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农历正月初一，时为“红卫兵”的我从乌鲁木齐到重庆看护先去重庆串联染上“流脑”的姐姐。医院十分眷顾我们这对从新疆来的姐弟，让我就住在医院的陪护室。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新疆人。有一天，我正在室内翻阅《人民日报》，那位每天去送饭的老爷子进门见我看报，很是惊讶。“你也认识汉字吗？”他问。我也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我马上明白了他的疑惑。在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不少内地人看来，新疆人全是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怎么可能认得汉文呢？我给他解释了老半天，他似乎有些明白，可我从他仍然满脸的疑惑中知道，他依然无法想明白为什么新疆也有汉人，而且有“老”汉人。即使有汉族，也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因工作关系去的，在此之前不可能有汉人到新疆，更不可能有汉文化在新疆扎根。时至1984年，我和几位同事又到天津，到旅馆登记，工作人员看了我们的工作证后仍然不相信我等是新疆的，那位热情的女服务员笑着说：看相貌听说话你们是汉族，怎么会是新疆人？新疆人都应该是浓眉大眼，高鼻深目，黄色或蓝色的眼珠子才对。
那时候，就连新中国成立之后来新疆但在城市里工作的许多汉族同志，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新疆是从何时就有了汉文化的浸入，汉文化在新疆究竟有多久历史有多深的底蕴。正如一位著名的诗人来巴里坤体验生活之后才感慨地说，到新疆时间也不算短了，可生活在都市，一直认为汉文化只在城市有浓重的表现，基层县乡的主流文化应当是伊斯兰文化，汉文化只会是胡椒面一般成为伊斯兰文化中的调味品，没想到巴里坤汉文化不仅是当地的主流文化，而且文化底蕴如此深厚。
显然，一是不了解新疆的历史，不知道新疆自古就有大量汉族在这里居住生活，而且建立过汉族割据政权，如唐初的高昌等；二是将人类生物性的体质特征和人类文化特征混为一体。当然，人类以体质特征为外在表现的种族、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居住生活的地域差别会造成不同种族、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但是，当人类或一定的人群面对的客观环境改变时，他们所遵循的原有文化毫无疑问地也会随之改变。促成这一改变的除了该种族、民族政治制度的变革引起的社会内部的变化之外，自然环境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人口的流动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流等，都是重要的因素，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往往是决定性因素。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新疆自古就有众多的汉族和深远的汉文化了。
正是鉴于像许多人不理解美国人使用英语一样不理解新疆会有汉文化这一现状，作为“老”新疆人的笔者，很早就萌生了要说清新疆很早以前就有了汉人和汉文化，并将新疆汉文化特别是巴里坤汉文化介绍给世人的念头。
但是新疆汉文化，其中很具典型性、代表性的巴里坤汉文化内容庞杂、内涵丰富、渊源久远、根基深厚，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那么到底什么是巴里坤文化，什么是巴里坤汉文化，从何时起在这一地域开始了汉文化浸染，它的内涵是指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怎样的内容，由哪些主要构成部件，在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表现如何，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即主要的特色和特点？它的外延包括表述了哪些地区在内的地域概念，表述了哪个时期的时间概念，是特指的哪一个历史阶段，以及在那一历史阶段中，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造就了这样的文化，这些表现形式的母源在哪里，它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由母文化孕育而生产出新的文化，它区别于母源文化和其他地域的文化的特质、特征是什么，它和其他地域文化的相通、相近、不同之处在哪儿？说它底蕴深厚，深厚在哪里，有多长的历史，在历史的各个时期有怎样的文化积累，是什么样的表现样式，以及现在的巴里坤文化面临的处境怎样，我们研究它有何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诸如此类，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文化工程，需要从时间即历史的全部和每一个历史阶段、地域即它所包括的地理区域、文化积淀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做深入细致的探讨研究，时至现在，笔者不敢说能将以上的问题说得清楚准确，给读者以清晰明了的答案。
可不管怎样，笔者还是试图从仅知道的几个方面努力把巴里坤汉文化及其构成它的多元因素告诉读者，与大家共同讨论，更希望能以此文抛砖引玉，使更多的专家学者有更好的论著面世。
巴里坤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概念。广义上说，从地域而言，巴里坤文化就是以巴里坤为典型代表的、巴里坤及其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天山南北尤其是天山北麓这一地域内的一切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从时间上说，它应当包括上述这一区域自有人类以来，即自远古至清代直至当代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物质的包括建筑、生产工具、产品、服饰、武器等，非物质的则包括文学、艺术、习俗（饮食、服饰、生产方式、起居等）、语言和所有的精神活动。
如此说来，巴里坤文化历史的久远是毫无疑义的，而汉文化作为巴里坤文化的重要元素同样源远流长则需要历史事实来佐证。我们说早在三千多年前汉文化就开始融入这里并不断深化，经过两千多年的不断渗透融合，最终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这些都已经从不断的考古中得以发现和证实，从许多的史料和现在的文化遗存表现中得以充分的印证。可以说，在我国春秋末期到战国、秦代，巴里坤地区就有农耕文化元素。到两汉时期，汉文化开始了大举渗入，不断强化，给草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魏晋南北朝直到元明是汉文化大量浸润，草原文化主动自觉学习农耕文化，汉文化逐步与草原文化形成混合文化的漫长时期。而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汉文化成为当地的主流和主导文化。当然，这个汉文化已经不完全是中原等内地汉文化的翻版，它是中国内陆多个地区汉文化元素与多个游牧民族草原文化“杂交”的新品种，它和不同地区人群、不同民族的“混血”融合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为了讨论方便和符合各历史时期汉文化在这里不断强化的进程，我们将巴里坤汉文化分为清代之前的汉文化和清代及其以后的汉文化两个阶段。这是由巴里坤文化本身不同时期表现形式决定的。清代之前，汉文化是作为当地文化的重要或主要元素存在的；清代之后，汉文化就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了。而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巴里坤文化，往往是特指清代康熙、乾隆之后直至现在巴里坤及其周边地区、以巴里坤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表现形式。而本文将要把讨论的重点放到康乾之后的文化，因为康乾之前的文化大都因为历史的变迁中朝代的更替、制度的变更、居住人群（部族、民族）的改变等多种原因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遗存的历史文物和从历史废墟中得到某些古代文化的信息，以及从古籍中获得的一星半点的关于这一地区的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现象的记载和表述。巴里坤古代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怎样的？它在建筑、服饰、语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它对于现在我们所说的清之后的巴里坤文化的形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是否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这些更为广阔繁复而深层次的问题，不仅无法做实地的田野调查，即是自古以来的文献中也缺乏很翔实的记载，所以远非笔者能力所及。
但是，无论是巴里坤清代之前文化还是近当代文化，一是其内容一定丰富，表现形式一定独特，而且汉文化从很早就在这里有所渗入并成为主要的文化流派；二是巴里坤任何时期的文化构成都是多元因素融合搭建的结果。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清代康乾年间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巴里坤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汉文化。我们讨论它，不只是分析它的构成元素、表现形式、突出特点以及它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更是为了从中了解新疆历史和历史中多地区人群、多民族人民共同开发建设新疆的史实。也是为了更自觉更有效地保护新疆珍贵的汉文化遗产，让它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我们所说的多种元素，不只是指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也指同一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元素。巴里坤汉文化的构成，有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更多的是汉文化中许多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这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为世人称道的巴里坤文化。
为什么称之为“巴里坤文化”而不采用时下已为部分学者认可的“镇西文化”的称谓？笔者以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巴里坤一名早于镇西一称，在元代此地名为“巴尔库尔”，音译为汉语后称之为巴里坤，直到被乾隆钦定为“镇西”前，一直称作巴里坤。从现实来说，镇西一名已有半个多世纪废除不用，为多数人遗忘，而用巴里坤更贴近、明白，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和记忆。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巴里坤汉文化多元因素形成的特定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