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镇西教育甲全疆
而他的《松树塘万松歌》则更是对天山松树形体、色彩、品性的赞美：“千峰万峰同一峰，峰尽削立无蒙茸。千松万松同一松，杆悉直上无回容。一峰云青一峰白，青尚笼烟白凝雪。一松梢红一松墨，墨欲成霖赤迎日。无峰无松松必奇，无松无云云必飞。峰势南北云东西，松影向背云高低。有时一峰承一屋，屋下一松仍覆谷。天光云光四时绿，风声泉声一隅足。我疑黄河瀚海地脉通，何以戈壁千里非青葱？不尔地脉贡润合作天山松，松干怪底一一直透星辰宫。好奇狂客忽止此，大笑一呼忘九死。看峰前行马蹄驶，欲到青松尽头止。”作者虽是仅仅路经巴里坤，连走路也不过六七天时间，但他却留下了十多首诗。对东天山松、峰的形、光、声、色，奇、峻、险、广作了极力的描摹，同时表达了诗人百折不回，勇于知难而进的志向。以致作者感到见山见松如见故人，忘掉了身负大辱，遭受贬斥的不幸，大有回到家里见到亲人的感觉。他在《天山客话》中记述道：“余年二十外在天井巷汪氏宅课甥，时三月中，科试期迫，三鼓后，就楼西观我斋读书，倦极隐几，忽梦身轻如翼，从窗隙中飞出，随风直上，视月轮及斗杓，手皆可握，倏旋风东来，吹入西北。约炊黍頃，见一大山，高山天半，万松棱棱，直与天接，下瞰沙海无际，觉一翼之身，吹贴松顶，乃醒。今岁腊月二十六，从哈密往巴里坤，道出天山南口，所见山及松皆前梦中景也。益信事皆前定，此行已兆在三十年前矣。”这段记述字面上看很有些唯心色彩，像佛家前因早定必有后果的说教，其实是作者对自己身处逆境的一种自我排解，也是由于天山的洪荒博大和松树的坚韧不屈直接改变了他的心境的结果。
据说洪亮吉在巴里坤还有一件趣闻：当他乘马车自府城西行到苏吉草原（今巴里坤萨尔乔克乡）时，车夫遇到一位朋友，便随朋友去喝茶。不知是草丛中突然飞起的鸟雀还是蹿出的狐兔抑或其他原因，驾车马突然受惊，拉了车漫野奔跑，不久马车倾覆，将洪亮吉甩出车子，虽说伤势不重，可受惊非小。当车夫赶到后，他不由怒火直冲脑门，劈头先问：“此何处？”车夫战战兢兢地告诉他：“苏吉。”他立刻转怒为喜，以手加额：“此吉兆也，吾当不日回京。”结果当他到达伊犁不几天，朝廷召他回京的诏书就到了。
当然，写天山巴里坤峰峦松雪的诗很多，如沈青崖的《南山松歌》、龙铎的《南山松树歌》、和瑛的《宿松树塘》、李銮宣的《下库舍图岭入巴里坤二首》、史善长的《松树塘》等，无不对松峰和巴里坤的山川极尽赞美，“万壑松风呼，猛听变颜色”，“尘沙争奈鬓中斑，风送涛声洗客颜，可惜全遮山面目，只知松树不知山”。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这些都成为写天山松树的名篇，脍炙人口，经久传唱。
光绪年间张葆斋到巴里坤，再写天山，有《天山松雪》云：“松雪相依耸峻岭，松青雪白两新鲜。雪飞岭山添松态，松长山头映雪妍。雪压青松松愈秀，松含白雪雪悠然。天山松雪何时谢，雪积千秋松万年。”
松雪并在，相衬益美，也表达了诗人“雪压青松松愈秀”的不畏艰险、越是艰险越奋进的愿望。
文人墨客们以极大的热情赞誉了巴里坤的山川，成就了巴里坤八景之首的“天山松雪”。巴里坤的山川也成就了他们，不只使诗歌创作登上高峰，更使思想境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激发了他们极大的报国热情。
大量的内地文人墨客先后不断来到西域，有的虽然是仅仅路经当地，有的则在当地有较长时间的居留或长期居住，都对传播发展提升西域（尤其是西域东大门的巴里坤）汉文化档次和品位，增加汉文化积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如前所说，正像任何作物生长需要当地的土壤气候给予滋养一样，中原汉文化在西域生根成长，必须有使之成活生长的温床，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活聚集的地方，它的文化源远流长，多元文化造就的雄厚文化土壤和气候，给所有文化的融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尤其是自清代康乾盛世实施大规模屯田之后，内地移民文化在这里逐渐定型，成为独具特色的新疆汉文化形态。她的许多特征，乍一看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的遗存和延续，深入了解和体会，她又有别于中原文化，绝不是原中原文化的翻版。在她的灵魂中有着草原文化的神韵。细腻中蕴含着豪放，文雅里包藏着粗犷、宽容、大器、豁达和进取。
正是有这种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热爱文化的巴里坤人，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辛勤耕耘，在这块文化的沃土中栽培出一朵朵文学的花朵。
§§§第6节商贾云集成名都
巴里坤自清中叶之后被誉为新疆“三大商都”之一，是新疆东部最繁荣的贸易集散地，和另两个商都即中部的迪化（乌鲁木齐）西部的伊犁穿成一线，构成了沿天山北麓东西贯通的草原丝路大道，东西商品的交流汇集分散运转以这三个点为圆心向四周边缘地区辐射，以线穿点以点带面，线是缆，点是缆与目的连接，周边地区是目，商品的集散就这样“举目抓纲，纲举目张”。圆心四周广大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产品汇集到点上，由专门从事骆驼、驴马等运输经商的运往外地，外地运来的老百姓所需的生产工具生活日用百货从圆心到点，再分散到千家万户，形成一张商品运转商业运行的大网，网络的经纬线索覆盖了天山南北的每一个地方。
这条天山北麓的大道被一些学者称为“北新道”，说它“新”主要指元明清以来的重新振兴繁荣，其实它的开辟恐怕比张骞“凿空”西域打开天山南麓的丝绸之路和由敦煌出阳关到盐泽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去的丝路南道还要更早，这一点前节已经提及。
清中叶特别是镇西建府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为巴里坤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商品，尤其是军事、屯垦和民生的需要，运营中十分可观的利润，刺激了驼运商业的快速崛起。首先是官商的运营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官商的主要交易是对蒙古人和后来的哈萨克人的茶叶与马匹的易货贸易，这叫茶马交易。游牧民族离不开茶叶，浓浓的茶水具有帮助消化油脂肉食和提神的功用，而马匹则是骑兵必须具备的装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无须赘述，那是一日不可或缺的。驼运较之驴马运输更适合于北新道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气候状况，因此凡是有能力从事驼运的人家无不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巴里坤先后有几十家驼商“兴财发福”，可谓财源滚滚家大业大。清末到民国年间最有名的有李家、钱家、骆家、蒋家和刘家，他们往往拥有几百峰骆驼。但是驼商家庭大都兴财时日不久便衰落了，其主要原因是这条丝路确实是一条不平坦不平静的路，有时就是一条“死路”。这条路上常有土匪军阀恣意妄为，劫财害命的事时有发生，这就使很多家驼商中途破产倒闭。经商者都明白，利润越大风险越大，若是单从经营的角度说尚可用变更经营手段提高经营水平改换经营理念等办法避免或减小风险，可这条路上的风险是驼运者自己无法克服的。好在总有后继者续此事业，此起彼伏如流水不断。
于是，更多的经商者愿意坐地行商，据《巴里坤县志》记载，当年镇西城里“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商品品种齐全，种类繁多，高中低档样样齐备，完全能够满足社会各阶层各人群的购买需要。
这一时期先后兴起的有一百多商家，其中十几家商号资本雄厚挺有名气，如“忠义和”“义兴诚”“裕祥厚”“魁顺和”“魁顺祥”“兴盛昌”“万顺荣”“仁和兴”“天德全”“同兴荣”“德生成”“永济堂”“同兴荣”“同心号”“元隆号”等。到清末民初，资产较多的几家被后人合称为“八大商号”，虽说不够准确，却也反映了当时巴里坤商业兴盛的概貌。如万顺荣号，在奇台设有中药铺“魁顺堂”，在吐鲁番设有棉花收购分号“魁顺祥”。裕祥厚号在奇台、归绥都有分号。商家们大都将新疆产品如干果、皮毛、烧酒、面粉等运到蒙古、苏联以及国内归化、包头、天津等地销售，然后再将外地的日用百货和生产工具等运回来出卖。商业运作不仅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对文化的交流、汇集、融合、进步起到传播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在镇西经商生意兴隆的商家多是晋陕人（或祖籍为晋陕的人）。他们大多能吃苦，生活节俭，会精打细算，头脑清楚诚信为本，很有经商才能，于是乎“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不过似乎有一条非人为的规律，就是巴里坤人说的：“富不过三代。”那些曾经发了财的人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第一代艰苦创业到中期兴旺，第二代财大气粗养尊处优，到第三代吃喝玩乐走狗放鹰必定衰落，有的甚至穷困潦倒难以维持生计。这是一种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文化现象，简单地归结为有钱人家一定教育不好子女，只会让他们享受，不教他们吃苦，致使其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这未免有点武断和浅显。当然很多人家因富足而使得子孙只知道享受成为纨绔者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只是家庭教育缺失，恐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满洲贵族在城里所占比例极大，贵族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能享受朝廷俸禄，同时可以享受当地政府拨发的生活费，这叫“双粮双饷”。拥有双粮双饷的旗人子弟无权无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声色犬马游手好闲，优哉游哉成为当时两座城里最具诱惑力的“风景”。老百姓叫他们“溜腊羊骨头的”。腊羊骨头是指卤制过的羊肉，比炖炸蒸炒工序复杂而味道醇厚，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很知道享受而不懂得劳作。“溜腊羊骨头的”对整个城池的人群尤其是富家子弟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许多人以会享乐为荣，认为这是高尚和有品位的人生境界，故而争相效仿。“八旗子弟”现象不仅在京城表现突出，在这边塞小城内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边塞更少进取的机遇。如果说富不过三代还有其他原因的话，就是这块地方始终处于间歇性动乱状态，地方分裂势力每每死灰复燃挑起事端，一些为非作歹者乘机作乱，制造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等惨案。无论是地方分裂势力还是为非作歹者，其攻击的目标首先是“大户”人家。有钱人家辛辛苦苦经营了若干年，一旦遭遇社会动乱，首先遭到洗劫落得个财散人亡，故而发家致富常常发得有些提心吊胆，大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之状。“穷欢乐富忧愁”的民谚不无包含这一社会现实造成的理念。
所以，就发家致富这一同样的事情，人们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念，一方面是积极进取努力创造更多财富，一方面是消极保守甚或有意挥霍一味享受或者宁肯苦熬不肯苦干。他们都能从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理论根据。这正是同一文化自身存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