧尼企踵，勤诚请之仪。以为佛初灭度，付嘱国王，猥当负荷，愿在宣布，盖欲崇其教而先于朕者也。自今已后，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兼拜其父母，宜增修戒行，无违僧律，兴行至道，俾在于此。《唐大诏令集》。
在皇权的反复的高压之下，唐开元末年，佛教最终屈服于皇权顺从了拜君亲的诏令。反观道教，在拜君亲的这个问题上，不像佛教那样强烈反对，而是在语言上保持沉默，在行动上却与中央保持一致，践行皇帝所提倡的“拜君亲”令。在整个佛教界都反对拜君亲的背景下，张颐身为道士却努力侍奉照顾自己的母亲，真是当时宗教界难得的正面典型，因此，其榜样的力量不言而喻。
那么，为什么道教界不像佛教界对“拜君亲”的问题如此强烈地反对呢？这是根源道教自身的传统中，早就有孝亲和忠君的思想。如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就非常提倡“上善之法”与“上孝之术”。所谓“上善之法”指：“其行为也，常旦夕忧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为其疾痛，常乐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为政治，但乐使王者安坐而长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则使万民莫不欢喜，无有冤结失职也。跂行之属，莫不向风而化为之，无有疫死者也，万物莫不尽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气俱悦，人君为之增寿益算，百姓尚当复为帝王求奇方殊术，闭藏隐之文莫不为其出，天下回应，皆言咄咄善哉，未尝有也。上老至于婴儿，不知复为恶，皆持其奇殊之方，奉为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使神持负药而告子之，得而服之，终世不知穷时也。是所谓为上善之臣子臣民之行所致也。”所谓“上孝之术”指：“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且老去也，独居闲处念思之，常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向可亲往居之，贱财贵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以乐其亲，风化其意，使入道也。乐得终古与其居，而不知老也。常为求索殊方，周流远所也。至诚乃感天，力尽乃已也。……是名为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闻其善，莫不遥为其悦喜，皆乐思象之也。因相仿效，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归结起来就是要修道者孝亲忠君。东晋时期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对俗》明确指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唐代道经《洞玄灵宝道学科仪》“父母品”规定“出家之人，若道士、女官，身心依道，俗化全一隔，然于鞠养，有殊常俗。若在远，随四时省间；若在近，随月朔省间；在寒在热，在凉在喧，定省之时。”要求道士女冠归省双亲，对父母要嘘寒问暖时常关心。孝亲忠君的思想在净明道中被推向了极致，提出了忠孝成仙的观念，《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称：“仙学始乎孝，至道而学成。上士以文立忠孝，中士以志立忠孝，下士以力致忠孝，味道者反此不有于忠孝。何谓上士以文立忠孝？以言为天下唱。何谓中士以志立忠孝？以行为天下先。何谓下士以力致忠孝？以身为众人率。如此者，南昌上宫著名，升籍入仙，而忠孝之送终矣。”
应该说，第十七代天师在道教忠孝成仙的观念的嬗变过程中，应该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据说张颐，在父亲张应韶羽化之后，弃官嗣教。张颐修道有成，年八十七岁（白玉蟾称他九十而化），童颜皓齿，不疾而化。
明太祖朱元璋和高道白玉蟾的诗赞总结了他的生平事迹和道法特点和主要功绩。
朱元璋诗赞“第十七代张颐”：
至危而全，难去而天。乃知尔仙，乃知尔贤。
流派十七，道气陵烟。孰谓其颠，孰谓有缘。中《皇明恩命世录》卷之一，参见《道藏》第34册。
白玉蟾《赞历代天师》第十七代讳顺，字仲孚。
贵豀一尉隐家山，静结茅庐三两间。九十岁时尸解日，时人独见是童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