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把目光移向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是在“远古巴渝”展厅，有一个十分惹眼的场景，也是一个极富创意和充满想象力的场景，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场景。
这个场景由800个土陶罐组成！它们的颜色比较一致，那些陶罐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见的经过修复的夹杂白石膏颜色的陶器，它们每一个都是完整的！陶罐的大小一致，形态相同，均为圜底、小口，口部捏有花边。
这些圜底罐不太好放置，因为它的圜底形态不稳定。展览者想了一个办法，把圜底罐放在一个个的钢圈上，钢圈套在圜底罐底三分之一处，使其稳稳地立在那里，这样就解决了圜底罐的搁置问题。那些钢圈被焊在一根根竖立的钢管上，每一根钢管上距离不等地焊接了几十个钢圈，而钢管则树立了几十根。这样，被放置在上面的陶罐高低错落、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形成了很好的欣赏效果，极富气势。
作为一个展览，形式美当然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全部，它必须为内容服务。那么，这个场景背后所要反映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那些钢管是插在细沙地上的，而且有一些红色的光线时不时地在陶罐上晃来晃去。那些红色的光线是从参观者脚下发出的。一块红色的绸布在鼓风机的吹动下，向前飘摇着，时不时地露出红光，好像火苗在跳跃。沙地、“火苗”、陶罐这些元素就是展览者要表现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仍然显得太过隐晦，使观众难以明白。观众理解不及的地方，也正是我们将要在后文中探讨的秘密。
其实，看似数量庞大的完整圜底罐，与三峡库区的一个县——忠县文物管理所的库房内的完整圜底罐的数量相比，也不及其十分之一，而且这八百个圜底罐，正是从那里调集而来的。也许，若干年后，当忠县博物馆建立起来后，人们就会轻易地看到更多的圜底罐。
在亲手抚摸过这些圜底罐的孙智彬看来，即使忠县文物管理所库房内的陶罐，也远远不是他所见过的圜底罐的全部。因为这些圜底罐来自于他发掘的中坝遗址，他知道，那些数量庞大的圜底罐也不过是所有圜底罐中的极小部分，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中坝的圜底罐简直太多了！在12米多深的文化层中，圜底罐最先出现在靠近下部的商代地层。商代的圜底罐较多，器壁较薄，可以称之为圜底釜。进入西周中晚期后，圜底罐器身变得接近椭圆，器壁开始增厚。春秋时期，圜底罐变得更小了，器壁变厚，器表装饰粗疏的绳纹，颈部收束，器口捏压粗花边。战国时期，圜底罐进一步变小，器壁更厚，但口部不再收缩或略收缩，变为直口。此时，圜底罐已多到占出土陶器总量的95.98%以上！战国以后，历经近千年的花边圜底罐突然消失，至此失去了踪影。
中坝的圜底罐虽然各时代略有区别，但在同一时期，圜底罐的大小和形制却是非常相近的，尤其是在春秋时期。中坝除了大量完整的圜底罐外，更多的是圜底罐的残陶片。当考古者挖掘到这一时代遗留下来的地层时，他们的眼中几乎全是圜底罐陶片。这些陶片太多，屋内的库房和考古经费都有限，以致收集它们竟变成了一种负担。到后来，人们只有将那些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陶罐收集回去。而那些残陶片，就随着泥土一起倾倒出去了。
这些圜底的陶器并不太精美，甚至可以用粗糙来形容。因为它的表面既不光洁，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纹饰或图案，而且胎质中掺杂了许多石英砂。考古者们一时难以想象它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当时的人还要大量使用和拥有它？
类似的疑问还出现在中坝遗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文化层内。孙智彬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虽然商代已经出现圜底罐，但数量很少，那时的主导器物却是一种叫做尖底杯的器物。尖底杯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人们在距中坝遗址6公里远的长江岸边，进行调查和试掘时，首次发现了这种器物。顾名思义，尖底杯的底是尖的，人们最早见到的尖底杯，是一种夹杂大量细粉沙、红色的、敞口的、近底部有一道凸棱的、胎壁较薄的杯，很像羊的角，于是考古学家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角杯。除了角杯外，考古发掘中还常能发现另一种尖底杯：器表常磨光或泥质灰陶、基本不含沙、器壁极薄的、大口略收的、器形较大的杯，其形状与炮弹很接近，考古学家们于是将这种杯起名叫做炮弹杯。
中坝遗址发现的尖底杯主要是角杯。它主要叠压在含大量圜底罐堆积层的下面。这些由角杯为主堆积起来的文化层，陶片比土还要多！人们在发掘时，为了剥离下这些器物而不伤及其余，常常无从下手。
尖底杯和圜底罐——中坝最常见、数量最多的两种器物，是最容易引起人们思索的。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它们的用途？是什么人在用？其堆积是什么原因形成的？……
但在所有的这些问题面前，有一个问题是普通人都会想到的：圜底和尖底具有不稳定性，加之没有发现放置它们的器座，它们是如何放置的？
最早，人们怀疑这种器物的器座不是陶质的，而很可能是木质或竹质的。尖底杯和圜底罐盛行的四川盆地，盛产竹子，只要将其中间任意截取一段，其空心部位就可以安放尖底杯了。角杯的口径呈圆形，约有5～8厘米大小，长有8～15厘米。从其尺寸看，一般的竹子内空稍大，不是很好直接套接；而且由于尖底杯是逐渐由大变小的，所以竹子的器座必须要比较长才行，这样由于重心的向上偏移，其稳定性依然不是太好。
但是，竹子容易腐烂，考古发掘中见到它的机会微乎其微。事实上，在所有的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这类器座。是否尖底器和圜底器就没有器座了呢？有的考古学者指出，早在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分布于两湖平原的大溪文化就盛行圜底器，而与这些圜底器共存的就有大量的陶支座。每三个支座放在一起，就能解决圜底器的平稳放置问题！
支座虽然能很好地支撑圜底器，但却不能支撑尖底器。况且重庆峡江地区至今也没有发现商周时期的陶支座！看来使用支座来支撑的说法难以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但是，许多考古工作者仍然深信这类器物是有器座的。
这个问题甚至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加拿大曾经有一名学者，在观察了三星堆文化的一种中空的“灯形器”之后，认为尖底杯（包括一种叫做尖底盏的器物）可能是放置在灯形器上面的。灯形器一般是磨光陶，上部有一个酒杯状的器身，中间是一节十分长而细的柄，下部外敞以便稳定搁置。灯形器上、中、下三部分中间是连通的，不能盛装液体或粒小的东西。许多学者因其精美且缺少实用功能而认为灯形器是一种法器！将尖底杯或尖底盏置于灯形器上，其大小和搁置吻合程度都很合适，难道尖底杯是巫师作法时用的道具？显然不是。尖底器的数量太多，与灯形器相比，大多数也过于粗糙，显得极不协调。最重要的是，外国学者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两者盛行的时间段完全不同，属于张冠李戴。灯形器出现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而尖底杯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尖底杯并非不可能与器座相配。20世纪90年代初，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发掘了一批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古代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少量的带有圈足的尖底杯，这些与尖底杯紧紧连在一起的圈足，完全起着器座的作用！这表明，尖底杯原先可能是搁置在器座上的，后来发展到器座与尖底杯粘连到一起。尖底器中的尖底盏，发展到战国晚期时，亦出现了圈足，被考古学者称之为“巴蜀式豆”。
尖底器和圜底器的放置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功能问题却是最重要的，甚至也可能是决定性的。最早注意到这个深层次问题的是忠县文物管理所的曾先龙先生。曾先龙是一名落户忠县的重庆知青，长期从事忠县文物工作，对忠县的历史文化了解极深。在多年的工作中，他感到忠县的盐文化在古代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关忠县古代的一些历史，多与生生不息的盐业相关联。但苦于缺少直接的物质材料，难以对古代的制盐工业进行详细的研究。
1997年下半年，三峡工程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正式拉开了大幕。忠县库区的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将要沉没江底。对于这些古代遗址的抢救发掘，既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机遇。也许，曾先龙们关心的问题将在江水到来时浮出水面。
那一年，在忠县境内有两支重要的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来到这里支援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其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正是我们前文说到的中坝遗址，而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了井河口的哨棚嘴遗址、瓦渣地遗址和崖脚墓地。北大考古队的领队是孙华教授，他是一名四川人，长期关注着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盆地的考古工作，在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和历史研究方面着力极多，著述甚丰，堪称这一领域的权威级专家。北京大学考古队的发掘首先在哨棚嘴遗址开始。参加这一遗址发掘的除了少量北京大学的学生外，主要是当时集中在孙华等北大教授们手下进修的重庆市的一些地方文物考古工作者。哨棚嘴遗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发现了，属于当时所谓的井沟遗址的一部分。在这次工作中，哨棚嘴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东周、六朝等多个时期的大量文物，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其中，有的发现还属于重庆地区文物考古中的第一次，改变了人们对重庆先秦文化的一些固有认识。
在哨棚嘴遗址的商周遗物和遗存中，曾先龙似乎寻找到了尖底杯的答案。在这里，角杯、炮弹杯或多或少都有出土，而且不少是完整器。在紧接着的瓦渣地遗址发掘中，也发现了少量的尖底杯和大量的圜底罐。曾先龙在这次工作中，还亲自发掘了一个探方。这个探方的面积有5米长、5米宽。当他发掘到商周文化层和新石器文化层时，出现了一些圆形的坑。坑的直径一般约有1米大小，深约0.5～0.6米。经验丰富的他发现，这些坑和考古上一般所谓的“灰坑”不同，坑壁涂满了很纯净的黏土。开始，他推测这些坑可能是制作陶器、用以和泥料的坑。因为那些坑壁的黏土是制作陶器时的最佳材料。但经过仔细分析，他旋即放弃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和料坑的黏土应当不会只出现在坑壁上，坑内多少应有一些残留才对。那些几千年前的黏土至今仍有黏性，厚薄均匀，似乎经过特意抹平，具有很高的致密性，这会不会是储藏水的坑呢？曾先龙认为，像这种坑壁涂抹了黏土的坑，液体显然难以渗透，其储藏功能是显而易见的。他联想到工地出土的尖底杯，联想到文献上记载的古代忠县发达的盐业，这很可能是与制盐相关的遗迹。虽然有据可查的忠县盐业最早可到汉、六朝，但其盐业历史应当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或许商周时期甚至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滥觞了！曾先龙为自己的想法激动不已，忠县的盐业历史很可能要改写，要大大提前！作为当时的忠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曾先龙带着自己的想法来到了中坝遗址。在中坝遗址，曾先龙看到了与哨棚嘴遗址同样的场景，只不过这里的尖底杯多得不可计数，涂泥的坑也要多出许多。中坝正是古代忠县著名的盐井——井所在地，曾先龙认为这里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曾先龙回到哨棚嘴遗址后与孙华教授就自己的想法进行了交流。孙华教授早就注意到这些奇异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陶器，曾先龙的认识无疑为解开这道谜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要确认尖底杯、圜底罐是制盐工业的遗留，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联系的桥梁，也要弄清楚这些散发着历史气息的器物在制盐工业中是做什么用的。但是在当时，要在二者间寻找联系显然是困难的，或许可以先推测其功用。孙华教授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力图勾勒出古代制盐的方法和流程。
孙华先生了解到，在山东北部沿海的商周遗址中，经常发现一种圜底陶器和尖底器，由于很像古代战士作战时所戴的头盔，故被考古工作者称之为“盔形器”。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盔形器的用途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主要形成了“制盐工具”和“汲水工具”两种观点，但一直缺少确凿的科学检测数据支持。如果从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最早的海盐在渤海南岸一带，就是周代时的齐国境内。到了东周时，齐国曾以鱼盐之利而富甲天下，并称霸一时。那么这些陶器是制盐遗存的可能性就极大了。山东和渝东地区虽远隔千里，而且一个是制海盐，一个是制井盐，看似两者全无关联，但考虑到无论是制什么盐，制盐工业的初创时期，其基本原理应当是一样的，那么两地同出的器物存在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足奇怪了，其内在的原因就是同为制盐工具。
既然可以基本确认尖底器和圜底器是制盐工业的遗留，那么它们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考虑到放置的难题，孙华教授和曾先龙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尖底杯是插在沙地上使用的，圜底罐也可以平稳地放在沙地上！
他们认为，这些遗址均位于江河边，两岸沙滩丰富，面积巨大。将尖底杯插入沙中，很容易就解决了其平稳放置的问题，也就不需要什么器座了。
但是沙中的尖底杯能起什么作用呢？孙华认为，古人向插入沙中的尖底杯倒入卤水，利用日光和风力来制盐。他说，峡江地区夏季日光强烈，热量丰沛，江边的沙粒在阳光照射下，可以达到炙热的60℃～80℃，这些热能透过杯壁，就能对杯内的卤液进行热传导，使卤水中的水分蒸发，很快就会完全干涸，杯底就剩下白白的盐晶了。同时，插在沙滩上的一排排密密匝匝的尖底杯，也可以利用自然风吹干，虽然要慢一些，但也不失为一条途径。
孙华和曾先龙先生的这一假说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因为在当时，这至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一假说的引导下，我们看到了三峡博物馆内的大胆而充满视觉冲击力的圜底罐展览，这也就是那些圜底罐的所谓的秘密。
孙华、曾先龙先生的认识无疑具有开创性，也很具启发。但是晒盐说的漏洞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三峡地区不具备晒盐的气候条件。虽然从气温上来说，三峡地区属温湿的中亚热带气候，年均气温在长江流域较高，甚至接近岭南地区。但是三峡的气温更多地是受到了盆地和峡谷地形的影响，空气流动性小，热量不易散去，冷空气难以进入，故形成了冬季温和，夏季炎热，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气候特征。这种“高温”并不是日照带来的。三峡地区除了秋季天多晴日，云淡天高外，其余季节多阴天，而且夏季常有雷鸣电掣，大雨倾盆，是全国的暴雨中心之一，峡谷内“朝云暮雨”，变化无常的天气是人所共知的。即使在难得一见的艳阳天，由于峡谷深邃，谷底接受日照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多年气象观测表明，冬季，仅中午前后二三个小时可见阳光，夏季日照也仅五六个小时。要想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晒盐，又缺少风力蒸发，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尖底杯和小圜底罐一般均极小。炮弹形尖底杯一般口径约8～10厘米，高15～20厘米，可以装水约0.4～0.45千克；角状尖底杯一般口径约4～7厘米，高9～13厘米，可以装水约0.2～0.3千克；常见的小圜底罐较炮弹杯也多装不了太多。以地下卤水一般的浓度，这样的容量只能晒出极微量的盐，难以大规模生产。如果在晒制过程中不停地添加卤水，虽可得到较多的盐分，但极大地增加了劳动量，也增加了晒盐的时间，从生产的角度看，难以维持。此外，尖底杯和圜底罐放在沙地上，虽然能解决稳定问题，亦能增大与沙粒的接触面积，有利于热传导。有过沙地生活经验的人就知道，阳光下沙地表面的沙粒温度可以很快升得很高，但下面的沙粒温度却并不高。由此看来，深插沙底的尖底杯很难得到足够的热量。而尖底杯腹深、口径小，圜底罐口径相对于器身亦偏小，甚至还有束口的，它们得到阳光眷顾的面积亦十分有限，何以晒盐？
第三，据文献记载来看，我国采用晒盐技术的时代偏晚，且一般不借助陶容器，而是利用大块的平地做盐田。池盐的制作是我国最早采用“晒盐”技术的，山西解湖的池盐最早就是利用风力和日照制盐的，但在先秦以前，这种技术一直处于十分原始的状态，一直到唐代，垦畦营种法（晒制池盐的方法）的成熟才使晒盐技术真正成熟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改变了池盐“天然即成”的原始方法。垦畦营种法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唐代池盐生产的发展，使池盐年产量达到80万担以上。这种方法也开创了制盐史上人工垦畦、天日晒盐的先河，走在当时世界晒盐技术前列，不仅为后世所沿用，而且对今日制盐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海盐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煮制而成的，“夙沙煮盐”的传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山东沿海地区商周时期海盐考古工作中，频频发现一些制盐的房址（作坊），在房址的角落还发现有煮盐的盐灶。唐代时，海盐生产还处于煮制阶段，主要有取卤、试卤和煎煮等工序。元代海盐的生产依然主要是“煮盐而后成”的煮盐方法，时人陈椿的《熬波图》共有图52幅，每幅图都有文字说明和诗歌题咏，记录了煮盐生产的全过程。此时海盐生产开始出现了“晒曝成盐”的晒盐方法。到了明代，海盐生产中的晒盐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盐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盐产量不断提高。从此，晒盐技术成为盐业生产中的主流。
综上所述，晒盐技术明显不适合三峡地区。这一地区的制盐工艺应当另有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