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货出口值增长速度高于洋货进口值增长速度，但洋货进口值却大大高于土货出口值，入超始终存在。
据海关统计，天津土货出口值增长速度1899年与1874年相比增长12.71倍，同期洋货进口值只增长4倍；洋货进口值1874年10557532海关两，土货出口值1144893海关两，入超9412639海关两；1899年洋货进口值53664238海关两，土货出口值15700807海关两，入超37963431海关两。20世纪以来，增长速度虽远不如前，但贸易绝对值却大大增长了，1931年与1899年相比：洋货进口值增长1.56倍，土货出口值增长7.46倍，入超为4423904海关两。仅就这几年数据看，近代天津外贸出口值比进口值增长速度要高数倍，但入超始终存在。近代天津外贸进口值超过出口值，一般为2-3倍，多时达5-6倍，少时近半倍。20世纪才趋于缩小。
（二）近代天津外贸经历了由间接贸易为主转为直接贸易为主的历程，即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口贸易为主的附属地位转为直接对外贸易为主的自主地位。
“1866年上海进口的棉制品一半是运到天津和烟台的，天津贸易的四分之三是棉、毛制品”。直到1875年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才为当年进出口总货值的23.37%，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间接贸易值竟为76.63%；1899年分别为32.77%和67.23%。20世纪以来，随着天津外贸环境和条件改善与提高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由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天津外贸日渐转变为直接进出口为主的贸易了。这一变化是20世纪初完成的，是以1905年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首次超过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为标志的。1905年天津直接进口贸易货值占了52.07%，间接进口贸易货值占了47.93%；直接出口贸易货值是51.53%，间接出口贸易货值为48.47%。之后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始终超过间接进出口贸易货值（个别年份例外），并日渐成了天津进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
（三）近代天津外贸经历了自由贸易转由官方控制下的贸易过程，这一状况是七七事变后出现的。
近代天津外贸自开埠到1937年的70余年间，始终是中外贸易商家和贸易行号自筹资金、组织货源，依据国内外贸易市场需求，自由收购、推销和出入商品，政府当局从不过问或很少过问，时有过问多因贸易商家所请。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当局为把天津外贸变成“以战养战”手段，将其纳入战争轨道，直接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进口什么、出口什么，均由日本占领当局说了算。外汇资金亦由当局配给，并以向当局银行所售外汇的多寡比例配给指标。重要商品及军需品不得出口或只准输往日本及其占领地区；有些商品进口或出口以及有的产品从种植、经营、收购、出售均由日本占领当局指定的贸易机构进行，其他任何贸易单位和组织不得染指或问津。这点在解放战争时期亦多如此，只是有程度上的差异。所以，七七事变后天津外贸就成了官方控制下的贸易。它既是近代天津外贸的一大特征，也是近代天津外贸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亦是近代天津外贸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标志之一。
（原载《对外经济贸易》1993年第4期）国家主权与对外贸易。
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其领域范围内拥有的最高权力，也是一个国家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基石，更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外贸发展的最基本条件。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外贸易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主权不断丧失，外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中国命运。本文就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给外贸发展以巨大影响问题略作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