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生的这桩刺杀案，无论从时间、地点或被刺杀的对象来说，可称之是一宗世界级的“特大政治谋杀”，刺客就是孙凤鸣，目标是刺杀蒋介石，却因蒋介石临时不出场，汪精卫遂做了替罪羊。
汪精卫被刺，伤势虽重，但终究被抢救过来了。经手术取出左颊、左臂上的子弹，情况慢慢好转起来。背肋的子弹却取不出来，一直留在里面，后因子弹引起铅毒入骨，造成脊骨瘤，他的命最终还是丧在这粒子弹上。1944年11月10日，一命鸣呼，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刺汪案发生后，华克之在大陆无法立足，去了香港。他捉弄了蒋介石，却不能推翻专制政府；而无数人员的被捕牺牲深深刺痛了他。华克之对人说：“刺汪暗杀，牺牲了这么多的好兄弟，这是惨痛的教训，经过这一年多的思考，我明白了，要想中国革命成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有希望，搞暗杀是不能解决革命胜负的。”华克之决定去找中国的救星——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化名赵宣成的华克之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张学良“兵谏”方案形成经过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认为“兵谏”之举“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其实，首先提出者也是张学良将军。
1936年4月底，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在张学良身边。刘鼎在秘密报告李克农的信中写道：“他（指张学良）开始用‘爱国’、‘抗日’之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指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这是张学良“兵谏”心迹的最早表露。
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避寿洛阳，张学良两度赴洛见蒋。蒋要东北军第六次“围剿”红军时打头阵，而张学良则一心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东三省。蒋不同意，命令他：“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如若不然，就把你换掉。”劝说，争谏既然无效，“兵谏”必然提上议程。
但要实行兵谏，必须首先与据有陕西的杨虎城取得一致。
张学良先试探性地征询杨对此事的意见。杨虎城断然说道：“软劝不行，就硬干。”他的明确表态正是张学良所期待的。于是，杨虎城也正式加入到“西安事变”的谋划中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次入陕，驻跸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再次劝蒋抗日无效。7日，杨虎城到西安与张学良共商大计。张学良为了竭尽仁义，决定“先礼后兵”。杨虎城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对他劝说是无用的；并提出万一蒋看出苗头，很快溜走了，又该怎么办。张学良说道：“看不出蒋介石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认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介石认为，我们既然反复耐心劝说，便不会采取其他举动。”最后张杨达成一致，先后会见蒋介石，作最后一次努力。
但蒋不改初衷。杨虎城即回西安张公馆，建议：“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张学良这时终于痛下决心：“为了国家前途，即使牺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了。”兵谏方案就此确定。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美曾计划暗杀蒋介石
一项暗杀蒋介石的秘密计划被详细载入一本有影响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这项秘密计划制定的时间是1944年。
元旦刚过，在昆明的美军野战司令官丫军参谋长多恩准将就在他的密室里领受了一份秘密指令。指令内容非常简明扼要：除掉蒋介石。我们姑且把这项指令称做“蓝鲸行动”。
该指令被严格保密，不形诸文字，不留下证据，并规定执行期限为3个月，逾期限自动失效。
当年3月，蒋介石拟应邀访问印度，并前往兰姆伽视察中国驻印军。“蓝鲸行动”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准备就绪。按照计划，一切都将在委员长夫妇旅行途中发生，顺理成章，不露破绽。首先，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飞机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人不得不弃机跳伞，慌乱中，委员长夫妇将各自得到一副失灵的降落伞。为保证计划万无一失，机舱内所有乘客的降落伞都将失灵。这样，在3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国的报纸都将在头版刊登这一重大不幸的空难消息。不料3月初，日本人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全面进攻，战争吃紧，豫、湘、桂频频告急。蒋介石临时取消访印。4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满，“蓝鲸行动”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党史上惊险的一页
1928年，上海的我党组织差点儿被两个叛徒毁掉。这两个叛徒是夫妇，男的名叫何家兴，曾留学苏联，1926年回国，主持上海陶尔斐斯路上的党中央临时联络站的日常工作。女的名叫贺芝华，四川籍人。
1928年4月的一天，何家兴夫妇主动上新闸捕房，向法国籍探长古邦表示他俩愿自首，可以提供一份有300名上海中共党员干部的名单。提出的叛卖条件是：①弄两张出国留洋的护照；②要一次性得到5万美元赏金；③为他俩绝对保守秘密。
他们见古邦探长等官员似信非信，又迫不及待地提出，可以先带侦探去捕捉沪西区委书记罗觉，等所提条件都兑现了再交出那份名单。古邦探长带人随去，果然马到成功。接着工部局捕房又与淞沪警备司令部联系，打算对上海的中共组织来个一网打尽。
此事幸被打入捕房与工部局的地下党员得知，火速通知了地下党组织。周恩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出军委特别科负责人顾顺章等人连夜赶到何家兴与贺芝华的住所，冲进房屋，开枪打死何家兴，又打倒贺芝华，夺走了名单。贺芝华身中三枪，虽经医院抢救留下一条命，但她不敢再留住上海，从此隐名埋姓。
一张珍贵的军用地图
一张地图曾使一位元帅如获至宝，又曾被另两位元帅悄悄“偷”去。这是一张伴随过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到达陕北苏区的军用地图，全军只此一份，这张地图几十年后还被许多元帅、将军不时提起。
1933年3月，党在西安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在西安东大街的一间药铺里向地下党员武志平传达党的指示，要他利用任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关系为党收集情报。
此时，蒋介石削弱和排除异已的惯用伎俩进一步引起杨虎城将军的不满，并产生了和红军订立条约共同抗日的念头。在著名的民主人士杜斌丞先生的推荐下，武志平成了杨虎城将军和红四方面军接头的人选。从此，武志平一身二任，既是杨虎城派往红军的密使，又是地下党派往红军的交通。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带着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密信离开汉中，踏上通往川陕苏区的山路。
他还随身携带着另一些东西：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5月21日武志平到达川陕苏区赤北县革命政府所在地，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他把地图和情报交给傅钟。5月24日，武志平见到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张的第一句话竟是感谢他带来的军用地图。50多年后，傅钟同志仍回忆到：武志平同志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它联络信号。我当夜派骑兵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这张地图一直挂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部，徐帅就是伴着这张地图，指挥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还是伴着这地图，指引红军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
长征途中张国焘拥兵自重，并企图以武力加害党中央和毛主席。中央得到密报后，决定秘密迅速脱离危险区。在这危急的时刻，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和红军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商议后，悄悄偷走了这张挂在右路军指挥部里的地图。
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围攻川陕苏区的战斗中，徐向前在这张地图上运筹过多少次战役战斗已无人知道，但他对这张地图的深刻印象却从来没有淡漠，以至解放后在一次偶然遇到武志平时，他还深情地说：你送来的地图，长征中被叶剑英带到中央去了。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北上陕北的征途上彭德怀和叶剑英元帅在这张地图上留下了多少标记也已无人知道，但在他们后来的回忆中还时时提起这张地图。
“紫石英号事件”的历史真相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1949年4月，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据当时我方报导：闯入我国内河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向我军开炮，打死打伤我军252人。我军进行还击，紫石英号负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
当时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据当年在江阴段指挥渡江作战的三野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所著《征战纪事》一书中的记载是这样的：
“1949年4月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等四艘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伴，驶进我防区游弋。21日下午，在我军东路军渡江前，紫石英号等舰竟然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
“大约下午4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两公里处，有两三艘兵舰，游弋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我便打电话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讯号旗？’陶勇同志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大概是洋鬼子的。’并说：
‘这些军舰老是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我考虑只有半个小时我十兵团就要启渡，事不宜迟，于是我下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这些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命令发出后，我前沿就开起信号，发出警告。”“原来这是英国军舰。看到我军信号后，没有任何反应，反而将炮口转向我军阵地。这时渡江时间已近，不能再等待了”。
“‘开炮！。”“榴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正在这时，野司（三野司令部）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
我说：‘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
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给他们打死了！’“于是，我和陶勇订好了‘攻守同盟’，不论谁问，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的炮。后来事情越闹越大，我们就更不能改口了。”
五卅运动中首先动摇的是哪些人
五卅运动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偿、英日军从上海永远撤走等条件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工人停止了罢工。造成这种结局，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先后动摇、退出的结果。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立即组成了行动委员会来专门领导这个斗争，并立即成立了上海总工会。由总工会带头，联合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以小资本家为主的组织），要求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发动总罢市。在广大群众的正义责难和反帝怒潮的影响下，上海总商会也赞成罢市，并签署了总罢市的命令。于是，轰轰烈烈的三罢运动于6月1日在上海发动起来。当上海总工会号召成立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时，上海总商会却拒绝参加，这说明在反帝问题上大资产阶级是最早的动摇者。
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后，提出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等17项条件，表现了中国人民坚持反帝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英、日、美帝国主义面对日益高涨的反帝怒潮，采取了分化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和停止借款、通汇、运输、电力供应等手段，对资产阶级进行威胁利诱。这样，与帝国主义有深刻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决定退出运动。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先是提出“单独对英”、“缩小范围”的口号，并提出13条主张妥协的谈判条款；接着又提出“罢市一天，中国商人损失30万元，罢市无益”的说法来引诱商人退出斗争。在总商会指使下，各商店于6月23日重新开市。这样，民族资产阶级终于也退出反帝统一战线。接着，总商会又以停发罢工救济费的办法来挟制工人复工（各地罢工捐款由总商会经营）。帝国主义也同时指使奉系军阀以封闭工会、通辑工人领袖的办法来对广大工人进行威逼。加之，学生因暑期到来，纷纷离校。
这样，只剩下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于是，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为保存力量，在帝国主义应允承认工会合法权利、增加工资、抚恤死伤工人、学生等条件下，总工会决定先后复工。上海反帝斗争暂时告一段落。
五卅运动的斗争实践证明：
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动摇的阶级，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只有无产阶级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革命最坚决、最彻底，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历次党章中的一些新规定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必须缴纳党费。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明确规定发展党员必须有预备期。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规定支部为党基层单位，凡有党员3人均得成立支部。
1927年6月党的五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第一次规定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并首次规定入党者的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
1945年4-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首次把党的性质写进党章：首次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党章，首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写进党章；首次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写入党章。
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党的主席的接班人写进党章，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第一次。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党章，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还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我党一共制定过11个党章。
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七个观点
1977年6月，第一次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人才。”1978年12月，第一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79年4月，第一次提出：“可划出一块地方来，叫做‘特区’。”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记者时第一次提出“开放”这个政治名词。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