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心里十分受用，但以“若因群情依恋，勉遂所请，则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语转为不诚”为由，坚持届期归政，并告诫皇太子及群臣“毋庸再行奏请”！同时再次宣谕：“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敕几体健，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这无异明示：太上皇退闲和不退闲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经过这一番周折，最后明确了“太上皇训政”的政治格局。下面该做的事只剩下了如何把千古未有的内禅大典搞得空前隆重而已。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又是一个冷得出奇的日子。大内巍峨庄严的太和殿前，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王公百官早已整整齐齐分班恭立在偌大的广场上，朝鲜、安南、暹罗等各属国使臣尾随品级最低的官员，列于班末。他们的周围，照例陈设着天子行幸于皇城的仪仗——銮驾卤薄，乐部在太和殿东西檐下布置好了“中和韶乐”庞大的乐队，“丹陛大乐”的乐队则安排在太和门内。太和殿正中，东槛设诏案，上面摆着《传位诏》，西槛设表案，上面摆着《传位贺表》。在皇帝宝座两旁则设两个香几，那左旁香几之上，则恭设此次传位大典最重要、也最富象征意义的“皇帝之宝”。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阳光弥漫了整个广场，给浑身瑟索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暖意。一直在不停躁动着的“驯象”和“仗马”也安静下来，排成了笔直的队列。只听乾清门外钦天监的官员朗声高唱：“吉时到——”顿时，午门钟鼓齐鸣。乾隆皇帝六十年前归政嗣子的心愿终于开始实现了。
乾隆皇帝身着明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乘舆出宫，皇太子琰着皇太子冠服随行于皇帝之后，经中和殿，来到太和殿。此时，钟、鼓、磐、琴、笛、笙等齐奏庄严肃穆的中和韶乐，歌工们则唱出了专备皇帝升座时用的《元平之章》：
维天眷我皇，四海升平泰运昌——岁首肇三阳，万国朝正拜帝阊——云物奏嘉祥，乘鸾辂，建太常——时和化日长，重九译，尽梯航——
这歌词是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亲自改写的，现在听起来，备感贴切，因此皇帝心情格外开朗。他缓步走到太和殿正中高高在上的宝座脚下，步履略显艰难。随扈在旁的大学士和珅有意扶掖一下，被皇帝挥手制止了。皇帝不愿让人们看到他略有老态龙钟的样子，于是自己拾级而上，目不旁视端坐在过于宽大的御座中间。
皇帝头戴红绒结顶的玄狐暖帽，除了顶上缀有一颗巨大的东珠之外，并没有其他饰物。他仍然留着小须髯，但青壮年时白晰清瘦的面容已变得暗红臃肿，身体也早就发福了，幸好皇帝原本身材修长，此刻看起来，倒显得更魁梧硕健。毕竟八十六岁高龄了，岁月的流逝在他的体貌上也无情地刻下了衰老的痕迹。如果说有什么地方没有变的话，那就是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此时仍然在慈祥中透出凛人的威严。
中和韶乐在皇帝就座的那一刻，恰好乐止。此时，皇太子琰亦缓步来到殿内西向侍立。只见銮仪卫官进至中阶之右，一声“鸣鞭”，阶下立即响起三声清脆的鞭子声，这就是令王公百官安静肃穆的“静鞭”。丹陛大乐随之而作，这次是演奏特为授受大典皇太子率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大典而填写的《庆平之章》。
伴随着徐缓悠扬的“御宇六旬，九有浃深仁——勋华一家禔福臻，岁万又万颂大椿——文武圣神，帝夏皇春——的歌声”，以及鸣赞官那抑扬顿挫的“跪，拜——”声，太和殿外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三起三落，向高踞在上的乾隆皇帝行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
丹陛大乐的余音还在广场上空回荡，年高德韶的大学士阿桂和朝中第一权臣和珅便导引嗣皇帝款款走到皇帝宝座之前。即将登极的皇太子颐琰恭恭敬敬地跪在已准备好的拜褥之上，阿桂侧身从御座左边香几请出“皇帝之宝”，跪奉乾隆皇帝，酝酿六十年之久的传位大典即将拉开最精彩的一幕。只见乾隆手捧“皇帝之宝”，端详良久。这是一柄三寸九分见方、厚一寸，上有二寸一分高蛟龙纽的青玉大印。皇帝想的是，六十年了，这颗熟悉的玉印今天何以显得如此沉重？他身体微微前俯，庄重地、虔诚地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之宝”——授给了匍匐在脚下的皇太子琰。
就在这授受之际的一瞬间，皇太子琰取得了皇帝的名号，他至少在表面上成了紫禁城和东亚第一强国的主人；而临宇天下六十年的乾隆皇帝则退居太上皇帝，他至少在形式上把爱新觉罗家族和大清帝国的命运托付给了自己的嗣子。太上皇帝望着恭捧“皇帝之宝”、跪在地上的子皇帝，心中无悔，他正沉浸在“明廷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的无限欣慰之中。
“太上皇”一称是由中国历史上首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钦定的，他追尊自己的父亲庄襄王为太上皇。那是死后的追赠，自不足比数。汉高祖刘邦虽然尊称在生父亲太公为太上皇，也不过是为人子者施给父亲的荣光。至于后来唐高祖则因太宗兄弟同室操戈；唐睿宗则怵于武德殷鉴；唐玄宗仓皇入蜀，其子肃宗在灵武自立——他们都是为其子所逼，不得不放弃帝位，退居毫无权力可言的太上皇。宋高宗则外惕强邻，内耽逸豫，更不足齿。太上皇帝乾隆此刻还想到了三代唐尧、虞舜禅授贤能的遥远往事，但他以为这些传闻虽足称盛事，但授受者并非一家父子，充其量可称为“外禅”。抚今追昔，太上皇帝乾隆有充分理由认为，今日帝位之授受，“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
的确，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即公元1796年2月9日，在京城紫禁城内太和殿所举行的帝位授受大典，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堪称中国古代交接国家最高权力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完美典范。
四、大事还是我办
太上皇帝没参加授受大典之后在太和殿举行的嘉庆皇帝的登极大典。在乘舆还宫的一路上，太上皇帝的心情也一直很好，然而，当他回到已居住了六十年之久的养心殿时，一种莫可名状的失落感慢慢地弥漫了整个胸臆。
养心殿位于乾清门以西、遵义门之内，在一个三合式的院落中。坐北朝南便是养心殿的正殿，正殿明间设有皇帝御座，东、西暖阁则可备召见军机大臣和起居燕闲之用。这座殿庭与乾清官隔墙相望，在宫廷中位置适中，北边与嫔妃所居各宫相接，南边则密迩国家中枢——军机处。因此，养心殿虽不如乾清宫宏伟壮观，却以其舒适的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乾隆皇帝相中，自即位以来，不仅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此，引见官员在此，而且饮食起居俱在于此。六十年了，这里的一窗一几，一字一画，一草一木，皇帝都那样熟悉。如今，已经到了他告别宵旰寝兴六十载的养心殿，移居早已修竣备用的宁寿宫的时候了，太上皇怎能不有一种怅然若失的迷茫之感呢？
其实，太上皇对终有一日要归政退闲是早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圆明园中有一处景点叫“问津堂”，那不过是假山上的三间朴屋而已，而上面却有雍正皇帝御书题额“问津”二字。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皇帝偶幸此地，用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语，亲题“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一联。四十年后，皇帝在“问津堂口号识语”中说他当时乃“有意所题”，说明白一点，“鸟倦飞而知还”的心早已有之。
如果说此联语不过是皇帝当年无意所书，不足为证，那么，修葺宁寿宫，则表明皇帝正在切实准备归政后的颐养之所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特命在宁寿宫修一“养性殿”，规模结构要“一如养心殿之制”。养性殿告成，皇帝题句云：
养心期有为，养性保无欲。
有为法动直，无欲守静淑。
可见，皇帝已为自己归政后“无欲”、“养性”作了心理上、物质上的准备。直到乾隆六十年，即归政前夕，皇帝仍然未改归政后移居宁寿宫养性殿，从此“优游无为”的初衷。
当乾隆完成了授受皇帝玉玺典礼，走下皇帝宝座，第一次以太上皇帝的身分回到养心殿后，才慢慢地品味出，自己内心深处并不完全是出于安土重迁的心理，对住惯了的旧居的那种难以割舍之情，除此之外，还有比这更深刻的因由——养心殿这座寻常的殿宇集中体现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所在。
皇帝依恋的是权力，他的失落感归根到底是权力的失落。
皇帝还不愿养性无欲，他宁愿养心有为！
皇帝在交出“皇帝之宝”，告别太和殿皇帝御座之后，绝对不能远离国家最高权力中心之外，哪怕仅仅是形式上也绝不可能！
为乾隆皇帝精心营建，以作为归政后退闲颐养天年的，包括养性殿在内的宁寿宫，算是国帑虚掷了；圆明园内的长春园亦建而未得其用。对此，太上皇帝曾抱愧地写过一首题为“问津堂口号”的小诗：
四十年前问津处，知还出岫寓心书。
长春园建斯无用，日引月长过在予。
谁也不敢质疑的事实是，在太上皇乾隆有限的余生中，始终占据着本应嘉庆皇帝“宵旰寝兴”的养心殿。据太上皇自己强辩，说什么“仍照常居此，非惟自便，兼欲便于大小臣工也”。在另一处他说得似乎更坦率一点：“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乾隆的留恋权力，在当时就有各种传闻。据来华朝鲜使臣所述，乾隆当内禅时，并不想将“大宝”交给嗣皇帝：
传禅时，“临当受贺，高皇帝（按指乾隆）不肯与大宝，则刘墉止贺曰：“古今安有无大宝之天子？”遂即入奏高宗曰：“陛下不能无系恋天位之心，则传禅可已；传禅而不与大宝，则天下闻之，谓陛下如何？”半日力争，卒大宝而出，始行庆贺礼。
刘墉是乾隆朝名臣刘统勋之子，时任吏部尚书，以刚直闻名于世。乾隆禅位若真的不肯交出“皇帝之宝”，刘墉挺身进谏并非全无可能的。但传位大典，缺少乾隆父子授受“皇帝之宝”这一幕，令人难以置信。乾隆授宝一节，在传位大典前早已奉旨议准，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皇帝谕旨中说：
朕纪年周甲，于丙辰（嘉庆元年）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庆贺礼成，本应筵燕，但是日朕临御太和殿授宝后，嗣皇帝御殿登极，若于是日复举行筵燕，仪节未免繁缛，是以初四日特举千叟宴盛典，胪欢申庆，宣恺颁酺，即以示元正授政。
据此，不仅可证传位大典前半个月乾隆已明示“授宝”，而且，嘉庆元年（1796年）正旦传位、登极大典的当天也没有举行照例的“筵燕”，而是改在正月初四千叟宴时一并举行了。朝鲜使臣所记上述传闻不尽可信，不过，外间毕竟多少窥知一点乾隆有“系恋天位之心”，于是才造出种种流言。
“系恋天位之心”不仅从太上皇乾隆未移居宁寿宫一事可以得到某种暗示，而且传位嘉庆皇帝不久，太上皇即通过敕旨，明白无误地宣告：“大事还是我办！”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黎明，朝鲜进贺使李秉模接到礼部知会，即速前往圆明园。太上皇帝在“山高水长”召见朝鲜、安南、暹罗等国使臣。“山高水长”在圆明园西南隅，那里楼阁层叠，登楼临瞰，远山如黛，楼前则是一片开阔地带，每年新正在这里陈设各色彩灯，施放焰火，以款待来朝的各国使臣及蒙古、回部王公等。当朝鲜使臣午后赶到这里时，太上皇即命前来觐见。朝鲜使臣李秉模记述了乾隆以太上皇身分召见属国来使的情况：“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及冬至正、副使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通官以我国音传于臣等。”李秉模回国后，还向朝鲜国王汇报了太上皇召见时侍坐一旁的嘉庆皇帝的状貌举止：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
这个朝鲜使臣接着含蓄地说：“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可知”什么，他没有说。其实，嘉庆皇帝在太上皇旁边如影随形的举止，除了表明嗣皇帝韬晦之状外，正好作为太上皇“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的生动注脚。
太上皇帝乾隆为什么如此热恋权力？
如果仅仅用权力可以保障穷奢极侈的享受来解释的话，可能会失之肤浅。须知清帝为“家法”所拘，自有“勤政”传统；而“勤政”二字，对清朝皇帝而言，不能完全视之标榜。康熙饱尝为帝之苦，所言尤为深切：
朕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括耶？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鞠躬尽瘁，诚谓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