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专制社会的历史虽有几千年，圣君名臣却不多。不多，原因有多种，只以专制社会君主为所欲为的脾气而论，名臣就不会多。
如果胆子不大，又缺少讲话的智慧，“谏”与“死”的联系程度就相当紧密了。人们提起魏徵时，总怀有崇敬之情，往往不在于老魏那些具体意见，而首先在于“敢”字。史上的君主提倡臣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多得是，但真要有人提点像人话的意见，砍人头者不少，把人家发配到远处者更多。明智如李世民，最后不也把魏徵的墓碑推倒了吗？后来念及老魏的好处“复立碑”，提意见的险恶于此可见。除非你翘着兰花指说：领导，我对你太有意见了。你为了国家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这是危害革命。老魏的意见不是这类没有人味的话，全是皇帝怎样做才可以治国安邦的。敢披逆鳞又能全身者，老魏怕是古代第一名臣。当然，老魏再能，如果不遇到李世民，也可能小命不保。因此，后人一提老魏，必然想到李世民；说起李世民的时候，也忘不了“魏徵”。君臣捆绑如此紧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魏徵一生也不算顺利，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曾出家当过道士。在隋朝做过小官，投奔过瓦岗起义军。唐立国后，先为太子李建成效力。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没有杀他，也没有怪罪于他，而且委他以谏官之职，询问政事得失。贞观元年（627 年），魏徵被升任尚书左丞。贞观十七年（643 年），病逝家中。老魏追随李世民 17 年，一生给李世民提了 200 多条意见，粗算一下，一个月一条。他的意见质量很高，不是某地名不好需要更名之类，也不是某处有裸体纤夫，可大力开发其旅游资源那类混账话。他的意见，对皇帝而言是关于长治久安的，对老百姓来说是关乎安居乐业的。在我国的历史上，魏徵是提供重大意见最多的臣子，自然唐太宗可能是接受臣下意见最多的皇帝。
唐太宗践皇帝位以后，虽然知道魏徵有思想有见解，但对他的意见并不是特别认可。《资治通鉴》载：“上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颛顼诛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从徵言。”虽然李世民“深然之”，但看那样子，只是觉得魏徵的意见比当时的宰相封德彝的正确，经过内心反复斗争、酝酿，才“卒从徵言”。不惟如此，有一次李世民回寝宫后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原因则是：“魏徵每廷辱我。”什么是“廷辱”？字面的意思是“朝廷上当众侮辱”。其实，那是李世民的错觉，魏徵不过是当着朝臣的面提深刻的意见而已。提意见，往往指手画脚面红耳赤，猜想起来，李世民可能觉得很没面子。
执权柄者都有这毛病，一方面征求意见，一方面认为提意见者居心叵测，压制意见。真是伴君如伴虎，伴权如玩火啊！后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在意见的包装上下功夫——意见外层裹着甜腻的糖衣，让听者听了很舒心。世上是否有这样的好事，不得而知。实际中好像那个“太监劝谏法”并不顶事。记得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做好皇帝的门面。”此话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诛心之论，于理论可能有益，对实际生活则未必有什么好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李世民虚怀纳谏，从善如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没有李世民，焉得出一个魏徵？
另外，专制制度下的监督顶多是多几个魏徵，分外的话是不敢说的。
如魏徵那样提提意见，碰上李世民这样素质不错的皇帝，还能获得承认，起一点监督作用。史书说李世民不敢当着魏徵的面玩鹞鹰。假如遇到一个颟顸且暴虐的帝王，老魏的项上人头还在不在就很难说了。没有制度的严格约束，谁也说不准皇帝会怎样做事。
后来李世民离了老魏的规谏很有点食不甘味的劲头。魏徵有一段时间患病请了假，李世民说，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的缺点多了。老魏死时李世民以镜子喻他，实在是情集与此，水到渠成。设若当初李世民视老魏的意见如无物，设若李世民以为老魏用心险恶，就是魏徵比现在还敢犯颜直谏，他也很难有机会或有兴趣思考很多国家大事，思考了也未必肯说出来；设若李世民求谏有始无终，老魏也不会讲国家社稷。《新唐书》为萧瑀作传时云，萧瑀入拜太常卿，迁御史大夫，参预朝政。但是这个人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短，时或意气用事，对房玄龄等人的小过失，痛加参劾，皇帝不加采纳，由是自失。《资治通鉴》谈及此事时，也说“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罢御史大夫，为太子少傅，不复预闻朝政”。萧瑀所弹劾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去管它，让人关注的是萧瑀的此后行为。他的意见不被皇帝采纳，很失落，不再议论国家大事了。一个人的意见遭受不理不睬的命运时，谁会不缄其口？不管一个人性格多么耿直，多么迂曲，说出的意见多与少，总和受到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唐朝前期不仅魏徵爱提意见，大臣们大多如此。
有一次李世民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翻成白话似乎就是：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老魏很实在，回答：“陛下虚心采纳，必有言者。凡臣徇国者寡，爱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李世民不愧为明君，连连点头称是。这样的问题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也问过大臣，只是那位臣子说，陛下做的已经尽善尽美，别人没什么说的了。说这样的话的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思想蒙昧。
1896 年 8 月 28 日，大清帝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赴美访问，9 月 2 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其中谈及了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李鸿章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这段话颇有独到之处：一是没有像别人那样强调清朝国情与美国不同，二是把报纸缺乏真实性直截了当地完全归罪于编辑，“倒打一耙”的猪八戒功夫很了得。从表面看，李世民是问：臣子怎么不提意见了。李鸿章在答：清朝新闻为什么没有真实性。细想理路是一致的，只不过魏徵所说的原因不同于李中堂而已。唐朝兴盛，晚清败落自有世界大势的原因，上层思考问题的方式怕也不可忽略。
世事是发展的，意见也就没有停止的那一天。臣子的意见未必很正确，人主也不一定按臣子的意见去推动世事更替，但社会必须理解臣子的苦心，给臣子一个正确的评价。不提意见的人，未必真心热爱江山社稷，意见多的人也不一定有“狼子野心”。爱不爱我们这个国家，与意见多与少不是比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