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些难民, 他们打开了住家、学校及清真寺的大门。在我们的文化里, 女性不得跟与她们没有亲戚关系的男人待在一起。为了维
护女性的妇德, 这些接待难民的家庭里的男人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去别的地方住宿。他们成了自愿的IDPS。这又是一个关于普什图人好客传统的感人事例。我们确信, 如果这次的大规模移民是由政府主导, 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和疾病。
因为我们在马尔丹没有亲戚, 所以决定继续赶路, 前往香拉县———我们家族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 我们走的实际是与香拉县相反的方向, 但我们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搭便车的机会, 离开斯瓦特。
第一个晚上, 我们住在阿富扎医生的家里。而父亲则离开我们,动身前往白沙瓦, 进行他关于斯瓦特近况的宣讲。他与我们约定,之后在香拉县会合。母亲竭力说服他和我们同行, 但父亲拒绝了。
他要去告诉白沙瓦与伊斯兰堡的人们, 难民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而与此同时, 军队依旧毫无作为。我们和父亲道别, 担心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 我们搭便车前往阿巴塔巴德, 我祖母的家族住在那里。
我们在那儿遇见了我的堂哥卡安吉, 他跟我们一样, 要向北去。他在斯瓦特经营一家青少年旅社, 他租了一辆大巴, 带着七八个男孩前往科希斯坦。他会途经贝沙姆。从那里, 我们要想办法再搭一次车, 才能到香拉县。
因为沿途多条道路被堵, 我们抵达贝沙姆时, 夜幕已经降临。
我们在一间便宜的肮脏旅馆过夜, 堂哥则去帮我们找辆厢型车, 好载着我们去香拉。在旅馆, 一个男人靠近我的母亲。母亲立即脱下自己的鞋子打向他, 一次又一次, 那个男人总算逃走了。她打得太用力, 事后检查时才发现鞋子都坏了。我一直都知道母亲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当我看着她, 心里升起了一股全新的敬意。
要从贝沙姆走到我们的村庄不是件容易事, 我们得带着所有的行李徒步25 公里才能到达。在一个检查哨, 我们被军方拦下, 对方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 必须掉头回去。“我们的家在香拉县。你要我们回到哪里去?” 我们苦苦哀求。外祖母开始哭泣, 说她的人生从来没有落入这么悲惨的境地。最后, 他们终于让我们通过。一路上, 到处都是军队与他们的机关枪。因为宵禁与检查哨的缘故, 路上所有的车辆都是军方的。我们很害怕军方在不知道我们身份的情况下, 就对我们开枪。
当我们抵达村庄时, 家族的成员看到我们都很讶异。所有人都认为塔利班会回到香拉县, 所以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留在马尔丹。
我们留在我母亲长大的村庄卡夏特, 与我的舅舅法伊兹·穆罕默德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因为带的行李不多, 我们得借亲戚的衣服穿。我很高兴能和表姐苏布待在一起, 她大我一岁。在我们都安顿好之后, 我开始和她一起去上学。我之前读六年级, 但我现在跟苏布一起念七年级。因为村里多数的同龄女孩都不上学, 所以七年级的女孩只有三位。由于学校的教室和员工都不足, 没办法单独教导三个女孩, 因此我们跟男生一起上课。我和其他女孩不同, 我不会遮起自己的脸, 而且我会跟所有老师谈话、问问题。但我试着表现出顺从而有礼, 我的回答总是: “遵命, 先生。”
走路到学校需要半小时, 而我不习惯早起, 所以第二天, 我们就迟到了。当老师用藤条打我的手心以示惩戒时, 我感到震惊, 但转念一想, 至少这表示他们接受了我, 对我一视同仁。舅舅甚至给我零用钱, 让我能在学校买点心吃。在明戈拉, 学校卖的是糖果和薯片, 卡夏特这里卖的零食则是小黄瓜与西瓜。
一天, 学校举办家长日, 并举行了颁奖典礼, 所有的男孩都被鼓励发表演说。有些女孩也参加了, 但不是在听众面前———她们在教室里面对着麦克风说话, 声音被传送到大厅里。但是, 我习惯了在听众面前演说。所以, 我走了出去, 在所有男孩面前朗诵了一首纳特———一首我用来赞美先知的诗词。接着, 我问老师, 是否可以多读几首诗歌。我朗诵了一首诗, 主题是“加倍努力, 以达成你心中的愿望”。“一颗钻石要经过无数次的切割和打磨, 才能成为一小颗宝石。” 我说。紧接着, 我提到了跟我同名的“迈万德的马拉莱”,她的能力和勇气抵得过成百上千英勇的男人。她用寥寥几行诗句,改变了战局, 导致英国最终战败。
听众席里, 人们的脸上写满惊讶。我在想: 他们是觉得我过度卖弄呢,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脸上没戴面纱?
我很喜欢和表姐妹们相处, 但我还是忘不了我的书本。我不停地想起家里书包里的《雾都孤儿》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及书架上的《丑女贝蒂》DVD。但现在, 我们正在上演自己的人生戏码。
我们曾经生活得那么快乐, 可是不幸入侵了我们的生活, 而现在,我们在等待快乐的结局。每次当我念叨我那些书时, 我的弟弟们就会嘀咕起他们的鸡。
我们从收音机上播放的消息得知, 军队已经开始在明戈拉作战。
他们空降了不少士兵, 街上到处可见双方在搏斗。塔利班把旅馆和政府建筑物当作碉堡使用。经过四天的奋战, 军方拿下了三座广场,其中包括塔利班经常用来展示被他们斩首的被害者尸体的绿色广场。
接着军方占领了机场。一个星期之内, 他们夺回了这座城市。
我们依旧担心父亲的情况。在香拉县, 手机很难接收到信号,我们得爬上田野中的一块巨石。但即便如此, 手机信号的状况也很难超过一格, 所以, 我们极少有机会能跟他说话。但在我们抵达香拉县约六个星期后, 父亲说我们可以到白沙瓦去, 他在那里与三个朋友共住一个房间。
与父亲再次相见, 大家都很激动。团聚后, 我们来到伊斯兰堡,与西莎———那位从斯坦福大学打电话给我们的女士———的家人待在一起。住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听说美国派驻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先生将就近日所发生的冲突事件, 在塞雷娜饭店举办一场会议。我和父亲想办法得以出席。
因为我忘了调好闹钟, 搞得我们差点迟到, 父亲气得几乎不跟我搭话。霍尔布鲁克是一名高大、强壮、满脸通红的男人, 人们说他曾为波斯尼亚带来了和平。我坐在他的旁边, 他问我几岁。“我十二岁。” 我回答他, 同时想办法让自己看起来更高些, “尊贵的大使先生, 我请求你, 请帮助我们女孩获得接受教育的权利。”
他大笑起来。“你们已经存在太多的问题, 而我们也为你们做了很多,” 他回答, “我们已经为你们注入了几十亿美金作为经济救援;我们跟你们的政府合作, 为你们提供电力、燃气……但你们的国家面临着太多问题。”
我接受了一个名为“力量99” 的电台的访问。他们很喜欢那集的内容, 同时告诉我们, 他们在阿巴塔巴德有一间招待所, 我们一家人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过去住。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令我很开心的是, 我听说莫妮巴也在阿巴塔巴德, 还有我们的另一位老师和朋友也在这儿。我和莫妮巴从最后一天上学吵架了之后就没有说过话。我们约好在公园相见, 我带了百事可乐和饼干给她。“那都是你的错。” 她告诉我。我同意她的说法。而且我一点都不介意, 我只是还想和她是朋友。
在招待所的一周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转往赫里布尔, 我有一个姑姑住在那里。这是我们两个月以来换的第四座城市。我知道, 跟那些住在难民营的人比起来, 我们的生活要好得多。为了领取食物和饮用水, 他们得在大太阳底下排队等待好几个小时。但是, 我想念我的河谷。在赫里布尔我度过了12 岁的生日。没有人记得, 就连我的父亲都忘了, 他成天忙着东奔西跑。我很难过, 回想起11 岁生日庆祝会的情景: 我和朋友们共享一个蛋糕, 生日会上还有气球,我许下了一个和我11 岁生日一样的愿望。但这次既没有蛋糕, 也没有蜡烛等着我吹熄。
又一次, 我希望和平能够降临到我们的河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