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十五，是我的生日，经历了若干的风雨，我迈着蹒跚的步履跨进了40岁的大门。
正好是周末，轮上我值班。十四那天，大清早，姐姐就打电话来，问我回城不，我说没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找到所长，想调换一下，话没说出口，所长的手机就响了，他妻子从城里打电话告诉他：4岁的小孩玩耍时走失了。我把哽在喉咙的话咽了回去。傍晚下班时，我又找到民警罗培林，我问他这个周末家里是否有事，他说：有啊，厨房和客厅的暗线坏了，年三十都是黑灯瞎火的，终于可以休息两天了，要把灯弄好……说什么呢，干警察这行的，谁不欠着“家”的“债务”！我说：是呀，回去帮一帮家里吧！
送走他们，我给几个可能要到家里来祝贺的亲友打了电话，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回家，我的生日将在派出所里度过了。
姐姐接电话时的语气我听得出来，她应该是眼里噙满了泪花。父母死得早，是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她一直盼着能体体面面地替我做一次“生”，然而，这个小小的愿望她没能实现。
夜里，草草吃了晚饭，就坐在灯下整理案卷，随后及赶写了一点文章。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只要坐在书桌旁，只要摊开纸和笔，烟头就会没完没了的燃。深夜入睡，浑身乏力。次日醒来，毯子、被子沾了不少血。我忙叫来联防队员，说：“不对，我的痔疮发了，得去医院，你把电话守着，有事叫我。”
到医院，医生说很严重，必须做手术。痔疮是长期折磨我的顽疾，一日不除，心头之恨就一日不解。我说：行！
联防队员问我是不是通知所长和罗培林来替我值班，我说不要通知他们，切除痔疮不是什么大手术，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他们休息。甚至，当妻子和孩子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毕竟不是小孩，哪能随随便便让家人担忧呢！
手术前先要输液控制炎症。输液输到一半，手机响了，联防队员告诉我：乡场发生了一桩盗案，需马上出现场。
我叫医生给我把针头拔掉了。我说：“有事，一会儿回来。”
急急忙忙赶到现场，还好，现场保存完好，嫌疑人员也明确。我回到办公室，带上法律文书，叫上联防队员，去将嫌疑人员“传唤”回所。
嫌疑人员最初矢口否认，后来听说我正在住院，并且病情不轻，出人意料地给予了极大的配合：他不但交待了作案的详细过程，而且还带着我们去取回了赃物……
我实在不能再坚持了。出现场、捉人、取赃物，不歇气地徒步奔走，鲜血浸透绒裤。下午4点，我破例第一次在我值班的时候要求所长和其他民警回所来顶替。我对所长说：我真的不行了，我要休息，今天是元宵节，也是我40岁的生日，我想和家人在一起！
是的，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当政治处派车来将我接回城里，当我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出现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淌了出来。人到中年，许许多多的渴望、期待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努力，都淡漠了，惟有这份亲情还牢牢地攥在手心，不肯舍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