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正是基于对成倍增长的人口非人力所能控制，而从自己来说又对“养民”作了真诚的努力这样一种心理，所以在尹壮图带有责备意味地说什么“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时，乾隆暴怒异常，以至大失水准地用折腾耍弄直言者的恶作剧方式以泄愤，这固然令人憎恶，但同时也不应忽视，这一次乾隆确实感到委屈，感到他执政五十五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业绩竟没有被人理解，或者没有得到臣下应有的评价。
乾隆晚年，与他同龄的老臣大多已经先他而凋零了，想起他们，皇帝总是很伤感。即使活在世上的高寿者，也几乎全告老还乡了，皇帝对他们悠闲的晚景又不免流露出羡慕之意。乾隆“三先生”之一蔡世远的侄子蔡新早已退休回到家乡福建了，皇帝写给他的诗中有“喜卿桑梓堪娱老，怜我旰宵未息肩”之句。是啊，皇帝固然有数不尽的凡夫俗子艳羡的幸福，但他缺少的正是凡夫俗子闲适自在的心境，而且，老了，病了，也得支撑着坚持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特别是军机处制度建立以后，皇上更不要去想重演“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浪漫故事。乾隆深知，他的“息肩”之日，也就是他告别人世之时。
在处理尹壮图的过程中，皇帝的内心确实很委屈，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是应该值得同情的，至少应该予以足够的理解。他的确为解决当时人口膨胀的压力作了持续不断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乾隆即位后十分景仰历史上那些爱民的好皇帝。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说他“十年九忧旱”，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在乾隆初政十余年间，萦怀于心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养活日益繁衍的人口，君臣上下以“养民”为议题，深入探讨了缓解人口压力的各种方案。其中成效最大的是对被人口压力挤出了田地家园的流民采取了宽大的垦荒政策，这个政策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新垦的零星地亩不必向国家交纳赋税，地方官也不准为表现自己的业绩而重新清丈现有的耕地。
由于国家对农民垦荒取宽容态度，大量失去耕地的农民为谋求生路，扶老携幼离开原来人口密集的地区向边远省份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流迁，出现了所谓“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以及闽广移民台湾的移民大潮。内地、边省以至广阔的边疆地区的山区、半山区、丘陵和海岛，以及水淹沙壅、石多土薄的荒田弃土，得以大量辟为耕地。玉米、番薯这些来自美洲的农作物新品种也被移民们带到那里，得到广泛引种，从而养活了成倍增长的人口。边省中四川恐怕最具典型性。乾隆十四年（1749年）云贵总督张允随就说过：“查贵州旧案，自乾隆八年至今，广东、湖南二省人民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口，其自陕西、湖北往者更不知凡几。国家定蜀百余年，户口之增不下数十百万，而本地生聚尚不在此数。一省如此，天下可知。”据统计，从康熙晚年到鸦片战争前，四川垦田由170万亩增至4600万亩，人口则由130余万激增至4400余万。这增长的人口，主要是从广东、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及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内地省份迁移来的。总之，国家鼓励垦荒的政策，使全国耕地面积激增，突破了十亿亩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对于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种以“藏富于民”为出发点的垦荒政策，就是在大体能够维持“田地正赋既有定额”的前提下，不汲汲于借垦荒增益国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以版图之内现有之地土养活日益繁衍的人民。诚如乾隆所言：“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分赢余，即多一分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就此而言，完全有理由把乾隆称为爱民之君。我们今天不能苛求他一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一切政策一包括鼓励垦荒政策——的最终落脚点都是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爱新觉罗皇族江山万世永固，但他能注意把孔孟讲的“仁心仁政”之类道理落在实处，而绝非仅仅为追求一时宣传效果，就很不简单了。
然而，在做了如此努力之后，还有像尹壮图那样的人说什么“蹙额兴叹”之类的诋毁话，好像方今天下民不聊生，所以乾隆骂他不是“人类”，而且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可不辨”个清清楚楚：
圣祖（康熙）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田赋二次，漕粮一次。世宗（雍正）皇帝十三年整纲饬纪，内外肃清，爱民实政，不可殚述。朕临御五十六年，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田赋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止数十万万。朕历观史册，自明朝以溯汉初，只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旬，犹日孜孜，无时无事不以爱民为念。
在处理尹壮图案大约三个月的过程中，乾隆再三讲类似的话。这里一再加以引述，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而是想揣摩一下这个老皇帝此时心中的委屈和焦虑。
乾隆的悲剧可能也恰恰就在他仅仅停留在委屈和焦虑而已。当他自以为比古往今来的帝王都做得好，自以为应该受到万民感戴和称颂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检查一下，除了人口急剧膨胀的原因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使老百姓得不到他宣传的实惠以至生活每况愈下了呢？为什么不能反躬自问，尹壮图所指责的吏治日坏与自己个人品德不够检点有什么联系？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大势已经发生巨变的情况下，除了按照圣贤的训条和古往今来的经验解决空前严重的人口问题外，还有没有更富创造性的全新的解决办法呢？这些如茧丝牛毛般纠结在一起的麻烦事，以乾隆的权威和智慧，有的能解决一些，有的可能解决得好一点，有的则不能苛求他——但所有这一切，在他执政的最后七八年间，并未能予以正视，更谈不到解决了。
这样，人口问题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成倍增加的人口更使乾隆陷入了更深的忧虑。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到康乾盛世即将结束时，已不是什么能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了，苗民起义率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而引发苗民揭竿而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人口压力下，流移到贵州、湖南、广西一带的被称为“客民”的汉族移民对苗人田地的巧取豪夺。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则在湖北、四川、陕西毗邻的深山老林里酝酿着。那里百数十年来已聚集起楚、粤、赣、皖、黔等省“以数百万计”的流民。这些失去昔日田园的依傍，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正借助秘密教门——自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嘉庆的禅位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用武器批判的方式无情地撕碎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七，也就是审结尹壮图案不过一个月的光景，举行了一次翰詹大考。清制，皇帝对翰詹官员的定期考试，称“翰詹大考”。凡翰林出身的官员，詹事府少詹事以下，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每十年左右，临时宣布召集考试。这次翰詹大考，少詹事、江苏仪征人阮元经乾隆帝亲加擢拔，定为一等一名。大考要写一《赋》一《疏》，《赋》题为《拟张衡天象赋》，《疏》题为《拟刘向封陈汤甘延寿疏》，还要引申说与“今日同与不同”。也就是说，比较一下汉朝古事与今日有哪些相同，有哪些不同。阅卷大臣见阮元《赋》写得博雅，未看出《疏》的好处，就置于一等第二名，列在吴省兰之后。乾隆看过卷子说：“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亲改擢一等一名。所谓“疏更好”，阮元日后自己解释说，“实因‘三不同’最合圣意”。且看阮元写的古今“三不同”：
臣伏见我皇上奋武开扬，平定西域，拓地二万余里，凡汉唐以来羁縻未服之地，尽入版图，开屯置驿，中外一家，岂如郅支、呼韩叛服靡常，杀辱汉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来，出力大臣，无不加赏高爵，或有微罪，断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劳，亦无憾焉，未有若延寿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运筹九重之上，决胜万里之外，领兵大臣莫不仰承圣谟，指授机宜，有战必克。间有偶违庙算者，即不能速蒇丰功，又孰能于睿虑所未及之处，自出奇谋，徼幸立功者？此其不同者三也。
似乎用不着过多解释，乾隆所说的“第二名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其实，并不是能不能做古文的问题，而是阮元的“三不同”“最合”老年帝王需要臣民颂扬的“圣意”。
乾隆晚年的心境是极其复杂的。每每觉得自己站在千古盛世的巅峰，高己卑人，雄才易事，踌躇满志，顾盼自雄，自以为古今多少帝王，没有哪一个能赶得上自己；但内心深处又不无忧虑和委屈，以乾隆的阅历和智慧，他何尝不明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的道理？他怎能不了解世上绝没有亿万斯年长盛不衰的一姓皇朝？他有意无意地引导臣下不断提高歌功颂德的水平，像尹壮图那样责难的声音固然听不进去，就是露骨的吹捧和陈词滥调的谀颂也不行，他需要的是阮元“三不同”式的发自内心、有理有据、别出心裁、含蓄蕴藉的赞美。晚年的乾隆已经离不开臣民颂扬的滋养和安慰，他需要陶醉在一种悠悠然，飘飘然的境界，使自尊心得到满足；他之所以离不开这种颂扬，还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振作起来并麻醉心中的焦虑。
乾隆五十六年春天接踵而来的尹壮图的降调和阮元的“异数”，对大清帝国未来的命运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沉沉暮霭弥漫了紫禁城里昔日辉煌的宫殿。
二、傲慢的英使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初十日，在地球的另一端，以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特使的由军事、测量、绘图、航海、医护等各方面随员百余人所组成的庞大访华使团，分乘英海军部特派配置六十四门火炮之皇家军舰“狮子号”及“印度斯坦号”等船舰，由英吉利海峡朴茨茅斯港扬帆出发，开始了穿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前往中国的漫长航行。这个使团打着为乾隆皇帝补祝八旬万寿的旗号，因此，随船带来了经过精心选择的各种贵重礼物，这些货物装了整整六百箱。
马戛尔尼勋爵具有丰富的外交阅历。此人生于1737年，曾担任过英国驻俄国彼得堡的特使、格林那达总督和印度马德拉斯圣乔治要塞总督兼管理会主席。临行前英外交大臣亨利·邓达斯特训令此次外交行动应至少达到如下目的：摆脱广州官吏对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获准江浙一带靠近商品产地的口岸；废除或降低进口货物关税；准许在沿海某个岛屿有一个便利的商站；把英国产品从各口岸引入北京以鼓励中国人消费英国货，以及在法律上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代理人以安全保障。此外，还要与中国探讨中英两国在各自首都派驻使臣的可能性。关于谈判的策略，邓达斯训示要有妥协的精神，灵活的态度，甚至在礼仪问题上，只要不损害国王陛下的尊严，不降低使臣本人的身份，也可以按中方的要求行事，“莫让礼节琐事妨碍我们博得皇帝及其大臣们的欢心，以致不能得到本可得到的好处”。如中国方面提出禁止鸦片走私时，“必须让步，而不要冒丧失其他主要利益的危险”。如何在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换取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得以实现，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是深谙此道的。
在马戛尔尼使团启程之际，英国政府就决定将这一重大外交举动及早通知中国，以避免产生不应有的误会。于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培林爵士给两广总督发一正式函件，该函件是以平等的口气写的，主要内容是：
前闻中国皇帝八秩正寿，原冀侨居广州之臣民应派委员赴京祝嘏，乃嗣闻祝嘏委员未克及时遣派，良用歉仄。兹欲中国皇帝发生友谊，并增进两国之邦交，扩充两国人民之商业，特定派遣马戛尔尼充特派大使，其人贵胄显秩，历任国家要职，德行才能兼赅具备，兹以全权代表敝国君主聘于中国皇帝御前，并代致其恳切之情。
信中特别提到，英王陛下赠送中国皇帝礼物多品，钜制机工，甚为珍贵，从广州长途跋涉至京，恐路上招致损伤，故将乘坐英王陛下特派船只直航天津港口上岸，请将上述情况转呈北京。
当年九月，培林函件经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专员波朗呈交代理两广总督郭世勋。两个月后，乾隆皇帝便从广东方面获悉英国使臣“梯海来航，进呈贡物”，并看到了由郭世勋转呈的培林《原禀》。当看到英国人“情词极为恭顺恳挚”的《原禀》“译稿”时，皇帝非常兴奋，当下向军机大臣表示“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随即命传谕沿海各省督抚，当“英吉利贡船”泊岸时，要先期派定统兵大员带领官兵列营站队，“旗帜务必鲜明，甲杖务必精粹”，以在西洋“贡使”面前显示天朝的威严。皇帝在谕旨中强调，英国贡使航海远来，不能与缅甸、安南近边藩属相比，一定要悉心予以妥善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