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恒之前，朝中权臣前有鄂尔泰、张廷玉，后有讷亲，他们都是皇考雍正皇帝留下的元辅重臣。鄂、张还是皇帝的师傅，对他们，皇帝不能不有所收敛。傅恒则不然。从蓝翎侍卫起家到当朝第一大臣，全靠皇上一手栽培，自然感戴皇上天高地厚的深恩，惟有以勤慎敬畏供职为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恒是庸碌之辈。这位椒房懿亲汉文修养也有限，所以他不爱谈诗论文，处理奏牍案卷却——目数行而下，十分熟练。遇到文义窒碍之处，偶加点窜，旁人无以改易。此公政治上颇精明，尹继善总督两江时，南巡之前一两年总要入京觐见，向皇帝夸说新发现的奇山异水。傅恒不以为然，曾让下属做诗嘲弄尹继善，其中一句云“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傅恒把“公”改为“今”，一字之改，便尽削棱角，既体现了宽和涵容的气度，又让人品味出对尹公此举的嘲讽。而最令皇帝感佩的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决策用兵准噶尔时，朝臣议论纷纷，绝大多数人有畏战之心，惟独傅恒一人与皇帝协心赞画，断在必行。准噶尔平定，西师奏凯，皇帝把傅恒比为辅佐刘邦百战得天下的萧何，图功臣百人画像于西苑紫光阁时，令傅恒冠首。如果说傅恒对皇帝时时处处谨守臣子之分，那么，皇帝对傅恒，而且只有对傅恒，能脱略君臣关系的拘束，待以家人兄弟的亲情。每天晚膳后皇帝将奏折、题本处理完毕，往往召傅恒独自进见，当时近臣特名之为“晚面”。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征缅之役接连损兵折将，皇帝命傅恒为经略前往云南扭转颓局，皇帝在赐给他的扇子上题诗云：“世上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助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很可惜，傅恒此次却有负皇帝的厚望，既没有扬武，更没有扬仁，窝窝囊囊地与缅军统帅议和后，便焚舟熔炮，班师回国了。这时他已染瘴病重，但仍支撑≯着到天津行在去请罪。皇帝见到身染沉疴、形容憔悴的姻兄，不忍心深加责备。傅恒回京不久便病逝了，皇帝亲临傅家酹洒致祭，并写了一首七律，悼念这个对皇帝鞠躬尽瘁的知己重臣，其中后两联关系到福康安日后的命运，尤应注意：
千载不磨入南恨，半途乃夺济川材。
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二十一年前，孝贤皇后去世时“以傅恒为托”，皇帝果然把傅恒视为可以推心置腹的亲兄弟；如今傅恒也物故了，皇帝则主动告慰他的亡灵：“安息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把他们培养成器。”
福康安属狗，生于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傅恒病逝时，他才十七岁。在傅恒的四个儿子中，福康安行三。大哥福灵安已于三年前死于征缅前线，二哥福隆安当时以工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并兼九门提督。乾隆所谓“汝子吾儿定教培”虽然也包括福康安和他的四弟福长安，但当时主要指福隆安而言。皇帝私心想让福隆安接其父傅恒的班，秉持中枢。然而，福隆安从小体质孱弱，柄政后，又不见有卓异的识见才能，所作所为不能让皇帝放心。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福隆安病故，从此，皇帝在傅恒灵前许下的诺言则寄托在福康安身上了。
福康安从幼童时起就以过人机警、文武兼擅而受到皇帝的青睐，皇帝后来也说过：“福康安垂髫豢养，经朕多年训诲，至于成人。”傅恒去世的第二年，他就被提拔为户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位列卿贰，这不能不说是皇帝有意“教培”，不过，皇帝的英明在于他的逾格“教培”，并未流于溺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第二次金川之役大战方酣，皇帝便将福康安派往前线。福康安从领队大臣干起，在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清史列传·福康安传》载其战绩如下：
三十九年二月，大兵攻喇穆喇穆，福康安克其西各碉，会领队海兰察既取登古高峰，遂乘胜克罗博瓦山。
三月，从罗博瓦峰下北剿，克得斯东寨。夜有贼七八百入，乘雪雾潜登山，犯副将常禄保营。福康安闻枪声，急以兵援击，贼退。
五月，贼雨中于山坡立两碉，福康安夜率兵八百，冒雨毁垣入，杀数贼，立毁碉。
六月，克色溯普山，获坚碉数十，歼敌数百。阿桂令领队额森特夜进兵，攻色溯普南山碉。福康安为应，视海兰察兵登山巅，并力助战。天明，望海兰察至碉下，疾驱众越过重濠，冒枪石与贼持，使不得他顾，我兵遂得尽破喇穆喇穆碉卡，取日则丫口。
七月，克嘉德古碉，攻逊克尔宗西北寨，有贼数十潜袭我兵后，福康安击退之。
十一月，攻格鲁克古，率兵裹粮夜逾沟，攀崖上，从山罅入，取当噶海寨、陡鸟当噶大碉，压桑噶斯玛特，取其木城、石卡。
四十年五月，克荣噶尔博山，进到第七峰，赏嘉勇巴图鲁号。
六月，于第七峰下冒枪石成木栅九，接第八峰麓。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金川平，皇帝论功行赏，封福康安为三等嘉勇男爵，紫光阁所绘功臣像，福康安名列第十三，御制赞词云：“代兄以往，继父而奋。矜许廑励，王臣之荩。登碉夺砦，那须蒙甲？嘉勇锡名，世传勋业。”这一年福康安年仅二十二岁。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冬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官军屡战屡败，龟缩于府城及诸罗县等几个据点里，台湾全岛几乎失去控制。皇帝几次阵前易帅，都未能挽回败局，遂于五十二年任命福康安为统帅，渡台作战。福康安率军抵台后，振作士气，调度有方，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即将起义镇压下去，并将林爽文俘献京师。皇帝将福康安进封一等嘉勇公，也像当年对傅恒一样，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服；除此之外，又加赏黄腰带、紫韁和金黄辫珊瑚朝珠。福康安身非宗室，既受封一等公，实际上已无爵可封，除非待以异数——封宗室爵。
清代宗室封爵与非宗室封爵有别。非宗室封爵，即所谓民爵，分为九级，即恩骑尉、云骑尉、骑都尉、轻车都尉、男、子、伯、侯、公。每一级又分若干品，总计民爵共九级二十七品，至一等公则酬庸赏功到了极点。民爵的颁赏由吏、兵两部掌管，宗室封爵则由宗人府掌管。宗室封爵受封者，必须具有宗室的身分。宗室，即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后裔，因其以腰束金黄带子为标志，故俗称“黄带子”。宗室爵分十二等，即奉恩将军、奉国将军、辅国将军、镇国将军、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贝勒、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凡亲王、郡王，初封时还要由皇帝赐以佳号。此外，对宗室王公的服饰、护卫也有一系列规定。福康安以一等嘉勇公的民爵，而赏紫韁、黄腰带、金黄辫珊瑚朝珠之类只有宗室王公得用的服物，表明他距宗室王爵不过一步之遥了，但这一步之遥极难逾越。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将军福康安指挥的翻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往征廓尔喀（略相当于今尼泊尔）之役的辉煌胜利，几乎把他推上了晋封宗室王爵这一旷世殊荣。这一仗用兵徼外，后勤补给线逾数万里，诚如乾隆皇帝所说“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
先看福康安率大军自青海冲寒冒雪驰抵前藏的情形：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大军由西宁启程，一行所经路径崎岖，高山层叠，且时值隆冬，冰雪甚厚，马草牛粪，俱被雪压，炊爨困难。官兵晓行夜宿，高原反应每致头晕气喘。岁末行至鄂林察林诺尔星宿海、白尔齐尔喇嘛陀罗海等处黄河源头，百里之内溪涧交错，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径。且该处多系沟坳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块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更加艰难。及过巴颜哈拉，地势更高，人行寸步即气喘眩晕，肌肤浮肿。翌年正月初二日，驰抵青藏交界多伦巴图尔，将军鄂辉遣人自前藏带领乌拉马匹至交界地方，迎接大军。正月二十日，大将军福康安一行驰抵拉萨。自西宁至前藏，共计四千六百里，实际行走仅只三十九日。
按皇帝的本意，福康安既“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此次又跋涉青藏高原，亲临绝域，冒险步战，手足胼胝，七战七捷，加封宗室王爵，本不为过。但转念一想，富察氏一门朱紫，贵幸太甚，如果福康安再逾格封王，难免外人有所议论，所以才在最后一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皇帝专为此事降旨向天下宣谕：
福康安进剿廓尔喀，如能直抵阳布，将拉特纳巴都尔、巴都尔萨野悉数生擒，解京献俘，其土宇分给附近各部落，其功甚大。前代功臣，原有身非宗室，晋封王爵之例。朕本拟俟红旗递到，加封王爵，以昭异数。今因廓尔喀畏罪投诚，福康安遂传旨受降，班师蒇事，是以只将福康安赏给世职，不克副朕初愿。然由今思之，似此受降蒇功，未始非上天嘉佐我君臣之意。盖福康安系孝贤皇后之侄，大学士傅恒之子，如果得成钜功，或可晋封王爵，在朕只以勋劳甚大，用示酬庸；而天下无识之徒，或谬议朕厚于后族，破格施恩，传之后世，亦且以为口实，几与汉、唐之宠任外戚者无异，朕将何以自解？而福康安父子兄弟多登显秩，福康安又荷王封，富察氏一门太盛，于伊家亦属无益。但福康安既成大功。朕又不得不加以殊恩，转觉两难……
如何两全其美？皇帝决定：“福康安仅予世职。尚不足以酬劳勋，著照王公名下亲军校之例，赏给六品顶戴蓝翎三缺，令福康安于伊得力家人内酌量给戴，用昭格外加恩、优眷劳臣至意。”
福康安生前未能得到的王爵殊恩，在身后终于得到了，乾隆皇帝也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善的方式而从“两难”的处境中摆脱出来。那是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太上皇获悉福康安病殁于镇压苗民起义的战场上，遂命晋封郡王爵衔，谥“文襄”，并推恩其父，亦追赠傅恒为郡王。太上皇听说福康安去世前，有大星向营盘西北陨落，光芒有声，特赋诗表示悼惜之情：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赠，忠笃哪能酬？
从诗中丝毫找不到对亲子之死那种缠绵悱恻的哀伤，却充满了对一个无与伦比的将才英年早逝的痛惜。
福康安如果不是孝贤皇后之侄、傅恒之子，就绝不会得到皇帝那般视如己出般的悉心栽培，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在短暂的一生中成就盖世的武功，也就绝不可能以非黄带子而封多罗郡王。然而，福康安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才，傅恒有子四人，独他得膺王封，这是乾隆皇帝有私当中的无私。
福康安不是乾隆皇帝的私生子。当他的生母，即傅恒夫人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四月在京师病故时，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正奉旨前往广西，以观安南政局之变。乾隆皇帝特降旨福康安不必来京奔丧，谕旨说：“福康安三月甫抵边坝，至成都尚需五十日，到京已在六月下旬，百日将满，已属无及。福康安为国家出力之人，屡著劳绩。现因奉差在外，以致伊母大事不获躬亲，料理丧用，为之恻然！然福康安若到京，朕心转不忍与之相见。应在途中成服，办理广西事竣，即赴广东，在任守制。过一二年，朕酌量降旨，再行赴阙。”福康安接旨时，已病在途中，他奏请皇帝允许他再见母亲一面，口气已近于哀求：
臣母抚臣成立，以仰邀恩佑。兹既不获侍汤药，亲身含殓，惟思于未卜墓穴之前，居庐数日，臣悲慕之心已伸，郁结之怀亦释，犬马之疾转得速痊。此臣迫切私情，不敢于圣主之前，稍有讳饰。
皇帝到此才算被感动了，允许他回京。八月，福康安刚回京在生母亡灵之前哭祭，又公布了命他为四川总督的谕旨，福康安只好泣告皇帝：“臣不敢辞劳，但皇上年尊，天津行事又在明春，臣于此时理难远离。”皇帝在他一再恳奏之下，尽管勉强答应了，第二年春天又遣他出差吉林。试问，如果傅恒夫人是乾隆皇帝年轻时的恋人，如果乾隆皇帝对她有无限的咎歉，如果傅恒去世后，皇帝想通过超擢福康安的办法“安慰守寡的傅恒夫人”，那么，到了傅恒夫人真的去世的时候，乾隆皇帝能如此绝情地把亲生骨肉拒之天外、而失去母子间最后一次聚首的机会吗？他即便不看福康安的面，总也要看自己多年情人、傅恒夫人的面吧？
在乾隆时代，“宫廷及贵族之间”根本无所谓皇帝眷爱傅恒夫人的“公开的秘密”，在当时，也没有什么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的传闻。福康安以非宗室而追赠宗室爵郡王，虽非寻常，却并非难以解释清楚的事。现在实在没有必要为媚俗而编织乾隆偷命妇的风流韵事。贯穿乾隆一生与富察氏一家的特殊缘分，比戏剧还富戏剧性，足以就此铺陈出一部令人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