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三焦辨证：《伤寒论》中虽然没有三焦辨证的名称，但已经具有三焦辨证与治疗的雏形，如阳明清法三证，就是三焦辨证与治疗的典范，伤寒学大家柯韵伯认为，栀子豉汤、白虎汤、猪苓汤治疗阳明病，有上宣、中清、下渗之异，指出三方是治疗阳明病的起手三法。从汤证性质分析，栀子豉汤所治疗的病证是热郁胸膈，扰乱气机，表现出为虚烦不得眠，心中懊，饥不能食，但头汗出，舌上苔（舌苔薄黄或黄白相间），是热病过早使用下法，损伤了胃气，而致胃中空虚，邪气乘虚而入，无形之热归并于胸膈之间，治用轻苦之栀子与上宣之香豉等，以清宣胸膈郁热。白虎汤所治的病证是阳明胃热炽盛，充斥表里内外，症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心烦、舌干、口渴、脉浮滑，治用石膏辛甘大寒，擅能清热，配伍知母苦寒而润，长于泄火滋燥，石膏与知母同用，以清阳明独胜之热而保护胃津，并用炙甘草、粳米，益气和中，一则气足则津生，再则可免寒凉伤胃之弊。若症见大烦渴不解，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等，则可知阳明胃热炽盛，津气损伤严重，治当清邪热，益气津，方用白虎加入参汤。“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是热盛阴伤，三焦水道不通，水气内停，治宜清热滋阴利水，通调下焦，方用猪苓汤。成无己认为，此证虽属邪热客于下焦，但三焦俱受热侵，只不过以下焦为主。他在《注解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中指出：“此下后客热客于下焦者也。邪气自表人里，客于下焦，三焦俱带热也。脉浮发热者，上焦热也；渴欲饮水者，中焦热也；小便不利者，邪客下焦，津液不能下通也。与猪苓汤利小便，以泻下焦之热也。”猪苓汤证的“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与五苓散证的“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在文字表述上十分相似，两证病位均在下焦，由于膀胱气化失职，均见小便不利，治用猪苓、茯苓、泽泻以利水。猪苓汤证由于阳明余热尚存，津伤而水气不利，故见心烦不得眠，舌红少苔等阴虚内热证，其治在利水基础上加阿胶、滑石育阴清热；五苓散证由于太阳表邪不解，循经入里，邪与水结，气不化津所致，故见恶寒、发热、舌苔白等表寒证，其治在利水基础上加桂枝、白术，通阳化气，兼以解表。若症见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心悸头眩，脉沉紧，是中焦脾阳虚弱，水停内停，治宜温阳健脾，利水降冲，方用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若脐下悸，欲作奔豚，小便不利，是心阳不足，下焦寒饮欲逆，治宜温通心阳，化气利水，方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自利不渴，属太阴”是中焦脾阳不足，寒湿内蕴，治宜温中散寒，健脾燥湿，方用理中汤。“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治宜温补下焦命门之火，以回阳救逆，方用四逆汤。“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医者不能正确辨证，误认为痞利为实邪内阻所致，遂以他药下之，一误再误，以致里气更虚，下焦关门不固，而下利不止。医认为是中焦虚寒所致，而治以理中汤温中健脾，然下利不仅不止，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当用赤石脂禹余粮汤，以涩滑固脱止利。若利仍不止，又见小便不利者，是下焦气化失职，清浊不分，水湿偏渗大肠之故，治当利小便而实大便，使水湿去而达到止泻之目的。
（5）汤方辨证：汤方辨证是在临床诊治过程中，着重辨识各个方剂所主治的证候，有是证用是方。如“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这里所说的“桂枝”、“柴胡”，并非药物名称，而是汤方辨证。桂枝证即太阳中风表虚证之互辞，柴胡证系少阳半表半里热证的代名词。太阳病包括麻黄汤证、桂枝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小青龙汤证、桂枝麻黄各半汤证等；阳明病主要由栀子豉汤证、白虎汤证、白虎加入参汤证、三承气汤证、麻子仁丸证、茵陈蒿汤证等所组成。这种每一病证与每一汤方的直接对应，互为约束限定的证用方名、方因证立、方证一体的内在联系贯穿于整个《伤寒论》之中。临床上只有认真辨识各个汤方的具体脉症，才能使辨证和论治得到最终的统一。《伤寒论》有112方，其中大部分汤方有主治证候的记述。这些主治证候，即是该方证的典型适应证。确立了与汤方相对应的证候，就使方剂的使用指征规范化。如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脉浮缓，是桂枝汤的主治症状；头痛，发热，恶风寒，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是麻黄汤的主治症状；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面垢，咽燥，口苦，腹满，身重，脉浮滑等，是白虎汤的主治症；潮热，谵语，大便秘结，腹胀满绕脐痛，拒按，手足漐漐汗出，脉沉实有力，属大承气汤的主治症状；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口苦、咽干、目眩、脉弦，是小柴胡汤的主治症状。临床上无论病在何经，只要见到患者具备上述某个汤方出现的典型证候，即可径投某方施治，对应准确，疗效也显著。临床应用不求方证俱备，但求病机相合，如“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此之“一证”，是说表现症状虽少，但却要符合汤方病机，是反映汤方病机的主症或主脉，是汤方辨证的眼目。如栀子豉汤证的主症是虚烦、懊恼；大陷胸汤证的主症是心下痛、按之石硬、脉沉紧；炙甘草汤的主症是脉结代、心动悸；白头翁汤证的主症是热利下重、渴欲饮水等。主症体现了汤方证候的病理本质，是病机演变的客观表现，因之成为运用汤方疗疾的主要依据。病有常变，治亦有常变。一旦病机兼夹或交叉，引致病情复杂化，就需互相兼顾，如“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此“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是桂枝汤证；“微呕，心下支结”，系柴胡汤证。桂枝汤与小柴胡汤方证俱见，非一方所能获效，即将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外调营卫以解太阳之表，内和枢机而治少阳之里，方证合机。余如桂枝麻黄各半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桂枝二越婢一汤证等，都属于此种类型。如主要病机未变，而又兼有一些次要证候，则仍用主方，只需随证加减即可，如桂枝汤、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四逆散、通脉四逆汤、理中汤等，都有很灵活的随证加减变化。
此外，《伤寒论》还有经络、体质、逆从、真假等方面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多采，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学之先河，同时也奠定了中医辨证与治疗的临床基础。
五、基本治则
疾病的论治法则，包括治则与治法两个方面。治则是治疗疾病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治法是治疗某一疾病的具体方法。
《伤寒论》中的基本治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1.治病求本，本于阴阳《伤寒论》继承与发扬了《内经》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的精神，对每一病证，均遵照审证求因的原则，辨其病因之阴阳、病性之阴阳、病位之阴阳，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就是本于阴阳的典型例证。太阳病有发热恶寒，少阳病有往来寒热，阳明病但热不寒。三阳经病均有发热，说明正气尚旺，抗邪有力，属正盛邪实的阳证。三阴经病通常无热恶寒，甚至肢厥蜷卧，则是阳虚阴盛、正气虚衰的阴证。继而，按照病因、病性、病位的阴阳属性确定其相应的治法。
2.祛邪扶正，分清主次祛邪与扶正虽是治则的两个方面，却又是辨证的统一体，在具体应用时，又须分清主次。一般而言，三阳病属表、属热、属实，正盛邪实为基本矛盾，故以祛邪为主。太阳病治以发散外邪，少阳病治以和解清热，阳明病治以清泄里热或攻下里实。三阴病属里、属寒、属虚，正虚邪恋为基本矛盾，治以扶正为主，理中四逆辈方药加减。但疾病是复杂的，治则也需要根据病情而定。祛邪之时，应不忘扶正，如太阳病，身疼痛，脉沉迟，是气营不足，脉道失于充盈，治疗应以桂枝汤解表，又需加芍药以养血和营，加入参以补气生血，是表里兼顾之法。扶正之时，亦不应忘记祛邪，如太阳病屡用攻下，中阳受损，运化失司，寒湿中阻，利下不止，需用人参汤（药味与理中汤相同，剂量略有差别）温补中阳，但仍要加桂枝外散表邪。
3.调和阴阳，以平为期六经病证，不论采取扶正还是祛邪，无论是正治还是反治，皆应以协调阴阳、以平为期。如用桂枝汤解肌祛风，服药后喝热稀粥以助药力，并保养胃气。服药汗出病愈，停后服。如若不效，则需再进；若还不效，则缩短服药的间隔时间；病情严重的，可昼夜服药，甚者可加量到2～3剂，总以获效病愈为度。未感外邪，而病常自汗出者，是卫气不能固护营阴，也可给予桂枝汤调和营卫，使营卫和则汗出自止。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是卫阳浮盛而发热，营阴不能内守而自汗出，在其发热、汗出之前，给予桂枝汤，使营卫调和，则发热、汗出自止。
4.明确标本，分清缓急病有标本，证有缓急，故治有先后。如一般情况重在治本，此是论治之大法，但特殊情况又要急则治标，此是灵活之变法；先表后里为常法，而先里后表为变法，表里兼治为权宜之法。如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虽有身疼痛等表证，也不可按常规方法的先解表后救里，而应当速用四逆汤急救回阳，待服用四逆汤后，脾肾之阳恢复，腹泻停止，而身体疼痛等表证仍在者，再转方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以治其表证。
5.正治反治，依证而行六经病证绝大多数为表象与本质相符，故多用正治法，如三阳病热实证，治以“热者寒之”之法，三阴病虚寒证，治以“寒者热之”之法。然有疾病的表象与本质不一致，或病邪过强、拒药不受，或体质太弱、纳药不化，则又须应用反治之法。如阳气衰微，阴寒极盛，逼迫虚阳浮越于外，出现身热不恶寒、面赤等热象的真寒假热证，使用通脉四逆汤，回阳救逆，通达内外，即属反治。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证更是以通脉四逆汤温经回阳，又以猪胆汁引药入阴，以防格拒。
6.随证治之，变化灵活《伤寒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既是针对六经兼变证而提出的治则，又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论治法则。针对不同病证，采取不同的治法，是《伤寒论》的基本治则之一。在“宋本”《伤寒论》中，《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论述的大多是太阳病本证，治以解表为主，但也多随证加减，变化用药。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第六》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下第七》中，则大多是论述太阳病的变证与类似证，如结胸、痞证、蓄水、蓄血等，都是证变则治变，治变则药变，绝没有固定不变的套法。尤其是将小柴胡汤、大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等方证也置于太阳病篇中论述，都体现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灵活特性。
7.三因制宜，各有侧重疾病的发生发展，受客观环境及个体差异的影响，故治疗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此亦为《伤寒论》的基本治则之一。太阳伤寒治用麻黄汤，太阳中风治用桂枝汤，但若二证都不典型，也不严重，则需酌情调整方药。由于病延已久，邪势渐衰，既非单纯桂枝汤证，也非单纯麻黄汤证，则需将麻黄、桂枝二方酌量参合以治之。病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其邪稍重；一日再发，其邪稍轻；发热恶寒全日无休止时，则其邪较重，但比桂枝汤、麻黄汤证为轻。用桂枝麻黄各半汤小发汗，治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之太阳表郁轻证。用桂枝二麻黄一汤的微发汗，治发热恶寒、一日再发的邪在肌表之轻微证。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外散表邪，内清郁热，治太阳病表未解而内有热的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全日无休止之轻证，也为微发汗，但兼清里热。麻黄汤、桂枝汤的诸多加减变化运用，都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体现，其他方药的变化运用亦然。
六、组方用药
《伤寒论》中的方药，组方严谨，用药精湛，配伍合理，疗效卓著，历2000年而不衰，被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之方，被称之为“经方”。
张仲景组方，君、臣、佐、使分明，药味精炼，严谨有序。一般方剂3～5味药，如四逆汤、四逆散、理中汤、白虎汤、承气汤、陷胸汤、泻心汤、真武汤、桂枝汤、麻黄汤之类；少则一二味，如桔梗汤、甘草汤、文蛤散、桂甘汤之辈。然一药多效，加之配伍不同、炮制有别，煎煮、调护有异，则复方功效殊然。
1.方不变，药味变如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为小建中汤，变调和营卫之方为补益气血之剂；桂枝汤加大黄，为桂枝加大黄汤，功在和脾通络，兼泻实导滞。桂枝去芍药汤即为桂枝汤去芍药，功在温阳通痹，治疗心阳不振之“脉促胸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