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见神学家说，知识这一类东西需要大加限制与注意，才可接受；希望得到过分的知识，就是人类坠落的原始的诱惑与罪恶；知识本身也有点和蛇相像，在他进入“咬着”人身的处，能使它肿胀；“知识足以长傲”。所罗门有过这样的意见：“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在还有一处他说：“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头；增加知识的，就增加忧伤。”圣保罗也给过我们一种警告：“我们不要因虚空的学问而被掠夺了”；经验指示着怎样的有学问的人是大异端者，怎样学问发达的时代往往是倾向于无神论的，与同怎样次级“自然”的原因的探讨，减损了对于上帝，即初级的原因的倚赖。
要明了这种意见的愚昧与错误和他在论据上的误解，好像这些人并没有观察或考虑到那使人坠落的，不是关于自然与普遍性的纯粹知识。倚仗了这种知识的光明，人在乐园以内见各种生物来到面前，就能依其性质，各各予以名称。诱惑人类的却是辨别善与恶的那种矜傲的知识，有了它人类就想自己制定生活的规律，不再倚赖上帝。知识无论怎样多，也不能使人的心灵膨胀；
因为除了上帝与思念上帝以外，没有物事能够充满，更不用说膨胀人的灵魂。所以所罗们说到在知识的上获取最为重要的两种官能：耳与目的时候，他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如果是没有满盈的话，那末容者是大于他所容的了。关于知识本身与人的心灵，——对于后者，各种官能不过是报告者——所罗门在为各种行为与目的定了他们适当的时期以后，他也用这样的字句来说明，而且是这样的结论：“上帝使万物各于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世界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上帝自始至终所做的工作，人不能知道。”这是显然的说上帝把人的心灵做成镜子一样，能够收受宇宙全体的影像，并且是关于接受这种印像，如同眼睛喜欢接受光明一样。不但喜欢看种种的物类与时令的转变，并且还要进一步来看出这种种变动中可以决无错误的看到的规律。人所以不能明白自然的最高规律，是因为有种种的障碍，如同生命的短促，合作的尽善，知识传授的不得法与同人的生活所常受到的各种各样的不便利。因为这个世界表面没有一部分是不许人去研究与发现的，并且有些地方，他还能判断着如同他说：“人的灵如同上帝的灯一样，用他可以去搜检各种秘密的内情”那句话的时候。如果人的心灵的容受力是这样的话，那末无论知识的比例与分量如何大，显然是没有一点可以使他肿胀或超过了他正当限度的危险；但是知识的性质却是这样的，不论他分量的多少，如果服用的时候不加以适当的消解剂，他那表面却是有一点毒素或有害的性质，和一点这种毒素的结果，就是说气胀或肿大。这种有了他就可以使知识有这样特效的解毒剂就是博爱精神，也就是那位使徒接着就加上了前一句的，因为他这样的说：“知识叫人自大，但是爱心是能够造成人的德性的”；他于另一处所说，意思也和这相仿：“我若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说话，却没有爱，那也不过就同响着的铙钹一样”。这不是谁能说各种人和天使的话不是一件好事，却是说如果离开了爱而无涉于人类的福利，他只有虚空与无价值的光荣而没有切实的好处。至于论到所罗门关于著书与读书过多和精神，因知识的满溢而不安那些意见，与圣保罗所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为虚空的学问所诱惑了”，我们只要明了什么地方可以划清人类知识真正的界限，而仍不至于这样的缩小了他的范围致使不能包括一切事物的普遍性。这类限制，共有三种：一、我们不要这样的高视了有知识的幸福，致使我们忘记了道德；二、我们应用知识时，一定要使我们获得安息与满足，而不是厌恶与懊恨；三、我们并不想借研究自然而达到上帝的神秘。关于第一点。所罗门很好的在同书中又发表着他的意见。他说“我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是常留心在看着的，而愚昧人却只在暗中摸索。但我知道这两种人都逃不过同一的命运”。关于第二点，除完全出于偶然外，决无因知识而产生的心理的烦恼与不幸；因为各种知识与为知识种子的好奇心，他们自身都能使我们得到一种愉快。可是在人用他们的知识来制成结论，来应用于他们自身的处境，因此使他们有了脆弱的恐惧或广大的愿望的时候，那就有所说的这种心理上的顾虑与烦扰了。在那时知识已经不是“纯粹的”光明，——深奥的赫拉颉利图关于这点曾说过“干的（纯粹的）光明就是最好的灵魂，”那末一句话但是巳变为湿的“参杂的”，或是被浸渍了的，被浸溃于各种病症的湿气中的光明。至于第三点那却应该稍加论列，不可略过，如有人以为对于凡可以感知与有实质的物加以观察与思考，即可得到这种光明，而且因此他就能够明了上帝的性质与意志，那末他真是为虚夸的学问所掠夺了，因为思量上帝所造的生物与所成的工作，如果在生物与工作方面那是可以产生知识的，但如属于上帝方面，那就不能产生完全的知识，却只能产生惊异。因此，柏拉图学派中某人其意在调和希腊的哲学与摩西的著作，说得最好：“人的官能，很像太阳，它可以烛照天地，同时它却隐蔽住了星光，同样的，人的官能能够发现自然之物，但是却把那神圣的遮蔽了”。所以其结果是有好些的大学问家，当他们要想以官能这样的蜡质羽翼飞达上帝的神秘时，他们巳都入于异端了。至于说到知识太多了就会教人倾向无神论，与不了解次级的原因将使人更专一的信任，那为初级原因的上帝那些话，我们先要同约伯一样的问：“你们是因要见上帝而为他撒谎，和一个人为要见他人而为他撒谎一样吗 ！”上帝在自然中工作，除用次级的原因外。显然的更无别法。如果要想叫人信为不然，那无非是欺骗，仿佛这样就可以对上帝表示一种好感似的；也就是对于创造真实的上帝，来贡献谎言这种不清洁的牺牲。但是，少量或浮浅的一点学问可使人心偏于无神论而再向前进，却又能将他的心引回到宗教这却是经过证明的事实与根据经验的结论。因为人开始研究学问的时候，他的心理看到了与他的官能最接近的次级原因，可以使最高的原因隐晦，但是当其继续前进，去寻求各种原因的互相依赖，那末，照诗人的比喻，他是很容易相信自然链的最高国，是一定得附着在朱匹忒大神的椅子脚上的。最后一句话。凡人不要因他对节制的意义了解不充分，或是误用了中和，认为人龙搜求得过达成，是在上帝的训示“圣经”或对“自然”的神学或科学中研究得太深，他们却应该在这两者中试求无止境的进步，他们只须留意把二者都应用于慈爱而不是夸大，应用于实用而不是铺张，最后更注意他们把这几种研究混杂或淆乱了。
至于学问在政治家手里所受到的不荣誉，大概是如此，以学问足以软化人的心理，使他们不适于用武与获得武事上的荣誉，以他足以损害与转移人在制御与政治一类任务上的意向；或是因为览记太博了，使他们过于谨慎与寡断或是太严格的遵守了规则与真理，使他们过于固执与自信，或是模仿的榜样太高，使他们过于志大与奢望；或以所效法的时代特殊，使他们高于现代不合，至少的说法学问足以从活动与事务方面，把人的工作转移到优闲与隐退的爱好上去；并且还足以松懈国家的训练，使人民喜好辩论过于服从与奉行。为了这种见解，在雅典的哲学家卡尼阿提奉使到罗马的时候，因为罗马的青年为他的辩才与学问的美好与庄严所汲引而群起相从，监护官凯图，在元老院开会的时候，主张他们应该赶快的使他离去，不然，他怕要传染与迷惑了青年们的心理与情感，不知不觉的在本国的习惯中输入了一种改革。
至于论到学问可以使人喜欢闲逸与隐退和使他们懒惰这种意见，如果使心理习于不息的动作与激荡的事，可以引起懒惰，那才是件奇事，但是反过来说，除了有学问的人，更没有别种人喜欢为工作而工作。这种断言是不错的，因为他人或为利益而爱工作，如佣工者爱工作是为了工资，或是为了光荣，因为有事做使他们为人看重，并可以重振将要低落的名誉；是因为做事使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利得与给他们酬恩报怨的机会；或是因为做事可以运用他们所自矜的一种能力，因此叫他们高兴并对自己重视；或是因为做事可以于他们别种的目的有所补益。如同人说不真实的勇敢一样，有些人的勇是在人的眼前的；至少他们的原意是这样的。只有有学问的人喜欢工作是因为工作是合于自然的动作，因为他宜于心理的健康是和运动宜于身体的健康一样，是以这种动作的本身为可乐而不是因为他可以博得利益。所以在一切人里面他们是最不倦怠的，如果是对他们所认为够得上注意的事情。
如果有人勤于诵习而怠于事务，那是原于身体衰弱或精神软弱而不是原于学问；如森立卡所说的“有些人在暗处生活得太久了，他们一到了光亮里面就感觉到困难”有这样脾气的人是往往专心于学问，但决不是学问使人有了这种脾气。
如果说学问占用了太多的余暇，我的回答是最活动或忙碌的人，在他候着事情来到的时候无疑的也有好些空闲的时间。这时候的问题是怎样的利用这种余暇：用于娱乐，还是用于研究？德摩斯尼的敌对者厄斯启尼是一个喜爱娱乐的人，他嘲笑狄氏，说“他的演说带着灯油气”，狄氏回答他说：“的确的，你和我在灯光底下所做的事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人不必恐怕学问驱除了事务，他还可以保障人的心不致为怠惰与娱乐所乘，使事务学问二者都受到损失。
再说学问可以从根本上伤害法律与政府的尊重这些意见，这显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谤言。若说一种盲目的服从习惯要比彻底了解的责任靠得住，那就是说一个被人领着的瞎子行步比一个自见的人拿着灯走还要稳当。学问使人的心理和平，宽大、容易驾驭与管理，而愚昧却使他们粗暴、拗戾、与易生反抗，那是无可辩论的；历史上的证据，足可证明，因为最野蛮、粗鄙、与没有学术的时代也就是骚动叛乱与变动最多的时代。
至于论到检学者凯图的见解，他对学问的诬蔑，后来是充分的受到了与他的过犯同类的惩处。他过了六十年反为一种极度的愿望所驱使去重入学校，学习希腊文字，为的是要看希腊人的著作，这件事实可以看出他从前对于希腊学术的非议是故示郑重，而不是由衷的意见，至于论到阜极尔的诗句，虽然他乐于把统治帝国的技术归于罗马人，而把臣伏的技术传与其他的民族来与世界挑战，就是说罗马人并没有能够在他那种技术达到高度以前，先达到了这样的帝国的高度。因为在最初的两个执政时代，那时统治的技术达到了最大的完备，同时就生存着人所习知的那最好的诗人马罗最好的历史著作家李维，最好的考古家发罗，与那最好的或是第二位的演说家西塞禄。至于论到苏格拉底，我们却应该记着他被迫害的时候，是在那自来统治者中的最下劣、嗜杀与毒虐的三十僭主的统治下。在这种政治革命刚一完成的时候，被他们认作罪人的苏格拉底也就被他们造成了英雄，使他的追忆上神圣与人类的荣誉，（按：此为培根误记，苏氏虽为三十僭主所传召而受了斥责，但其受审判与被处死刑却在恢复民治以后。）他那在当时被称为使人行为坠落的讲论，到后来却被认为心灵与行为的良药，直到如今。让这件事情就作为对那些在一种任意的严刻或假饰的郑重中，擅将咎责加于学问的政治家的答复罢。但是这种反驳在现时却没有需要，看到了两位有学问的君主伊丽沙白女王与殿下，如双子座里的凯斯忒与坡拉克那两颗很光亮与有最良好势力的星，以他们的榜样与鼓励在国内有地位与权力者身上，所引起的对学问的爱好与尊重。
学问所受到的第三种不信誉：那是学问家自身使学问受到，也就是平常黏附得最紧的那种不信誉。这种不信誉是因为他们处境的艰苦，或因为他们的性情与行为，或因为他们研究的性质。上举的第一种非他们的力量所能左右，第二种也出于偶然，只有第三种是应当加以讨论。但是因我们并不是在论著真实的衡量，却只是说一般人的评判与意见，我们稍说一点前列的二者，也不是不当因学问家的处境而使学问受到的贬抑，或是因为他们的贫乏，或因为他们生活的隐退与职业的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