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之所以发展得如此神速，是因为有一批顶级聪明的智囊人物在幕后操控着兰德公司的发展。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作为兰德公司国家安全分析专家、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这样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机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或许，人们会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巅峰成就的背后竟然有着一桩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秘密让他必须隐瞒自己的过去呢？与沃尔斯泰特一样，同样自命不凡又拥有强烈优越感的赫尔曼·卡恩，他又有着如何独特的行事风格，他所编着的《论热核战争》又会给兰德公司乃至于美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样，轰动整个美军的《导弹时代的战略》一书的编着者伯纳德·布罗迪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所说的“核战争一旦爆发，会导致不计其数的人类伤亡，或许，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毁于一旦，未来的世界将黯淡无光”又否能令美国相信？
1.艾伯特·沃尔斯泰特——顶极的核战略战略分析师
艾伯特·沃尔斯泰特不仅是逻辑数学专家和核战略专家，还是一位美学家。他早在少年时期就被艺术深深地吸引。沃尔斯泰特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唱片公司，家庭条件相对富裕。然而，在沃尔斯泰特刚满四岁时，他的父亲就逝世了。与此同时，国家经济又正处于大萧条时期，因此他经历了一段艰难困苦的生活。年少的沃尔斯泰特对歌剧情有独钟，他频频去大都会歌剧院，几乎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沃尔斯泰特早年还加入了现代歌舞剧团，是一位颇有艺术细胞的音乐家和画家，还曾担任过梅耶·夏匹罗（着名艺术史专家）的个人助理。但沃尔斯泰特最终还是选择了朝科学技术领域发展。
沃尔斯泰特有着魁梧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同时他又及其自信甚至于到了自负的地步，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的尊贵气派。他对新生事物特别关注，无论是艺术还是国防，只要是最新、最前沿的概念他都愿意留心关注，并且会对这些新型概念进行谨慎的测验，从而将它们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生活中来。
沃尔斯泰特和妻子罗伯塔·摩根有很多相同的爱好，结婚时，他们选择在墨西哥共度蜜月，主要是为了去欣赏墨西哥着名壁画家的众多作品和古老的金字塔。二战中，沃尔斯泰特在国家住房与生产局就职，但他依旧时时关注着艺术家们的作品，还为一些艺术家们做担保，帮助他们赢得美国居住证。他交友广泛，所结交的朋友中，各种领域的艺术家都有。
在20世纪5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当时担任兰德公司的安全专家，他置购了一幢二层楼的大房子，房子出自着名的建筑大师约瑟夫·凡德卡的妙手，它坐落在好莱坞的一片山区中，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英尺，虽然房子周围是大片的森林，但室内光线明亮、环境优雅怡人，木式的地板、保真的音响系统及可滑动式门窗，美轮美奂的房子处处散发出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如此，沃尔特斯泰还聘请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园艺设计师勒特·埃里博为房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后花园，在后花园的圆形水池里，还种有极具异域风情的青竹。
沃尔斯泰特从家里驱车去兰德公司总部只需要半小时，每天清晨，沃尔斯泰特或摩根把女儿送到韦斯特学校（韦斯特学校是沃尔斯泰特与朋友合资建立的、位于圣塔莫尼卡的一所先进学校）后就开始去上班。就这样，他们一家人在近乎于森林般的天堂里，过着惬意的田园生活。然而这种诗意般的幸福生活却被一场政治迫害运动破坏了。20世纪50年代中，约瑟夫·麦卡锡等参议员极力主张发起政治迫害运动，目的是要彻底清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分子及一切与共产主义有“关联”者。
当时，沃尔斯泰特的朋友查理·卓别林已经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追查，理由是怀疑卓别林具有共产主义倾向。沃尔斯泰特劝卓别林退休，参加韦斯特学校举办的《城市之光》放映会，卓别林歉意地婉拒了，因为他的确太不愿意参与类似的活动，尽管他的孩子正就读于韦斯特学校。另外，因为政治追查，卓别林害怕在放映会上被众人排斥。但是在沃尔斯泰特的一再坚持下，卓别林最终还是答应出席《城市之光》的商业放映会。在放映会上，卓别林夫妇不愿引起公众的注意，便选择在一处不显眼的位置坐下，但是作为《城市之光》导演之一的沃尔斯泰特特意上前挽起卓别林夫妇的手，带他们坐到了放映室的最前排，此举旨在告诉大家：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所有的政治观念差异根本不值一提。
沃尔斯泰特的邻居施沃伦全家也遭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迫害，自从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办了听证会及好莱坞出现了红色恐慌事件以后，施沃伦全家一直遭受联邦调查局的怀疑和审查。
那段时间，施沃伦夫妇迫于压力，借宿在沃尔斯泰特家里。这天，他们正在聊天的时候，沃尔斯泰特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沃尔斯泰特接起电话说：“您好！”电话那端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我们现在要求和施沃尔夫妇谈话。”
沃尔斯泰特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然而对方坚持要求施沃尔夫妇接听电话，沃尔斯泰特说：“请先表明你们的身份，我可以替你们转告施沃尔夫妇。”
电话里的男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想要向施沃尔夫妇咨询一些问题。”
沃尔斯泰特听后依旧平静地说：“很抱歉，他们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况且，他们回答你们的问题已经足够多了，我想，他们和我的想法一样，没必要再回答你们所谓的问题。请不要再来打扰了，谢谢！”
沃尔斯泰特挂断电话，施沃尔夫妇和他的妻子罗伯塔都瞠目结舌地盯着沃尔斯泰特——一个顶级的核能分析专家，一个深谙国家核战略绝密的人，竟然丝毫不避讳地拒绝协助联邦调查委员会的追查。
沃尔斯泰特轻松一笑道：“我想，他们这些人应该不会再来烦扰施沃尔夫妇了。噢，罗伯塔，我们得出去了，迟到可不是你我的行事作风。”于是，温柔的罗伯塔优雅地挽着沃尔斯泰特的胳膊一同去参加宴会。
此后，在施沃尔夫妇借宿沃尔斯泰特家期间，联邦调查委员会的人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可以想象，沃尔斯泰特轻松淡定的心态背后，怀着一颗正义坦荡之心，当然，不可排除的还有他本身的权威。
沃尔斯泰特就是这样一个富有正义感且对待朋友真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的成就及其引人注目，而且他曾经是共产主义基层成员。
对于沃尔斯泰特这样一段过去，大多数人们很难不去设想——沃尔斯泰特作为核威慑战略的发起者，并决定着核武器的使用地点、时间及方法，如果他曾经那一段激进的过去被披露，很难想象美国会发生什么变动。当然，如果被披露，首先沃尔斯泰特极有可能立即被免职，而他费尽心血的核轰炸机布局和基地这两项至关重要的研究计划也可能无从谈起。当时，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对前苏联的核攻击起到了遏制的作用，如果没有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或者说这份报告是另一位兰德公司分析所撰写，那么前苏联发动毁灭性的核攻击极有可能就不只是一种设想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科学家的报告能与沃尔斯泰特的相媲美。可以说，沃尔斯泰特的基地研究报告不仅遏制了前苏联可能发起的核攻略，也给兰德公司带来了好运和威望，同时也促成了沃尔斯泰特的政治生涯，后来他成为空军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首席顾问。
关键是，沃尔斯泰特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把自己年轻时那一段激进的过去成功地隐匿起来，从而使他的政治生涯和基地研究报告得以顺利地发展呢？况且那一段政治迫害运动也波及了整个兰德公司——联邦调查委员会要求所有从事国家机密研作，尤其是参与核战略研究的科学家们都必须接受最高级别的安全忠诚度调查。如果其或其亲属关系人员被怀疑曾有过左派倾向或经历，联邦调查局就有足够的理由将其列入左翼分子的追查名单。
沃尔斯泰特的同事兼朋友J·C·C·麦肯锡未也幸免。麦肯锡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当联邦调查委员会以他的性取向会使他遭受共产主义分子的要挟为理由，怀疑他是左翼危险分子，从而给他贴上了随时听候调查的标签。为此，麦肯锡及其无奈地找到沃尔斯泰特，表示自己有多么无辜：“我的性取向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怎么可能有人用泄漏这件事来威胁我呢，这一点也不符合逻辑。”尽管如此，科尔博姆依旧解雇了麦肯锡，科尔博姆说：“我为麦肯锡感到惋惜，这令我们感到很无奈，但我们又不得不这样做。”被兰德公司解雇后不久，麦肯锡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的余生，同时他的死也给美国人留下了一个问号。
作为沃尔斯泰特前朋友和同事的丹尼尔·艾斯伯格解释说，之所以沃尔斯泰特过去那段激进的岁月未被曝光，是因为美国自发生经济大萧条以来，就形成了激烈的意识斗争形态，且已经成为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个理由听上去牵强得有些出人意料。在20世纪30年代时，由于经济衰败和普遍反犹太主义的偏见思想相融合，掀起了一股理论反思的浪潮，从而促成了纽约派的诞生。纽约派是由一群贫困的、年轻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改造社会，打造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纽约派的代表人物多数是文化界和科学领域的名流、巨擘和着名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新闻媒体界的巨子，其代表人物有丹尼尔·贝尔、内森·格拉泽及沃尔斯泰特等着名人物，这些知识名流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大多数居住在纽约，因此，故称“纽约知识人”或“纽约帮”。
从19世纪开始，美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被社会主义深深地吸引，不仅如此，他们还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变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变体包括前苏联布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早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斯泰特的哥哥进入到免学费学校上学时，崇尚共产主义的他们就在学校的自助餐厅里成立了几个小饭厅，除了一些单纯只是去用餐的学员外，各个班级的年轻学员们经常趁三餐时聚拢在一起，对彼此不甚明确的观点侃侃而谈。他们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争论不休，并且总会将彼此不同的观点记录在小本子上，有些学员甚至把这种事情当做是一种业前训练，为以后进入科学领域、军事领域及媒体和法律界做铺垫。克里斯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与格雷泽、贝尔三人合作创办了《公共利益》杂志。该杂志最初被定义为一本左翼刊物，自发行开始就不断地反映出创刊者们的政治思想，最终该杂志演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运动者们的“代言人”，不仅如此，该杂志还改变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面貌。
在20世纪30年代初，沃尔斯泰特也进入了被称为“培育激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温床”的学校中，不同的是，沃尔斯泰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活动并不太热衷，而是潜心钻研数学领域，十七岁时，他在《科学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命题与论据的结构》论文，当时这篇论文的反响相当热烈，受到了着名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的极力赞赏，爱因斯坦声称这是他所读过的论文中数学逻辑思维能力最清晰、最强的一篇。当时爱因斯坦还邀请了沃尔斯泰特去他家中做客，一起喝茶探讨这篇论文。
后来，沃尔斯泰特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求学，在那里，沃尔斯泰特开始步入他的激进主义活动生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沃尔斯泰特深刻地感受到逻辑学这门学科很难维持现实的生活，当时美国的现实状况促使他有了从事政治工作的想法，经历过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沃尔斯泰特始终相信国家的经济体系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此，他申请了奖学金，转到晨边高地研究院攻读法律专业。他还研究了当时许多着名的经济学着作，并把他们的理论和观点用正规的数学公式体现出来，以此综合比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这同时为兰德公司后来把信条简化为数字或等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据历史学家艾伦·沃德声称，沃尔斯泰特还曾经加入了革命工人联盟——一个从共产主义团队分裂出来的独立小组，由新托洛茨基主认者建造。官方共产主义指责革命工人联盟严重违背了列宁主义思想和基本理念，而革命工人联盟的创始人B·J·菲尔德在1932年被逐出共产党后，在1934年菲尔德领带工人联盟参与了纽约饭店罢工活动，一万多名服务员集体罢工，在支持革命工人联盟的哥伦比亚大学中，就有沃尔斯泰特和即将成为他妻子的罗伯塔在内。
虽然沃尔斯泰特偶尔也会间接地触及那段激进的岁月，然而不同的是，他从来都不会袒露自己曾是革命工人联盟的一员。沃尔斯泰特认为，既然革命工人联盟的所有文件都已经变成纸屑，不知被风吹去了哪里，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提及那段过去。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琼斯承认父亲的交际圈确实存在着某些激进知识分子，但父亲却没怎么参与他们的活动；沃尔斯泰特的朋友雅各布曾表示说：“或许沃尔斯泰特是某个激进派的成员，但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属于哪个激进组织。”而沃尔斯泰特的朋友也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沃尔斯泰特曾经邀请我加入革命工人联盟组织，当时他透露该组织的总部设在联合广场北边一幢毫无掩饰的两层建筑物中，该组织的成员们每天都会聚集在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讲座。”
沃尔斯泰特这段激进的过往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沃尔斯泰特认为，前苏联是一个有着巨大野心的大国，而沃尔斯泰特的核战略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一种被兰德公司同仁们普遍赞同并支持的观点。沃尔斯泰特也始终不渝地坚信，往后的事实会证明这一点——前苏联的意图变幻莫测，但挑起核攻略的意图是其征服世界的巨大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