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0年至1942年，国画家张大千两次赴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在那里逗留的时间加起来约一年多。
当时，关于张大千如何“破坏了敦煌壁画”的种种流言蜚语，曾多次见诸报端。官方也曾一再地对张大千进行“查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就曾给张大千打去措辞严厉的紧急电报：“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以示“严重警告”。接着，大批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奉命”对张大千实施“严密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50年前的公案后来，甘肃省参议会立案控告张大千，说他“借名网利，破坏敦煌古迹”。而且，他们还要求甘肃省驻南京的中央立法委员与监察委员也要对张大千进行“提案弹劾，就近查究”；要求南京政府对张大千“予以严办”，“以重历史文化而儆效尤”。最后，“最高法院”宣判张大千“无罪”。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和敦煌学诞生百年纪念之际，某报一篇长篇报道的刊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张大千是否破坏了敦煌壁画，也就成为了许多人争论的焦点。这篇报道里说：“罗华庆在回答记者询问时指出，张大千剥损的壁画总共约有30余处。”“他首先剥去第一层的西夏壁画，然后又剥去第二层的晚唐壁画，如今人们只能看到最下面的盛唐壁画，而盛唐壁画因前人覆盖时为了增加泥土粘合力，已被划得面目全非。”“如此典型的被他剥损壁画的石窟还有第108窟、454窟等。”报道确定，“这些壁画的剥损是张大千所为”，而张大千这样做，不算是一种考古性质的举动。报道最后感叹说：“100年前，王道士为了整修莫高窟而向外国人出卖藏经洞文物，相隔40年，张大千一面宣扬敦煌艺术，一面却为了个人私欲随意剥损敦煌壁画，这是愚昧时代的两个悲剧。”对此报道，罗华庆认为是“有失偏颇”的。罗华庆说：“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只是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当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一种破坏。’他的言下之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是情有可原的，他并不是敦煌的”罪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永翘则认为，该篇报道不但没有“证实和揭开这个历史谜团”，反而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用流言代替历史真实。这位张大千故乡的专家曾历经数年，行程万里，查档无数，对此问题作过全面的调查研究。“无数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张大千先生是清白的、无辜的，他没有破坏敦煌壁画”。“他对于敦煌艺术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张大千是有功的，他是研究敦煌壁画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人，他对弘扬、传播敦煌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樊锦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张大千持非常肯定的态度，这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大千是敦煌罪人”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她认为，国内的敦煌学在不断的发展研究当中，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张大千、黄子云、何正璜、鹤昌群等画家、专家教授为代表；解放后以常书鸿、段文杰等人为领衔人物；80年代后则是金维诺及更为年轻的研究人员。她说敦煌莫高窟是“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是“古代学术的海洋”，凭一己之力是无法研究敦煌学的，它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故此，她认为，张大千功不可没，正是他和后来的敦煌学权威常书鸿完成了交接。那么，最近关于“张大千破坏壁画”的消息是由何而来的呢？樊锦诗认为，这纯粹是听了“传说”，“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人绝不会说张大千破坏了壁画。”她说，早在40年代，曾有“张大千破坏、偷盗壁画”的说法，最后闹到南京的“最高法院”，结果判定张大千“无罪”。现在这一说法，不过是“旧瓶新酒”罢了。如何解释现在敦煌壁画上遭破坏的痕迹呢？樊锦诗说，1965年她来敦煌时，莫高窟尚处于缺乏管理的状态，“乱得很”，更何况在40年代。当时，这里还曾用作马鸿逵骑兵的马厩；张大千来临摹壁画期间，人员进出很杂，谁也不能肯定说被毁坏的壁画就是张大千所为。樊锦诗一再强调，张大千至今留下的明显痕迹，只是对洞窟的编号，而编号是研究工作必须做的，现在他们研究人员也会给洞窟重新编号。她同时赞叹说：“他编号的书法雄浑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