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2 月的最后一天, 我正在厨房里, 突然, 一声巨响传来,那声音几乎震破耳膜, 而且听起来近在咫尺。像以往发生了此类情形时一样, 我们急切地呼唤着彼此的绰号或姓名——— “帅哥、猫咪、嫂嫂（原文为“Khaista、pisho、bhabi”, 即: 帅哥、猫咪、嫂嫂）、胡沙尔、阿塔尔”, 以确保大家都平安无事。紧接着, 救护车的汽笛声拉起, 一声急似一声, 仿佛所有明戈拉的救护车都向着我们家的方向驶来。原来, 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了位于哈吉巴巴高中的篮球场。那里正在为一位当地广受尊重的警察贾维德·伊克巴举办一场葬礼, 他是在逃离塔利班魔爪的过程中被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所杀害。他来自明戈拉, 所以, 他的遗体被送返故乡下葬, 同时接受警方的表彰。塔利班袭击了葬礼, 造成至少55名民众身亡, 其中包括贾维德·伊克巴的小儿子和许多我们认识的人。有十名莫妮巴的亲戚也在现场, 他们非死即伤。莫妮巴伤痛欲绝, 整个小镇陷入恐慌。每一座清真寺都在哀悼死者。
“你害怕吗?” 我问父亲。
“夜晚, 人们的恐惧会增强, 亲爱的。” 他告诉我, “但是天亮了之后, 大地一片光明之时, 我们会再次找到自己的勇气。” 对我们的家人来说, 的确如此。我们很害怕, 但我们的勇气远胜于恐惧。“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塔利班从这里赶走, 这样, 就不会再有人需要承受这样的恐惧。” 父亲说。
在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我们普什图人有传统的解决办法。
2008 年, 斯瓦特的长者们成立了一个叫作“和平组织” 的团体来迎战法兹鲁拉。三名当地人穆赫塔尔·汗·优素福扎伊、库尔希德·卡卡吉以及扎西德·汗拜访一间又一间的会堂, 说服更多长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的首领是留着白色长髯, 现年74 岁的阿卜杜勒·汗·卡利格。当年英国女王到访斯瓦特时, 他是贴身保镖之一。
虽然我的父亲既不是一位长者也不是部落首领, 却因为他的敢于直言而被选为发言人。虽然相较而言, 他说起母语来更具诗意, 但他的官方语言, 乌尔都语, 以及英语都非常流利, 这使他无论对内或对斯瓦特以外的人, 都能顺畅地交流沟通。
每天, 他都代表斯瓦特长者议会出席研讨会, 或在媒体上批评法兹鲁拉。“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父亲质问道, “你把摧残我们的性命和我们的文化当作一场游戏。”
父亲对我说: “任何为和平而努力的组织, 我都会参加。解决纷争或摆脱争端最重要也是最初的一步, 就是说出真相。如果你头痛,却跟医生说你胃痛, 那医生怎么帮你呢? 你一定要说真话, 真相将消解恐惧。”
当他与其他持相同政见者会面时, 特别是和他的老朋友艾哈迈德·沙赫、穆罕默德·法鲁克及扎西德·汗交流时, 我通常都会陪他一起去。艾哈迈德·沙赫也开办了一所学校, 穆罕默德·法鲁克就在那里工作, 因此, 他们有时会在那所学校的草坪上聚会。扎西德·汗拥有一栋旅馆和一间巨大的会堂。当他们来我们家拜访时,我会帮大家倒茶, 然后坐下来, 安静地旁听他们的讨论。“马拉拉不只是齐亚丁的女儿,” 他们说, “她是我们所有人的女儿。”
他们往返于白沙瓦与伊斯兰堡之间, 接受了许多电台, 特别是“美国之音” 与“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访问。他们轮流受访,以确保总会有一个人有时间接受访问。他们告诉人们, 发生在斯瓦特的事情与伊斯兰教无关。父亲说, 如果不是有军方人士和官僚在背后撑腰, 塔利班在斯瓦特是坚持不下去的。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国民的权益。但是, 当你无法分辨国家势力和非国家势力时, 当你在对抗反国家势力而国家无法起到保护你的作用时, 局势就变得相当艰难。
军队及ISI 握有大权, 因此, 多数人不敢公开发表这样的谴责言论。但是, 父亲和他身旁的许多朋友却无所畏惧。“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利于人民, 也不利于巴基斯坦,” 父亲说, “不要盲目支持塔利班思想, 那是不人道的。人们告诉我们, 斯瓦特为了整个巴基斯坦的和平做出了牺牲。但是没有人, 也不该有任何生命, 应该为了国家而牺牲。国家犹如母亲, 而一个母亲永远也不会放弃或欺骗她的孩子。”
他痛恨多数人敢怒不敢言的作为。在他的口袋里, 一直存放着一首诗, 诗人名叫马丁·尼莫拉, 曾生活在纳粹德国。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接着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没说话,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来追杀我,
已经没有人可以替我说话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如果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那么不会有任何改变。
在学校, 父亲组织了一场和平演说, 鼓励我们针对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莫妮巴说得很好: “我们普什图人极具宗教热忱。但是因为塔利班, 全世界都将我们当作恐怖分子。这不是事实。我们热爱和平。我们的山峦、我们的树林、我们的鲜花、我们的河谷中一草一木, 都在诉说着和平。” 学校里几位女同学受开伯尔电视频道采访———这是唯一一家普什图人拥有的私人电视台———谈论关于女孩们因为武装分子的威胁而辍学的事情。老师们事前指导过我们如何回答问题。节目不只访问了我一个人。当我们只有十一二岁时, 我们一起接受过采访; 但当我们迈入十三四岁, 我那些女同学的兄长、父亲就会禁止她们参与。一方面因为她们已经进入青春期, 应该“遵守妇德”;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害怕这么做了之后, 会有不好的下场。
有一天, 我接受了我们国家最大的新闻频道之一的访问, 他们的办公室里有一面电视墙。当我看到这么多频道时, 非常惊讶。事后, 我想: 媒体需要访谈。他们希望采访一个小女孩, 但那些女孩们都心存恐惧。就算她们不怕, 她们的父母亲也不会允许她们接受访问。我有一位无畏的父亲, 他会一直陪在我身旁。他说: “你是一个孩子, 但是, 你有自己说话的权利。”
我接受的访问越多, 就变得越无惧, 我们获得的支持也越来越多。当时, 我只有11 岁, 但我看起来比较成熟一些, 而媒体似乎喜欢听到一个年轻女孩的想法。有一名记者称我为“塔克拉·婕奈” ———一名“聪慧阳光的淑女”; 另一个则说我是“帕卡·婕奈” ———拥有同龄孩子无法比拟的智慧。内心深处, 我相信真主会保护我。我在为自己的权益呼吁, 为了女孩们的权益呼吁, 我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是我的责任。在困境里, 真主想见识我们会如何应对。《古兰经》里面有一句话: “谎言将离开, 真理会获得胜利。”
如果单凭法兹鲁拉一个人就可以摧毁一切, 那么为什么一个女孩就不能改变现状呢? 我问自己。每天晚上, 我都会祈求真主赐给我力量。
迫于压力, 斯瓦特的媒体大多赋予塔利班正面的形象, 有些甚至语带尊敬地称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为“学校之父”, 而事实上, 正是他在大肆毁坏学校。但是, 也有许多当地的记者对于发生在故乡的事情感到气愤, 于是,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舞台, 因为我们敢言人所不敢言。
我们家没有车, 因此, 我们通常搭乘人力车去接受采访。有时,父亲的朋友们会载我们一程。一天, 我跟着父亲去白沙瓦上BBC 的乌尔都语谈话节目, 节目的主持人是知名的专栏作家瓦沙图拉·汗。
我们与父亲的朋友法扎尔·毛拉和他的女儿一起受访。两位父亲,两个女儿。代表塔利班说话的则是穆斯林·汗, 他并没有出现在摄影棚中。我有点紧张, 但我知道这次访谈非常重要, 因为有许多巴基斯坦各地的民众会听到我们说的话。“塔利班凭什么剥夺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我问道。穆斯林·汗没有回答, 因为他的电话访谈是预录的。预录的内容怎么有办法回答现场的问题?
访谈结束后, 人们纷纷跑来向我祝贺。父亲大笑着说我应该从政。“你在脚步都还没走稳的时候, 说起话来就像是个政治家。” 他调侃我。但我从未听过自己的访谈内容。我知道这才只是起步。
我们的话语就像春天尤加利树的满树花瓣, 随风而散。对学校的破坏行动仍在继续。2008 年10 月7 日晚上, 我们听见爆炸声陆续从远方传来。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们才知道蒙面的武装分子入侵了桑戈塔女子修道学院和伊克塞尔希尔学院, 并利用土制炸弹炸毁了这两所学校。老师们稍早即收到警告, 因此事发当时已全部撤离。
这两所都是名校, 尤其是桑戈塔, 它的历史可追溯至末代瓦利当政时期, 并以其学术上的卓越而著称。它们的规模也很大———伊克塞尔希尔学院有两千名学生, 桑戈塔则是一千名。爆炸案发生后, 我父亲前往探访, 发现两所学校的建筑物都被彻底夷为平地。他在断瓦焦砾中接受电视记者的访问, 回到家时恐惧万分。“那里只剩下废墟。” 他说。
不过, 父亲仍满怀希望, 并相信终有一天, 这些破坏行动将会停止。而真正令他感到失望的, 是在这些学校被摧毁后所发生的掠夺事件———家具、书本、计算机全被当地人搜刮光了。当他听到这些时, 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说: “他们就像是在死尸上蹦跳的秃鹰。”
第二天, 父亲参加美国之音的一个现场节目时, 愤怒地谴责了这些攻击行为。塔利班的发言人穆斯林·汗在电话的另一端。“这两所学校究竟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炸掉它们?” 父亲问。
穆斯林·汗说, 桑戈塔是一所教授基督教文化的修道院学校,伊克塞尔希尔学院则没有分班, 男女生在一起上课。“一派谎言!”父亲回应道, “桑戈塔从1960 年创校至今, 从未把任何学生变成基督徒。事实上, 有些学生甚至还皈依伊斯兰教。而伊克塞尔希尔学院只有小学部才是男女合班。”
穆斯林·汗没有回答。“他们自己的女儿呢?” 我问父亲, “难道他们不希望女儿们受教育吗?”
玛丽安女士年轻时曾在桑戈塔求学, 而她的妹妹阿依莎正在那里上学。爆炸发生后, 她和其他一些原本就读桑戈塔的女学生转到了我们学校。我们每个月收到的学费永远不够支付所有的开销, 因此能增加进账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我的父亲却开心不起来。他四处走访, 要求重建这两所学校。有一次, 他在一场盛大的集会中演讲。
他抱起一名听众的女婴, 面向人群, 说: “这个女孩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希望她一生无知吗?” 群众均点头称是, 表示即便牺牲自己, 也要捍卫女儿受教育的权利。
新来的桑戈塔的女生们讲了一些很恐怖的故事。阿依莎告诉我们, 有一天, 在从桑戈塔下课回家的途中, 她看见一名塔利班手里抓着一颗警察的头颅, 鲜血从断掉的颈部不停滴下。
桑戈塔来的女孩们都非常聪明, 这意味着在课业方面, 我们会面临更多竞争。她们其中的一位———丽达, 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她和我, 还有莫妮巴结为好友。我们之间偶尔也闹小矛盾, 因为三个人在一起, 难免会有摩擦。莫妮巴常会带东西来学校吃, 但她只会多带一只叉子。“你是我的朋友, 还是丽达的朋友?” 这种时候,我就会问莫妮巴。
而莫妮巴则大笑着回答: “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到2008 年底, 塔利班摧毁了约四百所学校。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换成了总统阿西夫·扎尔达里, 他是已故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
但是, 新政府看来也并不关心斯瓦特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人们, 如果扎尔达里的女儿在斯瓦特上学, 那么情形就会完全不同。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在全国各处时有发生, 就连位于伊斯兰堡的万豪酒店都曾遇袭。
在斯瓦特, 住在城镇中比住在偏远地区安全许多。因此, 我们家族的许多亲戚都远道从乡间来投靠我们。加上原先就住在家里的表兄弟姐妹们, 我们家变得又小又拥挤。跟以前不同, 我们既不能在街上打板球, 也不能上屋顶玩耍, 只好在庭院里玩弹珠, 一遍又一遍地玩。我与胡沙尔之间的战争永无止境, 而他偶尔会去找母亲哭诉。我们从未成为朋友。
我喜欢变换头发的造型, 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待在浴室里, 盯着镜子尝试变换各种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发型。直到我八九岁时, 母亲都让我剪和弟弟们一样的短发, 这除了可以预防虱子, 也让我的头发更容易清洗、梳理, 免得它们老是在我的头巾下乱成一团。到最后, 我总算说服她让我留起长发, 直到肩膀。不像莫妮巴的一头直发, 我是自然卷, 我喜欢把它卷成大卷或编成辫子。“你在浴室里面磨蹭什么呀, 小猫咪?” 我母亲会在门外大喊, “我们的客人要用浴室, 所有人都在等你。”
2008 年的斋月是我记忆中最凄惨的日子。斋月期间, 穆斯林白天不能吃也不能喝。塔利班炸掉了发电厂, 所以我们断了电力; 没过几天, 他们又炸毁了输气管道, 于是我们又没了燃气。市场的燃气桶价格翻了一番, 母亲只好像我们还住在乡下时那样生火烧饭。她没有半句怨言———需要人煮饭她就去煮, 还有很多人的日子过得比我们更糟。由于缺乏干净的饮水, 人们开始死于霍乱。医院无法收容所有病人, 只好在医院外搭起大帐篷为患者治疗。
父亲买了一台水泵安装在学校, 水泵从地底打出干净的清水,附近邻居的孩子们都来这里取水。每一天, 等着用水壶、瓶子或铁桶打水的人们都会排起长龙。对此, 有一名邻居感到很害怕。“你在做什么?” 他问, “如果塔利班发现你在斋月为大家提供饮水, 他们会来把我们都炸死!”
父亲回答他, 人们只能在渴死和炸死之间选择一个。
以前那些郊游和野餐的好时光如同陈年旧梦, 没有人敢在太阳下山后出门。恐怖分子甚至炸毁了登雪山的缆车及位于马拉姆·贾巴的大饭店, 以前那里曾游客云集。一座度假天堂化为了炼狱, 没有游客胆敢进入。
紧接着, 在2008 年的年底, 法兹鲁拉的副手毛拉·沙赫·道兰在收音机里宣布, 所有的女子学校都必须关闭。他发出警告, 从2009 年1 月15 日开始, 女孩们不许再上学。一开始, 我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他怎么有办法阻止我们上学?” 我问朋友们, “他们办不到。他们说他们将摧毁高山, 但他们连道路都管控不了。”
其他的女孩们不同意我的观点。“谁能阻止他们?” 她们问我,“他们已经炸毁了好几百所学校, 却根本没有人出面做任何事情。”
父亲以前总说, 只要还有一间教室、一名老师和一个学生存在,斯瓦特的人们和老师们就不会放弃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我的父母从未想过让我放弃学业。虽然我们都喜欢上学, 但直到塔利班试图阻止我们, 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到学校上课、阅读和写作业并不仅仅是为了度过光阴, 我们的未来与之息息相关。
那年的冬天下了雪, 我们堆了好多雪熊, 却没有了往昔的快乐。
在冬天, 塔利班通常会没入山林, 但我们知道他们会再回来, 却不知道接下来等待着我们的, 会是什么?
我们相信学校会重新开始授课。塔利班可以拿走我们的铅笔、书本, 但他们没办法让我们的脑袋停止思考。
12血色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