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2年的恐怖主义讨论会上，詹金斯在备案文件中指出：“对于恐怖主义活动，我们一直缺乏重视和准备……我们的大使馆被炸、军人和民众被杀害和绑架、战斗机无数次被击落……我们怎么还可以如此坐以待毙……”尽管詹金斯极力要求对恐怖主义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除了以色列之外，几乎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恐怖分子采取严格的安全策略。
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把恐怖分子总共分为五个不同的类别——经济贫穷组织、极端主义的个人、革命分子（兰德公司学者康拉德·科伦曾说“美国早年的革命者可以被划分为恐怖分子”）、少数族裔和反政府主义者。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还特别指出，以后恐怖活动最大的危险将来源于一个新的恐怖主义——宗教激进分子。他们的下一批目标可能会是西方金融机构或其他宗教团体或领袖，而约翰·保罗二世的被杀不是关键，恐怖分子的目的在于袭击目标的核心意义，他们并不为了在政治上取得胜利，而在从心理上给人造成恐惧和致命的一击。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通过种种研究和迹象分析得出，在未来的某个时期，恐怖主义分子有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核武器、生化武器之类的毁灭性武器制造恐怖事件，特别是背后有国家支持的恐怖组织，比如伊朗的真主教。
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发生的这些复杂局势，在20世纪90年代，兰德公司科学家们在研究恐怖分子上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网络战”。因为一些小型恐怖组织没有明确的指挥中心，他们便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达到管理、沟通及协调的目的。这种恐怖组织行为没有传统的指挥结构，它们就像无法控制的电脑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并且不断衍生，致使国际反恐战争困难重重。
朗斐德和阿奎拉假设，如果恐怖分子的这种阴谋在国际互联网上实施，这一群精通互联网知识的恐怖分子将破坏国家银行、电子供应等国防机构。为此，兰德公司科学家大卫·朗斐德和约翰·阿奎拉创造了这种“网络战”的反恐方法——针对性地打击“通过互联网管理实施犯罪的小型恐怖组织”。
霍夫曼曾经指出过，基地组织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将采取这种恐怖分子网络行为，在全球各地迅速发展恐怖分子，与此同时依然制造传统的恐怖主义行动，如暗杀、绑架及爆炸袭击等。
另外，在2001的时候，美国才将世界反恐事件当做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来对待，美国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反恐政策上。国防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说：“美国与恐怖主义活动的战争就像世界冷战一样，甚至于比冷战还要漫长，反恐怖主义战争是对美国每一个人意志的考验，它甚至大于二战期间的冲突。”
2001年9月26日，霍夫曼提醒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说：“10年前，我就特地来找过你们，催促你们对于世界反恐主义采取集中应对的措施，避免发生类似于‘9·11’事件的惨剧。”当时，霍夫曼还提醒委员会，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早就土崩瓦解了，你们也不用再满脑子全是冷战对手的影子。
霍夫曼还指出，一直以来，美国的情报预算都在300亿美元以上，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期间开展的最后一次恐怖组织评估上，霍夫曼当时极力建议政府重新部署人力、物力及财力的预算，倡导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土安全部那样的新机构来从事相关反恐工作。事实上，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在考虑几个礼拜以后真的那样做了。
在2006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粉碎了基地恐怖组织，并推翻了新的恐怖主义政权，为此，詹金斯警告说：“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果极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美国认为对收留恐怖分子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就可以达到彻底扫除恐怖组织的目的，那么这样做只会将加剧恐怖主义的冲突和传播。阿富汗战争就是鲜明的例子。要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组织，只有将军事力量和思想武器有效地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击败它。
詹金斯还认为，在扫除恐怖主义组织的过程中，美国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影响，更不会因此而改变。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自由民主的传统，永远抛弃酷刑、党派斗争及不必要的恐吓，反恐行动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相反，如果美国的民主传统成了恐怖主义活动的牺牲品，即便是反恐胜利了，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詹金斯总结道：“不管我们做什么，怎么做，都不能无视且必须谨遵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这不仅仅是人类的基本道德问题，更是一种宏伟的战略决策。尽管很多人明白，但在这一点上，往往欠缺考虑。”
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坚信，想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关键还在于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环境，尤其是要让中东人明白，想要达成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采取暗杀、爆炸等极端主义行为，因为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只会加剧双方矛盾冲突，应该用更理性的态度和行为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灾难发生。
3.军事变革和美军的绝地反击
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电影《星球大战》，那么美军就变成了绝地武士，而策划这场战争的安德鲁·马歇尔就是尤达（绝地武士的训练者）。
马歇尔曾是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在伊拉克战争打响之时，他已经是一位年过八十的老人。由于他总能给人一些神秘的提议，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神秘的绰号“小圣人”。马歇尔的着作虽少，但影响巨大，他的着作间接地为1991年的沙漠行动和伊拉克战争起到了指引意义。事实上，有人认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听到美国导弹呼啸声的前二十年，美国就已经开始酝酿伊拉克的自由之战了，而策划战争的正是兰德公司的学者们。战争策划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实现美国军队现代化、重新改写世界蓝图、确保美国不再受到任何个人或国家的威胁等。
马歇尔在1950年加入兰德公司，他与沃尔斯泰、艾伯特等兰德公司主要成员有紧密的往来，是兰德公司鼎盛时期的战略策划的主要人士，也是那个时期中唯一一位在政府工作的人，另外，珍珠港事件的开创性研究也正是马歇尔促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歇尔还与盖瑟委员会有过合作，为其提供过业务咨询。到20世纪60年代时，很多兰德公司的学者们都选择进入了美国国防部大楼，马歇尔却仍旧选择了继续留在兰德公司工作，一直到国防部大楼文件丑闻泄露后，他才离开兰德公司。从1973年开始，马歇尔一直在国防部担任基本评估办主任，基本评估办是詹姆士·史勒辛格（前兰德公司学者兼国防部长）在国防部秘密设立的一个部门。美国连续七任总统都支持马歇尔在基本评估办的工作，没有对其职权范围乃至于职员情况做过调整。
2003年，在一个庆典会上，马歇尔的追随者詹姆士·霍纳（前海军部长）曾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这样介绍马歇尔：“在法拉格特海军上将任职期间，马歇尔是基本评估办的主任，在乔治·华盛顿将军放弃大陆军团指挥官前，点名要马歇尔任该团头领。马歇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人都难免有愚蠢的时候’，而我和约翰·詹姆普也经常依照这句话来帮助身边的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昨晚是马歇尔50周年结婚纪念日，今天又是马歇尔82岁寿诞，而他现在依旧是我们国防部大楼的全职人员，让我们为此而庆贺吧！“在基本评估办工作的几年间，马歇尔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美苏军队能力的相关着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沃尔斯泰的感染下，马歇尔才重新审视对美军作战理念的思维方式——只要在核武器方面压倒对方，美国就可以一笑战场。值得提醒的是，他的这一理念灵感源自于陆军元帅尼可拉·V·欧加科夫，而后者则来自于美国战争意识形态中的最大对手——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欧加科夫得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很震掠的结论：对战争而言，核武器已经过时了。欧加科夫在他的《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小册子里写道：“由于战争双方都不愿意再使用核武器，随着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国家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创新科技，力求把它们转换为战争中让敌人望尘莫及的顶尖优势，而不是将它们当做征服对方的工具，因为用人类千方百计制造出的毁灭性的武器摧毁人类是毫无意义也是愚蠢的行为。”
欧加科夫的这一结论在马歇尔看来却是一个研究的新起点。正如马歇尔所言：“我们曾一直以为，为军事变革奠定科学基础的正是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真正的答案却是前苏联的军事理论家。并且，他们已经比我们领先考虑科技发展与军事力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为此，我感到惭愧。”
在美国长期的战略报告中，马歇尔第一次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军事变革的建议方针。在瑞德·艾寇（兰德公司前学者）的协助下，马歇尔与沃尔斯泰特组建了一个名为“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当时，艾寇正在国防政府从事相关政治工作，整体长期战略专家委员会的定义正如马歇尔言：专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分析预测未来二十年里的战争形态，从而提出对国家最有利的政治策略（其中有一项预言是截止2000年，全球将有40个国家有能力研究并制造出核武器，其中也包括伊拉克、阿根廷及沙特阿拉伯）。
但是，作为马歇尔学生之一的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和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军事理论家看来，马歇尔的军事变革是一种“没有连续性的战斗方针”，或者说这种军事变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军事变革的不连续性体现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因为科技的不断改变会给原本处于第二、第三乃至于排在更后面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从18世纪在战争上大规模使用的战车作战，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广泛运用步兵重武装作战方案击败波斯敌人（由此赢得了半个世界），再到因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改变战术的拿破仑时期，可以发现，纳粹闪电般的战术变革是近代军事变革领域中最重要的战争之一，战争上的士兵人数已经不再是衡量战争胜败的唯一方法，而全新的作战战术，比如坦克、坦克无线电通信指挥等战术的发展才是赢得战争的关键。例如二战时德国入侵法国，虽然法国的坦克在各方面都比德国的坦克先进，然而不同的是，德国启用了一种新型的作战理念——在德国空中军事技术的掩护和支持下，德国终于成功突破法军的前线，并一举战胜了具有科技优势的法军。
在所有军事变革的领域中，核武器是最可怕也是最极端的一种。当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二战的整体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尤其是后来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又研制出了氢弹等毁灭性的武器。不仅如此，后来还成功地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军事变革滋生出了这些毁灭性的武器，一旦被作战双方大规模使用，整个人类同归于尽的说法不再是无稽之谈。克雷皮内维奇曾经说过：“在诸多军事战略专家看来，新式武器的根本作用是从作战变成遏制。”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军事理论专家们认为，核武器乃至于未来比核武器更厉害的新武器，它们的根本用途不是作为战争的工具，而是遏制双方战争的工具，最好是能够达到让作战双方都望尘莫及的巨大作用。核武器的存在应该是为了守护和平，而不是挑起战争。这个观点和军事战略分析师布罗迪的看法相呼应。
在美国国防部大楼多如繁星的学者专家中，是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最先将这种新战争思维方式确定下来。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及兰德公司的学者们，努力强调运用“星球大战”电影中的反导技术，包括里根政府所拥护的反弹道导弹技术，从而改变了战争理念。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军事变革理论改变了国防部大楼在核武器上一贯追求的更大、更多、更致命的理论，改为主张制造更轻巧的武器。
马歇尔还时常构思新的高科技作战方法，进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和利益，除了基本评估办日常烦琐的事务之外，他还挤出时间举办一系列军事研讨会，集中力量讨论下一个无法预料的敌人，以及在面对敌人的攻击时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案。这些行为都及其符合马歇尔的性格特征和行事作风，据说他每晚睡前都会为下一场不知名的战争担忧。因为，自前苏联解体以后，美国便在世界军事力量中鹤立鸡群，在乔治·H·W·布什总统时期，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第一次有了手足无措之感。在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改革一旦导致前苏联土崩瓦解，美国也会因此失去一个明确的对手。但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派则认为这真可谓是天赐良机，正好一举实现美国霸权主义。
前苏联瓦解以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一直进行了拉锯战。1991年，伊拉克进军科威特的事件成了导火线，随后美国的所有新保守主义派别很快一致达成了军事协议——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这同时也是对马歇尔和沃尔斯泰特的军事变革命理论（新式武器作战理念）的真实考验。
理查德·佩里曾经这样描述：“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同年4月9日，美国军队的第三机动队攻占首都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美国军队迅速地赢得战争，并且美军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都微乎其微，这种可谓完胜的战争首次体现出了沃尔斯泰特和马歇尔等兰德公司学者们关于未来战争作战方式的新理论，证实了他们的战略战术理论在实际战争中的巨大用途。”
军事变革最终在美国国防部大楼获得成功，其中越南战争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功不可没。沃尔斯泰特曾经这样写道：“越南一战造成了各种灾难，其中给我们造成的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从中取得的‘教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美国的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美国对所有境外干涉的态度都保持在谨慎状态。左翼派坚决反对军事冲突，而右翼派则极力推崇几大主要力量联合出击。沃尔斯泰特强调说，公众的态度则可能是等到美国面临直接威胁时，投票人才如梦初醒，同意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