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科尔是美国中情局局长，也是第一个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持肯定意见的人，他把沃尔斯泰特此次发表的文章复印了很多份，分发给他的所有职员，并让他们对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发表评论。过了几年之后，科尔自认为已经把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分析理解透彻了，并且也已经发现这些观点中的核心思想，然而，当他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后，中情局的战略分析师们则一致认为，沃尔斯泰特的观点和科尔所理解的核心思想都是无稽之谈，这样的结果令科尔大失所望。直到1974年7月25日，在科尔写给芝加哥外交委事务所的一封信中，科尔这样分析道：“从更为广泛的武器预测定性因素、攻击性武器以及发射部署台等系统防御方面出发，沃尔斯泰特教授在文章中的提议就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而关于高估和低估的例子在论据上也不相上下。”
但是，科尔没有理解到沃尔斯泰特的本意，正如沃尔斯泰特本人所说的那样：“我这种权宜之计与国际缓和政策有着本质性的哲学差异，我是依照国内现存的局势和政治形态呼吁战争。”沃尔斯泰特曾经多次在公共场所内宣称，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兰德公司里面已经有一些人士对《国家情报评估》所拟定的措施私下抱怨了很久，他们都认为美国的政策对前苏联太过于忍让了。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首届任期接近末期时，即1972年，尼克松开创了一个美苏合作共荣的新时代。尼克松亲自前往前苏联，与前苏联政府共同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第一阶段限制战争武器谈判》，尼克松的行为虽然受到了国际关系的趋势所影响，却也从某方面反映出了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在越南一战中美军溃败，美国军队便开始厌倦一切战争，无论热战或冷战。进而使得反战运动成为了国内社会的主导趋势。到1974年时，绝大部分的美国人也都认为美国应该限制核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有近乎一半的美国人都认为，在国防上花费大量的研究资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美国绝大部分的民众都已经对前苏联产生了安全感，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前苏联的存在依然是对美国的威胁。
但是，一些政治批评家们却指出，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在军事方面的能力已经占据了优势，但由于美国迟迟未采取有效的行动，使得前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奋力追赶了上来，军备竞争能力远超美国军事能力。外交大将尼采和其他一部分政府人员则对尼克松的举动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尼克松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自己的弹劾的注意力，因此才用这一“永久性地固化美国军事能力劣势地位”的举动，从而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前苏联乃至于世界上争相竞争的超级强国都将有可能产生毁灭美国的想法和行为，如此一来，国际事态将会变得更加危险。
就此而论，在美国政府中，极力主张美苏缓和政策的一方认为，前苏联核武器的超大规模和巨大数量足以证明前苏联的军事能力，当年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已经证明了，仅仅一颗核导弹的杀伤力就足够强大了。但是主张对前苏联发起战争的一方则认为，尽管前苏联已经拥有数量较多的核武器，但是在破坏性和毁灭性方面却不如美国的核武器。况且，美国已经研制出了一种多弹头武器，可以在其顶端装置多个核弹头，而每个弹头将按预定好的目标执行精确的攻击，旨在摧毁前苏联20世纪60年代建立在莫斯科范围内的反弹道导弹区。
事实上，美国与前苏联签订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有效地防止了此类多弹头超强核武器的大规模制造工作。但是反对美苏政策缓和的一方却指出，前苏联已经私下部署了轰炸机、多弹头等军事设备，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协议的规定，这是前苏联欺骗美国的一种行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前苏联极有可能对美国发起先发制人的军事攻击，并且，其军事打击力度足可以将美国的第二次反击力量打败。而尼克松政府和反对美苏政策缓和派对此却视若我睹，并且还指出美国的导弹外形轻便、易于运载，杀伤力也更强，因此根本不用惧怕前苏联的导弹袭击。
7.外部专家组——B组对抗
1974年8月，尼克松辞去总统一职，杰拉尔德·R·福特上任新一届总统。福特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1975年以右翼倾向过重为由解雇了国防部长史勒辛格，并任命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新国防部部长，在当时，虽然拉姆斯菲尔德年仅34岁，但却已经是政治中的老练人物，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国防部部长。之后福特又聘请了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理查德·切尼军队参谋长一职。在那个时期里，总统福特大力招募了一批自己的人手，而在接下来的30年期间，这批人大部分都活跃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高层之中。
福特发现，在美国共和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偏向，绝大多数的人都反对美苏缓和政策，于是，他用了一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方案——成立一个外部专家组，让这些外部专家来审查国家情报，在中情局的官方政策之外提出另一种参考方案。这个方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创立的一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旨在监控各类国家情报数据。后来肯尼迪将这个总统对外专家组改名为“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要针对《国家情报评估》做出分析和补充。在福特总统上任时，这个专家组里面多数是兰德公司的新保守主义成员组成，比如兰德公司元老及氢弹之父的爱德华·特勒、前兰德公司工程师约翰·福斯特等，海军上将乔治·W·安德森是这个专家组的最高负责人，副主席是自由之家主席的利奥·彻恩，他们都是这个专家组（B组）的创始人。
在福特上任美国总统后，安德森写了一封信给福特，信息提出并指责了1974年《国家情报评估》出现的严重的错误性。在安德森主席的授意下，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成员福斯特和特勒以及理查德·拉特等人展开了一次会谈，希望建立一个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附属机构。会议中，拉特提议建立起第二个中情局，但是特勒觉得这样做甚为不妥，特勒提议设立起一个由外部人员组成的专家小组，旨在对官方政策提出质疑和全新的意见。
1975年，在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策划下，B组正式成立，但是，有一个人却对此强烈反对，这个人就是中情局局长科尔。科尔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让外部人员参与到美国政府政策上来，这简直就是荒谬之极。科尔还认为，这些人员多企图用客观分析达到操纵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科尔还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对前苏联问题的年度评估政策上，我们采用了美国政府所有已知的、最佳的分析资料，这些数据都是相当有力的。但令我实在难以想象的是，一个由非政府成员组成的特别‘独立’专家小组，它拿什么整理出更为全面、精确的国家战略能力情报评估报告。”
尽管科尔极力否定B组存在的重要性，但这些反对都于事无补。因为，在科尔起草这个反对报告的前一个月，总统福特已经要求他提交辞职书。对于这样一个妨碍B组建设而又即将离职的人，特勒和福斯特对其反对意见熟视无睹，继续向中情局施压，迫使他们尽早批准《国情评估报告》的重新整理工作，但迟迟未得到答复。
直到乔治·H·W·布什就任中情局局长后，特勒等人再次提出正式成立B组的要求。新任的中情局局长布什为此感到犹豫，他认为没有必要对本机构先前的决定感到质疑，但是他的下属却极力支持B组的成立。与此同时，沃尔斯泰特的报告让科尔有所醒悟，于是，他下令撤销了《国家情报评估》过去10年内的预测资料，因此，支持B组成立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布什最终只得批准了这项建议。不同的是，在最终批准的方案中，却设立了两个专家组：A组和B组。由A组负责原来的《国家情报评估》的工作；B组则负责对A组总结出来的分析报告进行实事求是的检查，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最终的定论则由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综合两个专家组的报告，并对报告的性质做出准确的判断。
A和B两个专家组成立后，国防的三大分支被划分成三种类型：轰炸机、潜艇、导弹。第一个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的是博比·茵曼将军。茵曼是海军情报局的领导人，他在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发表了强烈的抗议。茵曼认为，如果专家组的人员想要对潜艇进行全面的评估，那么就必须熟知海军舰队及核潜艇的准确数量和具体的部署情况，但核潜艇的所有信息毫无例外都是美国政府的绝对机密，每一个海军队员对此都是严防死守，因此，整个海军从根本上拒绝与人分享这些信息，对中情局也不例外。最后，在茵曼的极力阻止下，潜艇的评估研究被改为了前苏联战略目标。
在导弹评估专家小组中，科学家们在研究导弹的精确度上存在着分歧，尽管他们看似很和气，但是在最关键性的问题——前苏联军事能力的重要性上，他们始终无法将彼此的哲学差异一致协调好。当然，这些分歧本就不足为奇，因为专家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大量的国情资料进行评估并提出全新的意见。而分歧最大的就是负责前苏联战略目标的B组，其工作涉及到分析并解读前苏联的真实意图，这里面俨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主观因素，可想而知，其分析结果肯定存在着诸多扭曲与争论。
前苏联战略目标专家B组的最高负责人是理查德·派普斯。派普斯出生在波兰，早年曾在哈佛大学任教，在20世纪70年代里根政府时，还参与过“当前威胁委员会”的创建工作。更重要的是，派普斯是一位着名的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他与同是前苏联问题研究专家的莱特一样，都深信前苏联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因此在前苏联的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主张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并认为核武器是制裁前苏联的最有效的办法。此外，派普斯是理查德·佩里的得意门生，佩里和沃尔斯泰特曾经同在兰德公司工作过，且交情甚好，如此一来，沃尔斯泰特也把派普斯当成了自己的学生，因此，沃尔斯泰特将派普斯推荐进入专家组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后来，派普斯又为专家组引荐了一些兰德公司学者，其中包括尼采和空军上校托马斯·沃尔夫等人。
虽然B组的各成员之间偶尔有些摩擦，但工作氛围还算和谐，因为大多数成员都曾经在兰德公司共事过。但遗憾的是，军事分析领域中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沃尔斯泰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加入到这个专家组的行列中来，但他的研究论文却被专家组当做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源。B组还有一位影响力极大的人物，他就是前兰德公司学者兼沃尔斯泰特密友的安德鲁·马歇尔。马歇尔担任B组的研究顾问，对B组的研究影响很大。当时，马歇尔正担任国防部大楼基本评估办（又称净评估办）的主任。
在专家组第一次研讨大会上，一名A组的成员说：“我们算是遇上强大的对手了，B组的人太狂妄，视我们如无物。”原来，A组的成员本以为B组发起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与他们交流机密情报的信息，然而当B组的尼采等人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时，他们才从天真的幻想中醒悟过来，却又因为理屈词穷而哑口无言。A组的另一个成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直接将这次大会比做是“沃尔特·惠特曼高中时期与华盛顿红皮足球队对抗的情形”。通过这次大会，中情局内部专家组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B组企图从根本意义上推翻A组研究前提的正确性，从而对信息情报提出不同的方案。
当A组专家意识到这一点后，一名A组成员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一直以为那场大会不会是一场零和讨论（零和讨论是指非合作性讨论），如果当时我能够早一点得知或觉察到B组的根本企图，我将会运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回击。”自专家组首次大会结束以后，A组与B组之间再也没有往来，可想而知，合作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另一方面，就在专家组大会结束三天后，杰拉尔德·福特选举落败，吉米·卡特以压倒性的优势成功赢得了第三十九届美国总统任期。
几个月后，A组和B组同时把报告交给中情局局长和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B组成员派普斯信誓旦旦地说：“相信，总统对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一定会对我们B组的研究报告感到震惊。在随后的讨论大会上，A组和B组展开了一场近乎于大学辩论的争讨，结果是A组承认前苏联正在增强武器装备军事实力，但对于前苏联何时能与美国的军事水平相抗衡或者是超越美国，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A组没有给出结论。相反，B组不仅对前苏联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下了定论，还明确地指出了前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精确程度以及与美国军事水平的差距。但这个数据很快就被空军情报组推翻了。
在接下来的午宴中，中情局局长布什有意和A组成员坐在一起，对此，派普斯感到气愤不已，尽管是在过了20年以后，他对布什这个微妙的举动依旧感到怨恨。据当时坐在布什左侧的一名A组成员透露说：“当时我们的一个成员询问布什‘接下来的局面会是怎样’时，布什回答说‘不会怎样，我永远跟自己的职员站在一起。”
在后来的国防部职业生涯中，布什成为了又一个共和党温和派人士。即便布什当时有意进行B组的方案——修改《国家情报评估》，反映出前苏联对美国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但那些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布什同科尔一样，就任中情局局长的任期都非常有限，后来卡特总统让斯坦菲尔德·特纳接替了布什的位置。
卡特政府只采纳了B组众多政策方案中的一条——B组声称前苏联的防空导弹系统固若金汤，美国轰炸机在对前苏联的战争中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于是，卡特总统以此为由，取消了一个原本已经计划好的轰炸机群的项目。
很显然，B组的根本目的都成了泡影，但是B组的成员们却认为已经取得了部分胜利——突出强调了前苏联政府的邪恶意图，改变了《国家情报评估》的基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此后《国家情报评估》的趋势日渐悲观，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称，1976年的《国家情报评估》工作是十多年以来最让人沮丧的报告，它枯燥乏味地宣称着前苏联正在试图超越美国的军事能力。1980年，日本当选为美国总统，当时，里根政府中50多位官员都是“当前威胁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国防部长佩里、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V·艾伦等人。
在里根总统上任几个星期之后，里根政府在前苏联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好战的态度，这对于有着莱特战争观的兰德公司而言，是一种胜利的开端。一位观察家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一家民间公共咨询机构能像兰德公司那样，在很短的时期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