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他的祖父王正，官至尚书郎。父亲王旷，官至淮南太守。晋元帝渡江南迁，就是王旷首先提议。王羲之年幼时语言迟钝，别人也并不认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在他13岁时，曾经去拜访周，周审视了一会儿，对他很感惊异。当时宴客很重视烤牛心这道菜，宴会开始时，其他客人还没尝这道菜，周首先切给王羲之吃，从此王羲之才开始知名。王羲之书法作品他成年以后，富于才辩，以耿直著称，尤其擅长楷书，是古往今来的佼佼者，人们评论他的运笔气势，以飘忽如浮云，矫健如惊龙来形容。他深受堂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重，在王敦手下任主簿。王敦曾对王羲之说：“你是我们家的优秀子弟，应不次于阮主簿。”阮裕也认为王羲之和王承、王悦是王家的三位优秀青年。当时太尉郗鉴派他的门客去王导家选择女婿，王导让这位门客去东厢房挨个相看他的子侄。这位门客回去以后，对郗鉴说：“王家的小伙子们都很好，但是当他们得知我是选女婿的，一个一个的都作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敞着怀吃饭，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郗鉴听了以后，说道：“这个人就是我要选的好女婿啊！”一打听，原来他就是王羲之，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初任官为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聘请他为参军，历升至长史。庾亮临死前，向朝廷上奏，称赞王羲之品行清高且有鉴识。后来升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在少年时就有很好的名声，朝廷上的公卿贵官都很爱重他的才具，多次征召他任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干。又任他为护军将军，他又推拖不接受。扬州刺史殷浩一向敬重他，劝他接受任命，给他写信说道：“很多人都以你的进退来考察国家政事的兴衰，我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你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怎么能置一代兴亡于不顾，只顾满足自己的心意呢？希望你细心体察众人的心意。你若不应时任职，国家哪有善政可言呢？你如果豁然想通了，就能够体验到众人的心意所向了。”王羲之写信回答说：“我一向无心在朝廷上任职，王丞相在位时就坚持让我在朝廷任职，我誓不答应，那时我写的书信手迹尚在，可见我的这种志向由来已久，并不是你参政之后我才不愿任职的。自从儿子娶妻、女儿出嫁之后，我就立志学尚子平那样隐居不仕，也曾多次向亲朋知已说过，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承您不弃，如果想任用我的话，即使是关陇、巴蜀地区，我也在所不辞。我虽然不具备应对朝廷事务的才能，但能忠于职守，宣扬国威和德政教化，所起的作用，自当不同于一般的使臣，一定让远近的百姓们都知道朝廷对他们并不见外，这样给国家带来的好处，比起护军将军一职所起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汉代末年曾派太傅马日碑去安抚关东地区，若不嫌我身份低微，对我的能力无所怀疑的话，最好在初冬时节赴任，我恭敬地等待任命。”
王羲之被任为护军将军后，又苦苦要求去宣城郡任职，朝廷不答应，于是任他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当时殷浩与桓温二人不和，王羲之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朝臣和外官的和衷共济，因而给殷浩写信，进行劝戒，殷浩不听他的劝告。在殷浩要北伐的时候，王羲之认为必败无疑，便写信劝止，言词十分恳切。殷浩最终还是出征了，果然被姚襄打得大败。殷浩想再次北征，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说：
得知安西将军谢尚失败的消息，国家和我本人都为之痛惜，时刻不能忘怀。小小的江左地区，竟治理成这样，使天下人为之寒心，已非一朝一夕了，再加上这次失败，这真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过去的事已无法挽回，希望筹划开拓未来的方略，让天下百姓有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此成就中兴的大业。治理政事，道义是成功的关键，行政宽容和谐是根本，一味以武功取胜，这样做是不应该的，遵循以道义取胜的原则，以此来巩固大业，我想您会清楚其中的道理。
自从战乱以来，掌管朝廷和地方大权的人，没有深谋远虑、锦囊妙计，而一味损耗百姓，各逞其志，结果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正的言论和好的策略摈弃不用。致使天下将出现土崩瓦解之势，怎么能使人不痛心疾首、悲愤万端呢！当事者又怎么能推脱使天下陷于混乱的罪责呢？追究过去的罪责，又能起什么作用？应该改弦更张，虚心求取贤人，和有识之士共同商订大计，不能再出现忠正言论屈服于当权者个人意志那样的局面了。现在军队在外失败，国内物资耗尽，保住淮河一线的想法已经无力做到，不如退保长江一线，都督将领各回旧镇，长江以北各地，只是维持现有的局面罢了。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应引咎自责，应自行贬降，向百姓谢罪，一改过去的作法，和朝廷的贤能臣僚制订平稳的政治措施。废除那些繁苛规定，减轻百姓的赋役负担，和百姓一起重新做起，这样差不多能满足百姓的希望，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解救出来。
刺史大人您出身于平民百姓，担当国家的重任，在推行德政方面，没有做到事事妥当，您身为统帅而遭到这样的失败，恐怕朝廷上的贤能之士没有人肯分担这个责任的。现在应赶快推行德政，以弥补过去的失误，广招贤能之士，和他们分担责任，即使这样做，尚且不能断定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如果您认为以前做得还不够，因而再去追求不合时宜的东西，天地虽然这样广大，还有您立足之地吗！我明白我说的话您一定不听，反而会招致您的怨恨，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感触很深，因而不能不尽情陈言。如果您一定要率兵出征，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贸然行动，我实在无法理解。希望您再和其他人共同斟酌。
又接到州衙的命令，让会稽增运军粮一千石，征调军粮和劳役同时进行，又都限定军事需要的时间，我面对这一切，灰心丧气，不知所措。经年以来，剥夺黎民百姓，其恶果是罪徒满路，这和秦始皇时的虐政相差无几，只不过还没有实行灭三族的刑罚罢了，我担心陈胜、吴广那样的灾难，过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王羲之又向会稽王上书，陈述殷浩不应北伐的道理，并论及当时政事，说道：
古人因其君主没有成为尧舜那样而感到羞耻，做臣子的人，哪有不希望他所侍奉君主受到尊崇，可以和前代圣君贤主比美，何况现在又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呢？但是现在的才智和力量都比不上当年，又怎能不根据轻重情况的不同而妥善处理呢？现在虽然有令人高兴的事，但是反躬自问，令人忧愁的事多于令人高兴的事。经典上说得好：“若不是圣人治理天下，外面虽然显得安宁无事，必有重重的内忧。”现在的情况是，外边既不安宁，内忧却更加深重。古代能成就大业的人，有人或许不依靠大家的智谋，而能尽全国的力量建立一时功业的，也往往不乏其人。那是因为个人的智谋确实足以超过众人，用国家暂时的困苦能获得一劳永逸的结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用这个标准衡量现在的人，能和古人相比吗？
要使朝廷的决策必胜，一定要仔细衡量敌我双方的情况，具备了万全之策才能行动。成功之后。就应利用当地的民众和实力扩充自己的力量。现在成功还没有把握，但是饱经战乱之后的幸存者也会被歼灭殆尽，万不剩一。再说从千里之外运送军粮，这是自古以来的一大难题，何况现在要转运供给，向西运往许昌、洛阳，向北运过黄河。即使是秦朝的弊政，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十家九空的忧患，便会接踵而至。现在从事转运的人没有归还日期，各种征调又日重一日，仅以小小的吴越地区，维系天下十分之九的军需，不灭亡还有什么结局呢！而又不量力而行，不失败不停止，国内的人因此而痛心悲叹，但没有人敢说真话。
已经过去的事，说也没用，未来的事情还可以加以补救，希望殿下您能考虑再三，改弦更张，下令殷浩、荀羡回师据守合肥、广陵，许昌、谯郡、梁、彭城等地的驻军都回师把守淮河一线，建立起不可战胜的根基，等根基牢固形成攻势，再出兵征伐，也为时不晚，这确实是在当前形势下最高明的策略。如果不这么做，国家的灾难就会不日而至。掌握安危变化的关键，易如反掌，考察国家的虚实，形势就明摆在眼前，希望殿下您英明决断，决定于一时之间。
我的地位低下，而谈论国家的重大问题，我怎不知这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古人或身为平民百姓，或是军阵中的士卒，他们尚且为国家出谋划策，决策者并不因此讥笑他们，况且我身居大臣之末位，怎能沉默不语呢！在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决定了就去实行，决不能犹豫不定延误时机，这时不作出决断，后悔可就晚了。
殿下您德高望重，国内人望所归，以皇室贵胄辅佐朝廷，您最有条件地去直说直做，使国家出现当年那样兴盛局面，但是您的作为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这使我这个受您器重的人为之终夜兴叹，我真为您感到可惜。国家陷于深度的灾难之中，我时常担心，伍子胥的忧虑不仅是古代的悲剧，麇鹿出没的地方不只是山林水泽这样的地方。希望殿下您暂时摈弃那些清虚玄远不切实际的追求，解救国家的危难，这可以说在败亡的危局中奋力图存，转祸为福，这是国家的大幸，四海的百姓也有所依赖了。
当时东部地区发生灾荒，王羲之就开仓赈济灾民。但是朝廷征发的赋税徭役仍很繁重，吴郡、会稽一带尤其严重，王羲之多次上疏力争，往往被朝廷采纳。他又给尚书付射谢安写信说：
近来我陈述的意见，常常被您采纳，因此令下之后，百姓们可以稍事休养生息，各务其本业。如不是这样，这一郡百姓都跳东海喂鱼了。现在大事还没有安排的，漕运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意见是，希望朝廷下达规定的期限，交有关部门办理，不要再催逼下层，只是到年底考核成绩的好坏就行了。主管官员的成绩最差的，派囚车把他送交朝廷治罪。如果有三个县完不成任务，郡守一定要免职，有的可以降级使用，让他到边远艰苦地区任职。
再者，自从我来到这里，助手常常有四五个人，加上上司衙门以及都水御史行衙的文件之多，象雨点般下发，其中颠倒错误，互相抵触，不知有多少。我只能闭着眼睛按常规办理，推给下面，只是拣重要的事交主簿办理，一般的则交下面机构办理。主管人到任，还不到十天，官吏和百姓来回奔走，费用金钱数以万计。您正担任重要职务，您可以认真地考虑一下我所说的情况。在平时，江左地区，扬州只用一位称职的刺史就足以把政事统理的井井有条，现在有一群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反而没有治理好，只因为法令不一，多方牵制。我想，用简而易行的办法，便足以守住已有的成就。
仓库监督官耗费、盗窃官米，往往数以万计，我认为杀掉一人，便能断绝这种弊端，但是当权的人不同意。近来检查各县，都是这样。馀姚县被耗盗官米十万觯，向百姓收取重税，却用来肥了贪官污吏，致使国用缺乏，真可叹啊！
自从有战事以来，各种征调徭役以及担任转运军粮的人，死亡叛乱散逃回不了原地的人很多，百姓们被损耗到这种程度，国家仍按常规，抽人补充代替，因此，各地都被弄得凋弊困苦，谁也不知该怎么办。被长官遣派出去的人，上路以后，多数叛逃，于是监送的官吏也和叛逃的人一起逃跑了。按照常规，就让叛逃者的家属和邻里负责追捕。追捕不到人，家属和邻里接着也叛逃而去。百姓流离逃亡，户口日见其少，原因就在这里。另外，各种工匠和医生，或死或逃。家家空无一人，没有人代替他们的差役，但是上司还不断催促，这种情况已延续了十年或十五年，尽管官吏不断遭到弹劾而获罪，但于事无补，这样下去，老百姓如何能承受！我认为从现在开始，各种减死的罪犯以及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补充逃亡人户的亏缺，减死罪犯可长期服兵役，判五年徒刑的罪犯可以充当各色工匠医生，把他们的家属也迁来，以充实城市。城市得到充实，这是行政的根本，又可以杜绝逃亡事件的发生。如不把他们的家属迁来，逃亡之患仍将和以前一样重演。现在免除他们服刑而充当杂役，又把他们的家属迁来，小民愚昧无知，有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惩罚比杀头还严重，因而可以杜绝奸恶。惩罚虽然看起来很轻，但惩办的性质却很严重，这难道不是适合现时需要的措施吗！
王羲之平常喜欢服丹食药，涵养性情，不喜欢住在京城，他刚渡过浙江，便产生终身住在这里的想法。会稽有秀丽的山水，很多名人都生活在这里，谢安在做官以前也住在此地。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人都以文章名满天下，都在江东一带构筑别墅，和王羲之志趣相投。他曾和这些志趣相投的人在会稽郡山阴县的兰亭聚集宴饮，王羲之亲自撰文表达他的志趣，文章说：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迂，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有人拿潘岳的《金谷诗序》和王羲之这篇文章相比，把王羲之和石崇相比，王羲之听了很高兴。
王羲之生性喜欢鹅，会稽有个老寡妇饲养了一只鹅，叫声很好听，王羲之要买下这只鹅，但没有买成，于是他带着亲友前去观看。老寡妇听说王羲之要来，把那只鹅宰了煮熟来招待他，王羲之为此整日叹惜。又有个山阴县道士饲养了一群好鹅，王羲之前往观看，非常高兴，执意要买下。道士说：“你替我抄写一部《道德经》，我把这一群鹅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命笔，抄写毕，把鹅用笼子装起来带回，满心高兴。王羲之就是这样真诚坦率。有一次他到他门客家里，看到桌面光滑干净，就在上面写满了字，一半是楷书，一半是草书。后来门客的父亲没注意把字刮掉，那位门客为此懊丧了好几天。王羲之又曾在蕺山看到一个老妇，手拿六角竹扇叫卖，王羲之在她的竹扇题了字，每把扇子上五个字。老妇人起初是满脸怒气，他对老妇人说：“您只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每把扇子可要价一百钱。”老妇人按着他的话去卖，人们竞相购买。又一天，老妇人又拿来扇子求王羲之书写，王羲之笑而不答。他的书法被世人珍重，都和这事一样。他经常自称：“我的书法同钟繇相比，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比起张芝的书法，应该说仅在其次。”他曾给人写信说：“张芝在池塘边练字，洗笔把池水都染成黑色，别人如果能这样入迷，未必赶不上他。”王羲之的书艺，起初不如庾翼、郗愔，到他晚年，书艺才达到精妙的境界。他曾用章草体给庾亮写回信，瘐翼看到，深为佩服，因而给王羲之写信说：“我过去曾收藏张芝的章草十幅，过江南渡时颠沛流离，于是遗失了，常为这样精妙的书法绝迹而感叹。忽见您给家兄写的回信，书法美妙入神，好像张芝的书迹又呈现在面前。”
当时骠骑将军王述年少名高，与王羲之齐名，但王羲之很看不起他，因此二人不大合得来。王述先前曾在会稽任职，因母亲逝世，回会稽郡境内守孝，王羲之接替王述的职务，只去吊唁了一次，就没有再去。王述每次听到吹角声，认为是王羲之来问候自己，于是洒扫庭院来等待，这样一连几年，王羲之竟然没有来看他，王述对此非常怨恨。后来王述被任为扬州刺史，将要赴任时，在会稽郡内走了一圈，却不却见王羲之，临走时，才去告别了一下。在此之前，王羲之常对他的宾朋们说：“王述只是个做尚书的材料，到老可能得个仆射的职位。他得到会稽内史的职位，就飘飘然了。”当王述被任为大官，王羲之作为王述的下属，感到羞耻，便派人去京师，请求朝廷把会稽郡分出来设立越州，派去的人言词失妥，深受当时贤明人士的讥笑。事后王羲之内心惭愧，满腹感慨，对他的儿子们说：“我不比王述差，而职位相差悬殊，或是由于你们不如王垣之（王述子）的缘故！”后来王述查考会稽郡的政事，当问及刑狱的情况时，主管官员疲于回答问题，被弄的狼狈不堪。王羲之对此深感羞耻，于是称病离开会稽郡，来到他父母的坟前发誓说：“在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日是初一）九日辛亥，儿子王羲之敬告二老在天之灵。羲之生来不幸，很早父亲去世，未得到父亲的教诲。母亲和哥哥的扶养，使我慢慢长大成人，因人材缺乏，才得到国家的职位。我在职任上在忠孝方面没有建立名节，退职之举又违背了荐贤而代的道义，每当我诵读老子、周任的告诫，常担心一旦失身死去，辱及祖宗，哪里仅仅是自身的事呢！因此我昼夜叹息，像坠入万丈深谷。知足而止，现在就作出决定。恭敬地在这月的吉日良辰摆设筵席，向祖宗叩头行礼，满怀诚心，在二老灵前发誓：从今以后，如果我胆敢变心，贪图禄位，投机进身，那我是无视父母的不肖之子。作为儿子而不肖，是天地所不容、礼教所不齿的。誓言出自诚心，就像白日在天一般！”
王羲之去职以后，和吴郡、会稽一带的人士，尽情游览山水、捕鸟钓鱼，娱乐身心。他又和道士许迈一起练丹服药，为采集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部各郡，遍访名山大川，泛舟东海。他感叹道：“我最后会纵情游乐而死。”谢安曾对他说：“我中年以后，因喜怒哀乐伤害了身体，和亲友离别，就会好几天心情不好。”王羲之说：“人到了晚年，自然是这样，刚要想听听音乐来陶冶情操，又常常担心儿子们发觉，对欢乐情绪有所影响。”朝廷鉴于他发了绝誓，就不再征召他作官。
当时刘惔任丹杨尹，许询曾在刘惔处借宿，床帐被褥都新鲜艳丽，饮食也十分丰盛，美味俱全。许询说：“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生活，比在东山强多了。”刘惔说：“你如知道吉凶祸福是由人们的行为决定的，我哪能保证永远过这样的生活。”王羲之当时在坐，说道：“如果巢父、许由遇上稷、契，不会说这种话。”说得许询和刘惔二人都脸有愧色。
王羲之去官之初，优游无所事事，他给吏部侍郎谢万写信说：
古代逃世隐居的人，有的披乱头发装疯卖傻，有的满身污垢，也够艰难的了。现在我安坐优逸，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实为大幸，这难道不是上天赐予的吗！违背天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前些时东游归来，种植桑树果树，现在长得茂盛，鲜花盛开，我带领儿子们，怀抱小孙孙，在桑果林中游玩，摘得好吃的果子，切开分吃，享受眼前的欢乐。虽然我的道德修养不深，仍想以敦厚退让教育子孙。如果子孙有轻薄举动，就罚他用马鞭子去清点马匹，效法古代万石君的风范，你认为这样做怎么样？近来将要和谢安石东游山海，同时到田野考察收成情况，以此来打发闲暇时光。除衣食之外的剩余，想和知心朋友时时进行欢宴，虽不能吟诗作赋，但举杯痛饮。讲讲田野里的所见所闻，以此来作为谈笑之助，这种得意的生活，言语是表达不出来的！我常常按照陆贾、班嗣、杨王孙等人的处世原则去作，很想学习他们的高风，我的志愿就全在这里了。
后来谢万任豫州都督，王羲之又给他写信进行劝诫，说道：“以你豪迈不羁的品质，屈居群官之中，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但是所谓通达明智的人，也只能随事行止，这样才能达到远大的目标。希望您经常和下层官吏在生活上保持一致，那就完美无缺了。吃饭只有一道菜，睡席不用双层，这有什么，但古人却传为美谈。成功与否的原因，在于积小以成大，您要好好记住。”谢万对他的建议未能采用，后来果然失败。
王羲之59岁时去世，朝廷赠衔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的生前本意，坚辞不受。
他有七个儿子，著名的有五人。王玄之早年夭折。次五王凝之，也擅长草书、楷书，历官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家族世代信奉张道陵的五斗米道，王凝之尤其虔诚。孙恩进攻会稽的时候，王凝之的助手们劝他做好御敌的准备，王凝之不听，却是入静室进行祈祷，他走出静室对诸将说：“我已经祈请过天师，天师答应派鬼兵助战，贼军自会被消灭。”因他没有防御措施，被孙恩所杀害。
王徽之字子猷。他生性卓荦不群，放浪不羁，担任大司马桓温的参军，经常散披头发，衣不系带，也不管府中事务。他又担任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主管什么部门？”王徽之回答：“大概是马曹。”桓冲又问：“马曹管理多少马匹？”他回答：“我管理的是否马曹都不清楚，怎么能知道马匹的数目！”桓冲再问：“近来马匹死了多少？”他回答说：“我连活马的数目都不知道，哪会知道死马的数目！”他曾随桓冲出门，正赶上下暴雨，王徽之下马钻进桓冲的车中，对桓冲说：“您怎么能一人独占一辆车！”桓冲曾对王徽之说：“你在我的衙门任职已经很久了，不久我会提拔你的。”王徽之并不答谢，眼睛向上仰视，用手牌版着面颊，说道：“早晨的西山带来一股清爽的空气。”
当时吴郡有一位士大夫家有一片好竹林，王徽之想去观看，便乘轿离家来到竹林边，面对竹林，吟诵了好长时间。主人打扫庭院请他入坐，王徽之不加理睬。他将要出去的时候，主人关上大门，王徽之对主人此举非常欣赏，宾主入坐，尽欢而去。他曾借住一处空宅，他住进后就令人栽种竹子。有人问他暂时借住种竹子干什么，王徽之只是吟诵，手指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来陪伴呢！”他曾住在山阴县，有一天夜里大雪初睛，月光明朗，放眼四望，一片银白，他独斟独饮，吟诵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了戴逵。当时戴逵住在剡县，王徽之当夜乘船去拜访，船行了一夜才到，来到戴逵门前便往回走。别人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本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自然往回走，何必要见到戴逵呢！”他禀性放浪怪诞，好声色，有一天夜里和他的弟弟献之一起读《高士传赞》，王献之非常赞赏“井丹高洁”这句话，王徽之说：“我看比不上‘长卿慢世’这句话更妙。”他就是这样的傲俗放达。当时人都钦佩他的才能而鄙薄他的品行。
后来王徽之任黄门侍郎，弃官离开京师东还，与王献之同染重病。当时有个江湖术士说：“人在生命终结的时候，如果有活人乐意代他而死，那么死者可以复活。”王徽之对术士说：“我的才能和地位都不如弟弟，请求用我的余生来代替弟弟。”术士说：“代死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寿命还有余年，能够补足将死的人。现在你和你的弟弟寿命都到了尽头，用什么来代替呢！”不久，王献之去世，王徽之凭吊死者却不哭泣，径直坐在灵床上，拿过王献之的琴就弹起来，弹得时间长了，琴声变了调，他感叹说：“可叹啊子敬（王献之字），人琴俱亡！”说罢就昏死过去。他原先背部生疮，这时疮烂溃裂，过了一个多月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叫王桢之。
桢之字公干，历任侍中、大司马长史。桓玄任太尉时，朝臣们聚齐，他问王桢之：“我比你死去的叔叔怎么样？”在坐的人听了这话都感到憋气。王桢之说：“先叔是一时的楷模，您是千载的英俊人物。”满座朝臣才高兴地舒了一口气。
王献之字子敬。少年时代即负有盛名，豪迈不羁，即使是在家闲居，容貌举止，毫不懈怠，文采风流为一时之最。他刚几岁的时候，曾在旁观看门客们赌博，局面将分出胜负，王献之说：“南边的将要失利。”门客说：“这个小主人管中窥豹，有时也能看出一点门道。”王献之发怒说：“我的才能只是远不及荀粲，近不及刘惔罢了。”说罢拂衣而去。他曾和哥哥徽之、操之一起去拜访谢安，二位哥哥在谢安面前所说的大都是生活琐事，王献之则只寒暄了几句罢了。他们走后，在座的客人评论王氏兄弟的优劣，谢安说：“年岁小的那个好。”客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谢安说：“贤人往往寡言少语，因他说话很少，因此我知道他好。”王献之和哥哥徽之二人在一间房子里，房内起火，徽之马上逃走，连鞋也顾不得穿。献之则镇定自若，从容叫人把他扶出去。有一次他正在寝室睡觉，有几个小偷窜进他的房间，把房中的东西都偷光了。王献之慢条斯理地对小偷说：“小偷，那块青毡是我家祖传之物，你们可把它留下。”这伙小偷闻声惊慌逃去。
王献之草书、楷书写得很好，又擅长绘画。他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他的父亲王羲之悄悄从他背后夺他的毛笔，未能夺下，因而王羲之感叹地说：“这孩子日后也会大为出名。”他曾在墙壁上写一丈见方的大字，王羲之认为难能可贵，来围观的有好几百人。桓温曾请他书写扇面，他不慎失手把笔落在扇面上，他趁势画了一头黑色母牛，非常精妙。
他初任州主簿、秘书郎，又转为秘书丞，选配新安公主。他曾经过吴郡，听说顾辟疆有座名园，他们过去并不认识，便乘轿直进园中。当时顾辟疆正在和朋友聚会，王献之游遍了花园，旁若无人。顾辟疆十分恼火，责备他：“对主人傲慢，是无礼的行为。自持高贵，骄慢士人，不合道义。犯有这两种过失，就是不足挂齿的粗野人。”把他赶出门外。王献之傲然如初，毫不介意。
谢安对王献之非常爱重，请他担任自己的长史。谢安进号为卫将军，仍任他为长史。太元年间，朝廷新建立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题写匾额，成为流传万代的墨宝，但是谢安难以启齿，便试探性地对王献之说：“曹魏时，陵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被工匠误钉上去，取不下来，于是请韦诞悬挂凳子书写。等写好以后，韦诞的胡须头发都变白了，累得只剩一口气。回来以后，对他的弟子说，以后绝不要这样写字。”王献之揣摸到这话的意思，严肃地说：“韦诞是魏国的大臣，哪里会有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从这事也可以看出魏国短命的原因了。”谢安于是也不再逼迫他。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和你父亲相比怎么样？”王献之回答说：“本来就不相同。”谢安说：“外边的议论可不是这样。”王献之回答说：“别人哪里知道！”不久，王献之升任建威将军、吴兴郡太守，又征调他为中书令。
谢安逝世以后，对他的丧礼规格和追赠有不同意见，只有王献之、徐邈一起申明谢安对朝廷的忠诚和所建立的功勋。王献之向朝廷上书说：“已故的太傅谢安，少年时代就在玄学领域名声大振，清淡声誉洋溢四海。年轻时隐居，节操可与箕子、商山四皓比美。适应国家的需要出仕任职，为国家出谋划策稳妥周到。及其率兵出征，强敌即被消灭。在他建立了功勋以后，却谦恭退让。再者，他服侍先帝，君臣关系融洽，超过了布衣之交。陛下您即位时，年纪很轻，他殚心竭愿辅佐陛下。回顾他从隐居到出仕的一生，时时事事以国事为重，他确是大晋优秀辅臣，全心全意为国的高义，超过了以往的大臣。希望陛下关心这位举世景仰的大臣，对他的追赠礼仪加以明察。”晋武帝于是下令用特殊礼仪追赠谢安。
不久，王献之身染重病，他的家人问五斗米道师上表请求消除病灾，按照五斗米道的规矩，病人必须向道师陈述自己的过失并发誓改正，于是家人问他有什么过失。王献之回答：“没有想起有其他过失，只想起和郗家离婚这件事。”王献之的前妻，是郗昙的女儿。不久就死在官位上。安僖皇后被册立，因王献之是皇后的父亲，追赠他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赠谥号为“宪”。他没有儿子，过继他哥哥的儿子静之为后，静之官至义兴太守。当时人们认为，王羲之的草书、楷书，江左和中原没人赶得上他，王献之的书法骨力赶不上他父亲，但妩媚可喜。桓玄特别喜爱他父子二人的书法，各装订一册，放在身边时时欣赏。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后人视为书圣正宗，书中圣手。唐初修《晋书》时，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传》撰写传论。传论中说：“所以详察古今，精研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因为太喜爱王羲之，所以唐太宗死时将《兰亭序》真迹原本殉葬于昭陵。
南北朝是继东晋与十六国之后的南北对峙局面。南朝从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开始，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从公元420年至589年。宋，习惯上叫刘宋。齐，习惯上叫南齐。北朝从北魏建立算起，包括后来由它分裂成的东魏、西魏和继起的北齐，北周，从公元386年至581年。
南朝以宋的国势最强，从建立到灭亡有六十年。在前兰十多年里，对内兴修水利，鼓励农桑，救济灾民，减轻赋税；对外屡次打退北朝的进攻，实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齐、梁二朝，内乱频繁，国势削弱。到陈朝，疆域比前兰朝缩小，国势更加衰弱。南朝的门阀地主虽然还有很大势力，但是皇帝大都出身寒门，他们任用寒门出身的人掌管机要部门，并加强对地方上的控制，所以门阀地主的势力实际上已在逐渐衰落。南朝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农业生产比三国、东晋有更大的发展。大地主经营田庄生产，除了已经开垦的良田，还把山林川泽占为己有。手工业生产在冶炼、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方面都有发展。两晋以前，中国一向南贫北富，经过南朝一个半世纪的建设。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南方逐渐富裕起来了。南朝文化在哲学、天文、数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较高成就。范缜的《神灭论》和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精确数值，是杰出代表。
北朝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政策，使鲜卑族全面封建化，促进了北方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推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分裂成东魏、西魏以后，战争连年，两败俱伤。齐、周并立时期，北周重视政治经济改革，力量逐渐超过北齐，终于灭齐统一北方。北朝文化以地理学、农学，石窟艺术等成就较大，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杰出代表。元嘉之治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刘裕仅仅做了三年的皇帝，永初三年（公元422）三月，刘裕病重，在临终之际，他命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太子刘义符。五月，刘裕去世，17岁的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
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深得刘裕的喜爱。刘裕在称帝后，即立义符为太子。然而刘义符自幼擅武不喜文，每日只知和群小玩耍，毫无帝王之气。群臣对这位未来的天子十分不满，经常劝说刘裕改立他人。刘义符即位后，照样在后宫习武游戏，放任无度。几个顾命大臣对刘义符的举动非常失望，于是决定废掉刘义符，另立新帝。经过反复斟酌，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等人看中了刘裕的第三子、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经过精心谋划，檀道济、谢晦等人领兵入宫以皇太后的名义废掉了刘义符。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符杀死，以除后患。
徐羡之等人杀掉刘义符后，命尚书令傅亮前往江陵迎接刘义隆回京，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元嘉，是为宋文帝。
文帝即位后没有立即亲政，仍由原来的几位顾命大臣执政。文帝自幼聪颖，很有心计，他知道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等人位尊权重，不可擅动，只能等待时机，慢慢图之。所以，在即位之初，文帝给这些人都升了官，以使这些人放松警惕。同时，文帝还重用了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以加强自己的力量。
元嘉二年（公元425），徐羡之、傅亮等人上表请求文帝亲政，文帝表面上再三推托，最终应允，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文帝亲政后，与王华等人开始谋划除掉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时任荆州刺史的谢晦得知文帝即将出兵讨伐自己，便向四方发出檄文，公然与朝廷对抗起来。文帝在出兵讨伐谢晦前，准备先除掉徐羡之和傅亮。不久，徐羡之闻讯自杀，傅亮也被诛杀。在清除了两块绊脚石后，文帝决定派遣檀道济出兵讨伐谢晦。谢晦亲率3万大军从江陵东下，直逼建康。檀道济率领晋军大败谢晦军队，谢晦被斩首。
文帝在除掉谢晦、徐羡之、傅亮等人后，开始着手整顿政治，发展经济。他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当时，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同任侍中，荣极一时。黄门侍郎谢弘微也受到重用，与王华四人并称五臣。同时，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派遣使者巡行州郡，考查地方官的政绩。为了使刑狱公平，他常在延贤堂听讼。还下诏求贤，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学校，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文帝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下令地方官督课农桑，鼓励百姓种田养蚕，兴修水利，禁止封涸山泽，减免受灾地区人民的赋税。还开炉铸钱，以便流通。文帝在位期间采取的这些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殖，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出现了小康的繁荣局面。宋文帝元嘉时期（公元424～453），是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此时，北方的北魏政权逐渐强大，对南朝造成极大威胁。文帝早有北伐恢复中原之志，便于元嘉七年（公元430）派精兵5万出兵北伐。到彦之率领大军一路北上，北魏拓跋焘命令碻磝（今山东聊城东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的魏军撤回，使刘宋军队轻易地占领了四镇、并夺取了司州、兖州。南北军队在黄河两岸形成对峙。随后，北魏军队开始大规模反攻，渡过黄河，攻打金墉（今河南洛阳北），占领洛阳。不久，北魏军队又攻克虎牢，包围滑台，刘宋的各路军队相继战败。文帝又派遣檀道济率兵北上，以解滑台之围。檀道济到达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后，大败魏军，直抵历城（今山东济南）。由于魏军堵截，檀道济大军不得向前。此时，北魏军队猛攻滑台，刘宋滑台守将率领士卒顽强抵抗，终因粮草缺乏，滑台失陷。檀道济军队也因为断粮而被迫撤退，北伐宣告失败。
檀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檀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坏话，劝他尽早除掉檀道济，以免留下后患。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檀道济奉诏回京，被以收买人心、图谋不就之名逮捕，旋遭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檀道济的11个儿子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愤怒地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
檀道济被枉杀，国人痛心。消息传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诸将弹冠相庆：“檀道济一死、吴人无可畏惧也！”
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结果连吃了好几个败仗。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宋文帝登上建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一声：“檀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
在此后的20年间，宋魏之间相安无事。北魏统一北方后，势力更加强大，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率10万大军南下伐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刘宋南顿太守、颍川太守逃走，悬瓠守将奋力抵抗，迫使魏军暂退。宋文帝下令反击，以王玄谟、沈庆之为东路，围攻滑台。以柳元景、薛安都为西路，经卢氏出熊耳山。西路军一路进展顺利，但东路军围攻滑台数月不下，遭到北魏军队攻击，两路大军被迫撤退。魏军乘胜攻陷悬瓠，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后魏军因粮草缺乏，大掠江淮而还。刘宋在这次战争中遭到重创，丧失了大片土地，国力锐减，元嘉之治的局面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在刘宋皇室内部，又出现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先是文帝之弟刘义康，觊觎皇位被杀。随后是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反被刘劭所杀。刘劭又被文帝三子刘骏起兵诛杀。从此，刘宋陷入了黑暗混乱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