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这个词包罗万象，从阳春白雪的“儒家文化”到下里巴人的“酒文化”，无不沿用着这一主题。而最为考验人的意志与性格的官场，自然也有其文化奥妙所在。
绍兴师爷：官僚制度的润滑剂
说起师爷政治，那么不能不说的，就是绍兴师爷。绍兴师爷，是近世以来社会上相沿成习的一种称呼。特别是外地人对绍兴，每每以“绍兴师爷”称之，其中似乎含有若干揶揄戏谑之意。在民间，还有不少有关“绍兴师爷”的故事和传说，也多具贬义色彩，往往当做笑话来讲。
师爷政治的摇篮——绍兴
所谓“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场所，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在幕府中办事的那些类似当今秘书、参谋等文职佐理人员，就叫幕僚或幕友。他们是一些受过专门训练，在刑名律例（法律）、钱粮会计（财会）、文书案牍（文秘）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一技之长的读书人，被各级地方长官聘请为某一方面的私人顾问，不带官职而参与政务，帮助长官处理刑名、钱谷、文牍等有关专门事务。官员称幕友为“西宾”“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称官员为“东翁”“东家”，平时幕友与官员可以平礼相见。
其实，“师爷”这种角色古已有之，而且在历史上并无任何贬义。从战国时期信陵、孟尝、平原、春申“四大公子”门下养士起，中国历代政治舞台上出场人物的身后总是少不了门客帮闲。这些人或出谋划策，或代笔捉刀，或随吟清谈，或承宣接洽，各持其事，各为其主，成为政治上的重要配角。只是他们一直未能形成专门的职业群体。直至明代晚期，特别是清代，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幕友佐治才得到法律及社会的广泛认可，门客幕友才成为各项政务不可或缺的人物，各级官府衙门里都有幕友参与政务，尤其是府、县两级衙门，至少要聘请刑名、钱谷、书谷、挂号等四五名幕友，于是便有“无幕不成衙”之说。
在师爷中名气最大的是绍兴师爷。绍兴人入幕为宾由来已久。在明代，科举落第的绍兴人已盛行做衙门书吏，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文长）可以称得上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据《明史》载，嘉靖年间，徐渭因负盛名而被浙江巡抚（后任总督）胡宗宪招致幕下，掌书记职。“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徐渭还深谙兵法，曾为胡宗宪屡出奇谋，抗御倭寇，功绩卓著，深得胡宗宪器重。
但绍兴师爷真正成为地域性、专业性很强的幕僚群体，则是清初的事，主要是顺治、康熙和雍正年间。
绍兴位于杭州湾南岸，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优越，历史文化深厚。自东晋起，这里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多有文人学士聚居于此。中国封建社会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人的才智只能献给帝王，绍兴人自然也热衷于走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的仕途。于是一代一代，绍兴府中进士的有744人。
当然，能够在科举中踏上仕途出人头地者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在谋求仕途中被淘汰出局。加上清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曾一度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使浙江尤其是绍兴的读书人受到重大打击。于是那些科举场上屡试不第，自觉得仕途无望的绍兴人，便被迫放弃举业，或转而学商，走聚财致富之路，或转而学幕，走充当师爷、替人佐治之路，经商和游幕遂成为绍兴人谋生之道中除了从事体力劳动的的农工之外的两大“热门”。
那些未来的师爷主要依靠同族、同乡、师长、亲友等有特殊关系的官员推荐获得幕席。好在绍兴府所出的进士特多，京官、外官中都有不少绍兴人。这些官员或者自己带上可为幕友的同乡、亲友赴任，或者推荐给同僚同事，而获得幕席者又提亲携友，把有类似境遇和才智的朋友或同窗介绍出去当幕友。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域人际条件，使得绍兴一带的幕友逐渐走向全国。加上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善于谋划和辞令，这些宜于作为智囊人物的自身素质条件，使得他们易于适应幕僚生涯，并且干得相当出色。他们互通声气，上下其手，构成网络，且幕学的授受一般都是在亲友故旧中进行，久而久之，便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衙门形成“绍兴师爷”这一庞大的职业群体，甚至有“无绍不成衙”之势。
师爷政治的第一次高潮
会稽籍幕友龚未斋在所著《雪鸿轩尺牍》中称“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地啻万家”，足以说明在清乾、嘉年间绍兴师爷的盛况。据说，当时各省幕友新年团拜及幕友间的联谊活动，多在两浙会馆或宁绍会馆举行，可见操“师爷”业差不多成为绍兴人的一项专利了。
而绍兴师爷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兴衰过程，也就是师爷政治的发展轨迹。绍兴师爷在政治上的作用，大致有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时期：这一时期，清朝统治者从巩固封建政权、平定边疆叛乱以及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行统治的措施，从而为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政事、进入各级衙门创造了条件。绍兴师爷也乘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纷纷投入官府，并得到各级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
邬斯道为这一时期师爷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官场经验，不仅赢得幕主田文镜的宠幸，且为雍正帝所看重，从而成为绍兴师爷公认的祖师爷。
《清代野史》载，邬斯道，字王露，绍兴人。他自幼好读，但科举考试却没有获得功名，所以“习法家言，人称为邬先生”。他先以游幕为生，寓居河南开封，为河南巡抚田文静“罗而致之幕下”。一天，邬先生对田文镜说：“您是想做一个出名的督抚，还是仅仅想做一个寻常督抚呢？”
田文镜对这个问题感觉很突然，就回答说：“那一定是要做名督抚的。”邬斯道就接着说：“那么就请让我来帮您做一件事情，您不要从中干涉、阻挠，我就能让您成为一位名督抚。”田文镜心中纳闷，问邬斯道想要做什么事情，邬斯道回答说：“我准备为您起草一份奏疏，但是这份奏疏里面，一个字都不能让你看到，这份奏疏呈献给当今圣上，您的志愿就会完成了，您能相信否？”
田文镜不是一个糊涂人，他知道邬斯道是个有才干的人，所以允许了他的请求。奏疏写好之后，署上了田文镜的名字，上呈给了雍正皇帝。这是参奏隆科多的弹劾奏疏。隆科多是雍正帝的舅舅和功臣，官至大学士，然其“恃公不法，傲恣日盛”，雍正继帝位后，极想翦除而苦于“中外大臣无一敢言其罪”。邬先生当然早早就洞察到了这一点，因而敢于冒险帮助田文镜上这道奏疏。结果雍正帝借刀杀人，隆科多因此而获罪，而田文镜则越来越受到皇帝的信任。
不久，雍正帝获悉邬斯道在田文镜幕中，就常在田文镜的请安折上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这样的语言，相当于不把邬斯道当成普通的幕僚师爷，而是把他当成了田文镜的左右手一样看待。这就使以邬斯道为代表的绍兴师爷声价百倍，为各地督抚所瞩目。在田文静去世后，邬先生去了大梁，各地的督抚听闻邬先生的大名，竞相以重金聘请他。由此，各地督抚争相聘用绍兴师爷，他们希望借助绍兴师爷的才能机智，获取仕途上的进展，从而为绍兴师爷的广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机，这是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的第一次高潮。师爷政治的第二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几十年间。
中外通商，西方文化东渐，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级行政官吏必须广泛辟用幕僚方能适新应变，这就为绍兴师爷的进一步壮大提供了新的机遇。
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方实权派，为扩充自身势力，趁机招兵买马，网罗谋士，如此，便为绍兴师爷投入封疆大吏帐下创造了又一个机会，从而使绍兴师爷的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
当时，绍兴师爷以处事灵活、练达、圆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会稽县秋桶豫为东三省总督的师爷，会稽县章士杰为曾国藩的师爷，会稽县马家鼎为张之洞的师爷，山阴县程陨为左宗棠的师爷。
更有山阴县娄春藩先后为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袁世凯、扬士骧、端方的师爷，一生备受礼遇，任李鸿章师爷时，凡折奏、刑钱、河工、盐务等要公，均非娄不办，足见其权位之高。
绍兴师爷擅于深谋远虑，以其聪明才智，效忠幕主，巩固壮大了幕主的地位权势，也因此而令绍兴师爷的势力发展至鼎盛时期，为中央和各级行政官吏所瞩目与重视。清末，绍兴师爷逐渐衰微以至没落。
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间，清朝政府整顿官僚政制，相继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大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削减了一些重叠和虚设机构，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与人员。
各级官吏的裁减，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也开始弱化。
同时，由于清朝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校、奖游学等，使办学堂和出国留学蔚然成风。宣统三年（1911），全国各地兴办新式学堂达5万多所，有学生100多万。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日学生以及各地留洋学生，构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他们用在国外或新式学堂中学到的知识武装自己，逐渐取得政治舞台上的优势，从而极大地冲击并消弱了绍兴师爷在清朝政坛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围中，清朝在北京设立大理院，各省设立高等厅，各府、县设立地方厅，审理讼事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并在各地开办法政学堂。并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专门人才取代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
而且，由于此类法政学堂、速成班、养成所除专授法律专业知识外，还兼修经济、财政、会计、统计等学科，各类毕业生便以其所学之博而广泛渗入行政机构的各个层面，使绍兴师爷师徒相授的钱谷秘诀逐渐归于淘汰。
随着绍兴师爷刑名、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丧失，其群体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响也就由衰微而没落了。
师爷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从下面一段清朝的官场逸闻中就可以看出：
浙江巡抚同某知县关系很好，但是当地驻军的将军与知县却不和。一个小小知县，敢于对抗将军，还不是靠巡抚的支持。但知县与将军是两个系统，将军一时也无法惩治知县。
将军找机会整治知县，多次向巡抚诉说知县的不是，可是巡抚不但不责怪知县，反而袒护他，将军非常生气，连对巡抚也怨恨起来，他就决心想办法连巡抚也陷害了。
到了元旦时，浙江省的文武百官，要依惯例，齐集省城，遥对京城行朝贺礼，这是非常严肃的活动。朝贺礼结束后，将军就秘密上奏朝廷，说知县在行朝贺礼际，行动随便，态度不严肃，有失礼节。不久，皇帝下了谕旨，要巡抚查办知县朝贺的不敬之罪，并斥责巡抚对属下约束不严，对其错误不闻不问，犯有失察之过。这是明显的栽赃陷害，但怎样向皇上汇报呢？
巡抚与师爷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若惩治知县，一来有师生之谊，二来也实在冤枉，自己还要承认失察之过，若不惩治知县，说将军栽赃陷害，就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据，否则会引起皇上的愤怒。
师爷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建议在给皇上报告朝贺情况的奏折中，加上“参列前班，不遑后顾”八个字，这样不但使巡抚无失察之过，而且可以使将军的栽赃陷害不攻自破。巡抚听了，恍然大悟，连声称妙。巡抚的奏折递到朝廷后，不久朝旨又下，严厉申斥将军，将其免职，巡抚、知县反而受到赞扬。
这八个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原来，在这场斗智中，将军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贺的排列顺序。
巡抚与将军是本省的军政大员，在朝贺时要站在最前面，知县官阶低，要站在后面。朝贺时要态度严肃，不能左顾右盼，更不能扭头向后看。这样，巡抚与将军都不能看到知县的表现，如果知县确有失礼之处，他们二人也不知道，巡抚未见，自然不过问，这说明他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而将军说亲见位于后列的知县的情况，显然是向后看了，这样他自己也就失礼，因此从奏折中可以推断，将军、巡抚都未向后看，因为他们站在最前边，仪式又严肃，后面是全省的官员，一般是不敢向后看了，因此必是栽赃陷害。
这位机智的师爷，就是抓住了这个漏洞，把将军拉下了马。
和珅式腐败
墨子讲过一个故事讽刺楚王，说一个富人有好马好车，却去偷窃邻居家的破车破衣服。墨子的故事是讽刺楚王贪得无厌想要吞并宋国的行为，不过这种“富人偷破烂”的心理却在历朝历代都有所表现。
富人们的逻辑是：财富越多越好，为得到财富付出的费用应该是越少越好。所以，应该不计后果地多拿。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逻辑推理，使得这般平时视绫罗绸缎如粪土的贵族们丑态百出。但这种富人偷破烂的情结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在这种错误逻辑下身败名裂的达官显贵可谓是不计其数。
清朝的权臣和珅是贪官的代名词，但是，如果把和珅当成一个个案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和珅式的腐败，背后有着多么深厚的官场文化背景。
皇帝的贴心人
和珅的发迹，也有很多种版本。比如说清世宗雍正有位妃子，长得是天姿国色而楚楚动人，被疑调戏皇子乾隆而赐自缢。乾隆登上帝位后，偶然遇到了初次入朝的和珅，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和珅的面貌与那位自缢的皇妃有不少相似之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乾隆对和珅的怜爱之情也顺理成章。据说事情还得到了印证，因为找到了身体上的存在根据，在御花园赏玩时，乾隆偶然看到这位宠臣的脖子上还留有“上吊绳印”，也就更加确认无疑了。
另外一种说法是，一天，乾隆看奏报，得知要犯逃亡，心中生气，随口说出《论语》中的“虎兕出于柙”，众侍卫都不知何意，和珅则说，“皇上是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乾隆很是高兴，问和珅是否读《论语》，又问他的家世年岁，和珅皆奏对称旨，于是受到提拔，从此飞黄腾达，官职一升再升，成为乾隆所倚重的左膀右臂。
还有一种版本说，有一次乾隆帝准备出外巡视，叫侍从官员准备仪仗。官员一下子找不到仪仗用的黄盖。急得不知怎么才好。乾隆帝十分恼火，问：“这是谁干的好事？”
官员们听到皇帝责问，吓得张口结舌。有一个青年校尉在旁从容不迫地说：“管事的人不能推卸责任。”
乾隆帝侧过脸一看，那个校尉眉目清秀，态度镇静，乾隆帝心里高兴，把追问黄盖的事也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
那青年校尉回答，名叫和珅。乾隆帝又问他的家庭情况，读过哪些书，和珅也无不对答如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