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蒙是孙权手下得力的干将，不但勇敢，且有智谋，对孙权也非常忠诚，为东吴立有大功，孙权极其爱护这位将军。吕蒙的旧病发作，孙权听说后，异常着急。当时，孙权正在公安，立即把吕蒙接到自己的宫殿中，千方百计给他治病。他不仅亲自请医问药，还贴榜召募名医，布告天下，谁能治愈吕蒙的病就赏给黄金千两。有个医生采取针灸的方法给吕蒙治病，孙权在一旁看到他受折磨而难过落泪。孙权关心他的病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能经常观看吕蒙的面色，但又怕吕蒙为迎接他受到劳累，就在室外悄悄地通过墙上的洞眼察看吕蒙的病情。当他见吕蒙稍微能吃下一点饭菜时，心情就特别好，高兴地与身边侍从又说又笑：如果发现吕蒙吃不下东西，心情马上就坏起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晚上牵挂得睡不着觉。有一阵，吕蒙病情好像有所好转，孙权就特别高兴，竟然宣颁赦免令，并请大臣们前来庆贺。后来，吕蒙的病情愈来愈重，孙权每天请道士在星空下为其祈祷。并亲自守护在吕蒙的病榻前。吕蒙的病到底也没有治愈，终于去世。孙权极其悲哀，自己穿上素白丧服为吕蒙守灵，很多日子都心神恍惚，不思饮食。
孙权对吕蒙身后事的安排想得十分周到，为他修筑了很好的坟墓，还安排了三百户人家为死者守墓。
在儒家谋略中，慈忍之道是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慈，就是慈爱，这种慈爱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是一种无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给予，比儒家的讲究正义原则的以德为本又高出了一层。慈之服人，决不在外在的收服，而是要让被收服者充分领受到慈爱。它没有以理服人的外在性，因此也就避免了被收服者的内在情感疏离，它会自然地使那些被收服的人永远地、心甘情愿地报答和捍卫你。儒家谋略的成功，是一种内在的成功，长远的成功。
结心得死士
人是利益的动物，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法宝就是“晓以利害”。可不要轻看了这四个字，有多少人就是被这四个字说服，又有多少人被这几个字葬送！但同时，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是道义高过生命的动物，否则，人就真的与别的动物没有区别了。所以，利益可以打动人，感情和道义更可以打动人。
李勣于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公元629年（贞观三年）曾经两次出击突厥，为唐朝的边防巩固立下大功。当时，高宗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太宗任李勣为光禄大夫，并同时兼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勣在并州前后共十六年，令行禁止，治理有方，颇有政绩。太宗对他的评价甚高，曾对近臣说：“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臣良将守卫边境。只知道修筑长城来防备突厥的侵扰，真是头脑昏惑！我现在委任李勣镇守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突厥畏惧他的威势，远远逃遁，边境得以保安宁，这岂不远胜修筑长城吗？李勣就是我的长城啊！”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太宗征召李勣回朝，拜为兵部尚书。
李勣尚未来得及到京城，大度设率骑兵八万人南侵李思摩部落。太宗遂派李勣为朔州（今山西朔县）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击薛延施，直到青山（在今甘肃环县西），大破敌人，斩其名王一人，俘获其首领，并俘虏五万余人。
后来，李勣生病，医生在处方中说，要用胡须烧成灰作药引配药方可治疗李勣的病，太宗听说后，就把自己的胡须全都剪下来，为李勣配药。李勣知道以后，深受感动，叩头流血，哭着对太宗恳切地表示谢意。
太宗说：“你也是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我应该感谢你，不必烦劳你深表谢意。”
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高宗被立为皇太子，太宗征调李勣任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这实际上是对李勋的极大的信任，为李勣的政治前途做好铺垫。太宗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君之位，你原是他部下的长史，现在把太子宫的事委托给您，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虽然委屈了您的官阶、资历，但责任重大，请你不要见怪。”李勣当时感激涕零。
太宗曾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我将把太子托付给朝廷重臣，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过去跟从李密时，不肯辜负李密的托付，现在岂能辜负我的重托啊！”李勣泣不成声，咬破手指发誓，要竭忠尽智，辅佐太子。过了一会儿，李勣因喝醉而睡着了，太宗就脱下自己的御衣，给李勣盖在身上。
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卧病，对高宗说：“你对李勣没有恩惠，他就是想报答你也没有理由。现在，我要责罚他，让他离开京城。我死后，你要将他调回京城，授给他仆射的官职，他蒙受了你的恩惠，必定会为你尽忠竭力。”于是太宗真的找了个借口将李勣责出京城，任垒州都督。高宗即位后，当月即召李勣拜洛州刺史，不久又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预掌管国家的机密大事。当年又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完全如太宗临终安排的一样。
李勣仍如太宗在世时一样，兢兢业业，为国家屡建奇勋。后来，李勣任辽东道行军总管，征伐高丽，渡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平壤，俘虏了高丽王高藏，将高藏献于昭陵，洗雪了太宗征高丽失利的耻辱。
李世民对待人才有他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既不像曹操那样用“术”，也不完全像刘备那样用“宽”、“仁”，而是用信任与真情。看看那些心甘情愿地为李世民效劳的人，大多是对李世民有着深厚感情的。
大概，这些人正是从这种感情中找到了价值感，而价值感是给人提供精神动力的源泉。
做良臣而不做忠臣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说那些作忠臣的读书人十分无聊，如果皇帝不听他的意见，这些忠臣便“浊气上涌”，动不动就自杀，即所谓的“文死谏”。这些话虽然不免有些以偏概全，稍嫌刻薄，但在揭露某些忠臣的虚伪方面的确是一语中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所谓的忠臣，往往是诸葛亮所说的“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没有什么经世济时的实际本领，而且他们思想迂腐，想要沽名钓誉，于是便想出“文死谏”的招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忠臣都是如此，他们变愚忠为巧忠，忠之有道，忠之有术，忠之有效。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就曾对李世民说：“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获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良臣与忠臣之辩，是值得我们深思而慎行的。
公元580年（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其时，天下大乱，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魏征像魏征三十八岁时参加了李密的起义军，但当时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
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后来，魏征又受到起义军首领窦建德的器重和胁迫，在其军中历时一年半。随后，窦建德、王世充被李世民打败，魏征就又与人一起再次投奔李渊。
魏征原先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产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招见了他。责问他说：
“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
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
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在政治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怀柔招抚，反对镇压。当时，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在“玄武门之变”过后，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要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有无穷之祸。”李世民听从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他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关着在“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的部下。魏征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别人，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别人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他们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由于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簿赋，休养生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民不聊生。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治理国家的整体方略上，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
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象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江河日下，日趋奸诈，秦用严刑，汉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上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酷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循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但又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唐太宗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就借机表示了后悔。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循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戍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