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
当历史走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明末，江浙这片向来寂静的蕞尔山河，陡然成为整个中国引颈翘望的焦点。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件惨烈悲壮的事体，涌现在这里的一个个可歌可泣的人物，萌生自这里的一句句振聋发聩的启思之喊……都灯塔般一次又一次映亮华夏夜空，点燃世人黑暗中枯滞而焦灼的眼睛。
这种点燃与映亮，深涵范式天下的标杆意义，更对大众具有启蒙发思的引领作用。
无论是精神性的秉持家国道义，捍卫人格操守，还是学术性的引领时代思潮，开启全新学航，这里总在以先驱者的形象，独立潮头，嚆矢首发，得风气之先，也领风气之先。
几乎与黄宗羲在绍兴余姚以他伟岸大儒身姿亮相的同时，苏州昆山屹立起另一位出岫入云的学术宗师——顾炎武。
这个驮着书箧，用一生的时间跋涉在路上，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高度统一于自身，用书房中的阅读所得来参照现实，又在现实游历中比证书本的书生，推开宋明以来儒学言性言理的虚枉不实，将其回归到原儒的经世致用归旨中。有清一代的学术，就是从他这里起步，一路扶摇直上，一路浩荡前行。
以学识赅贯、博涉百家的宏大气象开启清学诸多学术门类的顾炎武，他所开创的学术方法以及开辟的学术门类，对接踵继起的清代乾嘉学派，产生了深刻震撼与普遍共鸣，终使清代学术别开生面，蔚为广大。
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对于顾炎武一生所秉持的“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两句为学宗旨，他认为对整个清代之学都有着立宗与导航的意义，“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
“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梁任公满怀崇敬地说。
一.
顾炎武，苏州府昆山人，名绛，字忠清；明朝覆灭之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圭年，因侨居南京钟山下，又自号蒋山佣；故居傍倚亭林湖，学者称其亭林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一六一三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一六八二年。
顾炎武出生于一个典型的翰墨仕宦世家。他幼承曾祖父之命，过继给未婚守节、膝下无子的堂婶王氏为嗣。
嗣祖父顾绍芾，少年时期即跟随乃父周游各地，“负气伉爽，不肯少阿流俗”，与天启时期的政坛人物常相往来。熟谙明末时局，对国势日颓、行将大乱的天下忧心忡忡，他曾指着庭院中的野草对顾炎武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矣！”
在为学上，他对舍弃原典、改窜古人原著发挥己见的著述行为深恶痛绝：“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
嗣母王氏，是个知书达理、深明大义的奇女子。十六岁未嫁之时闻夫丧，慨然着素衣入顾门守节，二十八岁后悉心抚养教育顾炎武，“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喜读《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平日里常对顾炎武讲岳飞、文天祥、方孝孺等的故事，让其怀贞持义，守道不移。
埋身市井、形散沟壑，却心怀天下的爷爷，守节秉忠、矢志不渝的母亲，都深深影响了顾炎武一生的性格禀赋，所作所为。
多年之后，挥洒在顾炎武衣袂间的风致，散泻于他言辞咳唾间的气节，抒发于其笔下的思想，都能在他们二人这里，寻找到最初的精神滋养。
而自幼便形影不离、志笃友深、同声共气、互为表里的一位同里挚友，于顾炎武来讲，甚至有着参与并建构其人生的意义，在此不能不提。
归庄，归有光之孙，他博览群书，落笔生风，工诗文散曲，擅画竹石，尤精于书法狂草，时人以为绝伦。顾炎武称颂自己这位朋友：“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砺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
归庄与顾炎武，学行相推许，俱不谐于俗，二人有“归奇顾怪”之称。
归庄的胞兄和叔父均死于抗清战场，他闻听噩耗，泣血负土，不辞险阻，往收两人遗骨而归。清兵攻江南，县丞阎茂才下剃发令，士民大哗。归庄带领群众杀阎茂才，闭城拒守，城破后，嫂殉节，其父也卒，他亡命他乡。随后，他削发为僧，称普明头陀，改名“祚明”，以示不降清志向。
明亡之后，他“尝南渡钱塘，北涉江淮，所至遇名山川，凭吊古今，辄大哭，见者惊怪”。他拒不仕清，野服终身，每日纵酒狂歌，长篇短咏，挥洒淋漓，往来湖山，谈忠义者以庄为归。
晚年的归庄，穷困无依，寄食僧舍，以卖书画为生，但非素交，不接受任何人馈赠。尽管屋无一间，田无一垄，但他却因此高兴异常，庆幸自己无需向清政府纳粮。在《观田家收获》诗中，他这样写道：“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五载输粮女真国，天全我志独无田。”
与归庄之“奇”相映成趣的，是顾炎武之“怪”。
顾炎武首先怪在长相上，他相貌险峻，丑陋无比，《清史稿·；儒林列传》中说他“生而双瞳，中白边黑”，大概像今天的白内障患者，但视力却没有一点问题。
其次怪在性格上，少年的顾炎武不但“独兀傲倜傥，以节行自厉”，而且“孤僻负气，讥诃古今”，甚至还非言孔子，“以是吴人訾之”。
在一群螃蟹的眼里，一个在沙滩上径直向前行走而不横行的人，一定既滑稽又搞怪。
但，顾炎武还是走得太远了。就连同样以狂著称的归庄，都为他过于出格的“怪”而担心，写信劝告他“允执厥中”，稍微折中一下，不能太怪：“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因此度兄学益博，而僻益甚，将不独音韵为然，其他议论，倘或类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却子语迂，单子知其不免，况又加之怪乎？此平生故人所以切切忧之。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
洒脱不羁、狂傲不群的顾炎武，对此朗然一笑，他不管不顾地走入自己愤世嫉俗、独步古今的精神世界里。
一个人也可以走得浩浩荡荡。
二.
晚明，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他们以种种大炫国人之目的“奇技淫巧”为先导，进而将西方文明裹挟下的种种思潮也携带而来，连绵波浪一样冲刷并拍打着古老东方的海岸。由之，唤醒了长期在程朱理学禁锢下的人们的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较为突出的时代，也成为催生新人格诞生的全新时代。
早在顾炎武之前，绍兴就出现了傲世灭俗、人性觉醒的徐渭，他坚持：“众所忽，余独详；众所旨，余独唾。嗟哉，吾谁与语！”
泉州也出现了离经叛道、秉持童心的李贽，他平生痛恶道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执经请问，辄奋袖说：“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携妓女前来听课，他则破颜欢笑说：“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
生活在这样一个儒学堕落、世风颓败、国力日衰、民心思振的时代，走出一帮怀赤子之心，以豪杰自认，肆狂狷之行，揭道学之伪，救道济世的思想者，便在情理中了。
黄宗羲与顾炎武一前一后出现于此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人生轨迹有着过多的相似之处。
和黄宗羲一样，顾炎武也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复社。他与当时的江南青年俊彦，以“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的共同主张，共济时艰，切磋学问，砥砺品性。
仍和黄宗羲一样，怀着卓荦大才的他，也见阻于场屋，被科举的大门挡在门外。
崇祯三年，二十一岁的黄宗羲赴南京参加科考落第后，他“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此后毅然决然离开举业，转身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
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的顾炎武参加秋闱不中之后，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意识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而且，他更为激进地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只有“废天下之生员”，才能“而用世之才出”。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并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目的是“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然而，理想中的一切，几乎是在一瞬间被彻底颠覆。
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而死。此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多尔衮定都燕京，既爱且恨的大明朝，已经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泡影。
山河不再，故国已亡，此痛何极！
悠悠故国之思，耿耿亡国之耻，此时全化为心中沉积的郁愤，对异族入侵者的仇恨，也变成他矢志救国、万死不辞的无尽力道。他在诗中孤愤四溢地写道：“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所以，当听说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组成南明弘光政权，大学士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的消息，他兴奋异常，将这位民族英雄比为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东晋著名北伐将领祖逖，“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寄望史可法能“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然后“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
公元一六四五年春天，弘光朝廷任命顾炎武为兵部司务。官职虽然卑微，但深感报国有门的他，还是为之兴奋不已。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形势，他写下《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四篇论述，为弘光政权积极谋划救亡图存之策。
然而，尚等不到顾炎武前往南京就职，南京即在此年五月被清兵攻克，朱由崧被俘，昙花一现的弘光政权迅速破产。
这之后，江浙两省相继沦陷。清朝开始在江南高压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残暴的屠杀更是激起了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他们纷纷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之中。
吴志葵、夏允彝屯兵海上，并传檄天下，联络四方仁人志士，陈子龙、徐孚远、陆世钥等人则围聚陈湖，图谋远大。于是，华亭沈猶龙、嘉定黄淳耀、太仓张士仪、宜兴卢象观、昆山王永祚等人纷纷响应，高举义帜，互为声援。与黄宗羲纠集故乡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世忠营一样，顾炎武与归庄也积极投身到抗清的洪流之中。
在名为《千里》的诗中，他慷慨激昂地写道：“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王子新开邸，将军旧总戎。登坛多慷慨，谁复似臧洪。”
但在清兵的铁蹄面前，义军败绩连连。苏州兵败之后，顾炎武与归庄退守昆山，守城拒敌。昆山被破后，顾炎武两个弟弟被杀，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很快，常熟又陷落清人之手，嗣母王氏闻变，遂决定绝食殉国，临终前她告诫顾炎武：“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正是这一句“无为异国臣子”的临终遗命，让顾炎武坚定立场，磊落其志，毕生只做明朝遗民，与清廷绝不妥协丝毫，甚至表现出了远远超越黄宗羲的耿介独立人格。
弘光政权覆灭之后，明朝残存的公子王孙们又纠集残余势力，相继建立了几个流亡政府：鲁王朱以海监国于浙江绍兴；唐王朱聿键监国于福建福州，很快又称帝，建号隆武；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建号永历。
唐王政权遥授顾炎武以兵部职方司主事，但还没等到他前去赴任，即很快宣布倒台。
顺治七年，顾炎武与归庄一同加入了爱国反清进步组织——惊隐诗社。他们“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奔走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明里以诗会友，实则相互砥砺，静观时局，暗中伺机，筹谋反清大计。
这中间有绝望，也有欣喜。
在闻听好友反清义士陈子龙被捕，投水自尽后，他赋诗歌哭，泪水湿襟；当闻听顾咸正一门五丧的噩耗，他悲痛欲绝，深感愁云压顶；而当听到郑成功在海上兴师，意欲北伐时，他欣然吟下“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以抒豪情；当闻悉义军攻克淄川，执杀降官孙之懈，他又喜难自禁，写下了名诗《淄川行》；当听到张名振在崇明全歼清军，他又挥笔歌赞：“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
然而，顾炎武心情的底色却是黯淡的。因为客观事实是，义军渐次销声匿迹，国土日被蚕食，他只能在一次次备受打击的严峻现实面前，陷入深深的彷徨与失望之中。
但信念之火依然在他的胸中熊熊燃烧，振衰起弊、恢复故国的理想大旗，始终在其头顶猎猎飘扬。
信念始终没有改变，他以诗明志：“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坚称自己要像精卫填海一样，“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一只悲伤而疲惫、孤愤而倔强的小鸟，就这样执拗地盘旋在明清风云际会的低垂天空。
三.
明朝无可奈何地死去了，而且永远不会再重新站起。
顾炎武决定以一种自我符号化的醒目标记，来强化心中的信念，镂刻下对故国的缅怀。于是，这个名顾绛、字忠清的男人，郑重为自己改名——顾炎武，字宁人。
“炎武”之名，取自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王炎午曾为保全老师文天祥的名节，作《生祭文丞相文》，催促乃师自尽，以死国表其忠心。明人钟惺就说他：“以文丞相忠义，死固其寻常事，不应以此薄待之；然事关生死，惟恐其一念之差，故不惜苦心苦口而为，此真义士、真门生！”
“宁人”之字，缘于“宁”系指南京，申明自己死生皆为明朝南京人，绝不偷合苟容于满清。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
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并矢志不渝，砥砺而行，这便给人生打上了几许悲壮的色泽。
世上最打动人的美，往往最沉静。不管是为家国英勇殒身，为道义慨然殉命，还是为爱情默默固守，为践诺扬骨沥血，其间所蒸腾、扬烈的精神，均是人不寻常的坚执与守恒，从而有了撼人的力度。
在清廷的张榜通缉下，如同“无年不避，避不一地”的黄宗羲，顾炎武也走上了隐姓埋名的四处奔亡之路，颠沛流离。为了“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躲避清兵捉拿，他还得时常易容，“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此后，顾炎武以商人身份，署名“蒋山佣”，侨居于南京明孝陵所在的蒋山之下，暗寓自己是明朝皇帝的忠实仆人，奔波于苏、浙一代，足迹遍及江淮。
早在崇祯末年，时值吴中大旱，丧荒赋徭猖集，加之自己为救亡图存，无心事产，顾炎武将自家八百亩田产贱价典给当地一个叫叶方恒的豪蛮之人，来维持家用。而当顾炎武前来赎还这份田产时，叶方恒却无理扣押了部分田产，死活抵赖，不予交还。为了侵吞这份田产，叶氏买通顾家老仆陆恩，唆使他前往官府，告发顾炎武“通海”，即与海上的反清武装有染，欲将他置于死地。顾炎武得知消息后，将卖主求荣的陆恩杀死。因此，叶氏与陆恩的女婿绑架顾炎武，逼迫他自裁。
为朋友四处奔走求救的归庄，最后找到了钱谦益，希望他能对顾炎武施以援手。对自己早期降清这一人生污点，钱牧斋后半生中始终怀着强烈的负罪感，无限追悔，并且不懈努力地来洗刷它。与顾炎武互为挚友的反清义士陈子龙，就是他的学生。此时，钱谦益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对归庄讲，只要顾炎武肯做自己的门生，他便伸手搭救。
情急之下，归庄私代顾炎武拜钱氏为师。顾炎武闻之后，深觉有辱自己名誉，急忙派人前往钱府索要归庄代写的门生帖，又亲书告白，派人张贴于街上广而告之，声明自己从未列入钱氏门墙。钱谦益为此尴尬地说：“宁人之卞也。”
卞，急躁之意。顾宁人确实也太急躁了。
钱牧斋以改过之心，时时悔恨早年失节之举，并长期致力于反清复明事业，乾隆后来将钱谦益打入《贰臣编》乙编之中，就含有对其深深的恼怒之意。顾炎武不会对之不清楚。以钱牧斋文坛领袖的学术地位，以及深厚的学术造诣，此时来做顾炎武的老师，应该也并不算埋汰他，但顾炎武就因钱谦益大节有亏，不仅无视自己生死攸关的严峻现实，而且公然拂却归庄乃至钱谦益的好意，只能说名节之重，在其心中是要重于泰山的。
这也是他一生高树“行己有耻”理念的必然结果。
在友人的多方周旋中，官司草草了之，顾亭林以杀有罪之奴之名获释。叶氏却不肯善罢甘休，屡次派刺客前去袭杀，南京太平门外的那次遇袭，几乎让顾炎武命丧黄泉。
天下已亡，故国难救，己志不伸，小人困户，仇人绕门，他只能在绝望与愤慨中仰天叹息。长诗《流转》完备地记录下了他此时的心境：
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极目皆榛莽。
寒潮荡落日，杂遝鱼虾舞。饥乌晚未栖，弦月阴犹吐。
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
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讐在门户。
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吴会之地，是再也待不下去了。大志在肩，无心与小人纠缠，那就怀揣志在四方的丈夫之志，背上行囊，向着江湖出发。
请注意，学界向来认为顾炎武离乡背井的原因是避仇，其实不然，他的“誓言向江浒”，目的很明确，就是诗中所写的“杖策追光武”。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分崩，刘秀离开更始政权，忍辱负重，持节北渡黄河，“单车空节巡河北”，最后如虎出牢笼，似蛟龙入海，在河北之地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光复汉室之业。顾炎武的出走，暗含的也是光复之志。
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元旦，顾炎武将家产悉数变卖，拜谒完明孝陵，从此离开故乡，独自向北中国阔步走去，只将一个渐行渐远的傲岸背影留给了昆山。
这一年，他四十五岁。
四.
这是一条将身心付予山河，又通向渺茫未知的漫漫长路，也是一场将志向交给大地，充满颠沛跋涉的艰辛长旅；这是一次结交天下豪俊、丰富自身阅历的人生洗礼，还是一段诗书相伴、著述不辍的文化漫游。
孤独由他，畅快由他，苦涩由他，惬意也由他。
孑然一身，遍走天涯，顾炎武将自己当作一个游移不定的文化符号，闪烁在偌大的北中国版图上。自此，他用自己整个后半生的时光来忠实践行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记载：“自是往还河北诸边塞者几十年。凡宁人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问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顾炎武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原序》中说乃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他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一路酒入豪肠，浩歌缭绕，结识天下英才；一路认真观察，将实践所察与书本所记仔细比对，然后发自己新思，述自己独见。
在此期间，他不仅完成了《肇域志》、《日知录》条目，而且根据实地考察，还写下了《十九陵图志》、《万岁山考》、《昌平山水记》等重要著作。
而在这漫长的文化苦旅中，顾炎武的学术思想与自我修为也渐至臻境。他的朋友王山史就说：“亭林留心经术，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窥测。行谊甚高，而与人严。居恒自奉极俭。四方之游，必以图书自随。”
所以，多年之后，归庄在《与顾宁人书》中也不无感慨地对老友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然而，北游的目的，在顾炎武心中，却绝非想身涉万里，名满天下。他只是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所以，他马不停蹄，脚不旋踵，一直在居无定所地游走。
在路上，他却并不困厄。虽然中间历经了康熙五年山东的黄培诗狱案牵连，亲赴济南，陷入缧绁之中数月，但与“濒于十死者矣”的黄宗羲来比，旅途上的他性命无虞，生活悠然，甚至还可以说十分风光。
据《清稗类钞》载：“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称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章太炎在《书顾亭林轶事》中也说：“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
这些传闻的可信度有多高，不得而知。
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顾炎武在中国大儒阵营里，与子贡一样，有着卓越的理财天赋。梁启超就说他：“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恳田遗迹。”《清史稿·儒林列传》更是说他“累致千金”。
他的学问经世致用，在这里闪烁出迷人的光芒。
但奇怪的是，当这些庞大的田产置下之后，他却又对之不管不顾，随意地将之交给朋友经营看管，自己则骑着马，带着两头驮书籍的骡子，继续自己的周游之路。
那他如此忙着到处垦田置产干什么呢？
个中原因，还需从他的言辞中排查。他说过：“大抵北方开山之利过于垦荒，畜牧之获，饶于耕耨。”这貌似只是一句极具经营头脑的话，但接下来的一句，“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却已透露出他的心有异志了。在写给弟子潘耒的信中，他更进一步表白了这种思想：“文渊、子泰并于边地立业，足下倘有此意，则彼中亦足以豪。”
文渊，指东汉名将马援，他的一句名言是：“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
子泰，即田畴，东汉末年他来到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他对父老说：“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曹操北征乌桓，田畴派人为其做向导，终成大功。
以此二人典故，委婉劝弟子前来，顾炎武恳田北地的心志，昭然若揭。
正是在这种心志的鼓动下，顺治十七年，当他闻听郑成功率兵从崇明入长江，溯江而上，进攻南京的消息，他当即南下，第七次谒拜明孝陵。在《重谒孝陵》诗中他写道：“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是的，就连那些旧时熟识的中官和老僧，也不懂顾炎武为何在心中如此端庄地盛放着孝陵和长陵，屡屡前来哭拜。而在顾炎武这里，祭谒明陵，是“以创巨痛深之蕴，诉之九渊，冀后之人有因以喻其心”的悲怆之举，是寄托，也是寄望。
然而，沉重如铅的现实告诉他，盘桓于心头的那个伟大的梦想已渐渐破碎，不可收拾，故国只能在一片“不堪回首月明中”残破了。
五.
此身向老，大愿难抒。
松散的骨架，颤巍的身影，已经不再允许自己仗剑天涯、四方奔波了，但苍老的心境依然盛满豪阔与不羁。那就选个安稳的所在，寄存余命，安顿雄心吧。
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疲惫之极、心力交瘁的六十一岁老人顾炎武，决定停下自己的脚步，安度晚年。
他没有回归江南，也没有在那么多他所恳田置产的地方精心选择一处，然后在那里营造一个幽静的住所，从此一头扎进去，夜望明月，日思故国，过他封闭安闲的遗民生活。
让人不解的是，他选择了生活不便的华山之阴做终老之地。“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他写道。
选择这个归宿的出发点同样令人欷歔！顾炎武认为：“华阴绾谷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有志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看出来了，他的想法竟然如此单纯。
身虽老，志不灭，垂垂老矣的他，愈老弥坚，以凌霜经寒之姿，仍在一心力图反清复明！
晚岁的黄宗羲、孙奇逢、李颙们，采取不合作、不入仕的非暴力抗拒姿态，安顿自己流血的灵魂，但他们后来或允许弟子入史馆，或自己称清统治者为“圣天子”，态度明显和缓了下来。但顾炎武不，他要抵抗到底，决绝到底，无丝毫妥协。
来看看他的举止——
公元一六七一年，康熙十年，顾炎武再游京师，住于外甥徐乾学之家，翰林院学士熊赐履设宴款待顾老爷子。此时清政府议修《明史》，熊遂向顾提出参与修史的邀请，顾炎武闻听后立道：“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此话一出，当即让熊赐履与徐乾学相顾愕然。
公元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翰林院学士叶方苞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顾炎武三度致书，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
当听说当地官府要“护送”自己入京候试时，他以死相拒。在给弟子潘耒的诗中他大义凛然地写道：“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缯。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远在常熟的吴龙锡听到后，写诗称赞顾炎武：“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惟有顾圭年。”
一句“江南惟有顾圭年”，已将顾炎武与黄宗羲等人拉开了距离。
公元一六七九年，朝廷命叶方蔼与徐元文监修《明史》。叶方蔼再次想邀约顾亭林。顾炎武回信答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并明确告知：“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其刚烈方正，即使在烈烈其操的清初遗民群体中也格外显著，十分打眼。
六.
这缘于明亡之后，抱着失国之恨的他对世态人情的深刻打量。
在他眼中，不知亡国之恨，犹唱《后庭花》的商女，固然可气可恼，但比起媚附清朝的士大夫者流，他则尤为痛恨后者的无耻。他曾赋诗贬斥他们：“蓟门朝士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生女须教出塞妆，生男要学鲜卑语。”
由之，他面向天下士人，喊出了“行己有耻”的嘹亮人格宣言。
他的理论基点是，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就要灭亡，而四维之中，“耻”尤为要。他说：“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他从大明亡天下的惨痛现实出发，向大众指出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明显超越时代地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者。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进而又石破天惊地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就是后来梁启超为他总结的一句格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深刻看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治乱之要，就在人心风俗之上，而要整饬风俗，拨乱涤污，关键即是让士大夫正其学，明其耻。
明末空谈虚枉的王学末流盛行，由此带来的人心浮荡，学风轻飘，不着根基，空谈误国，他对之深恶痛绝。他猛烈抨击他们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顾炎武以肃清者、匡正者的双重姿态，站出来大声疾呼：“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他要人重返儒家经典，注重切实学问，摈除空谈心性，做实“博学于文”功夫，让修己治人的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而他的“博学于文”不仅仅限于经史等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
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也正在表明他倡导的是经世致用实学。
方法是，重回儒家经典，着眼社会现实，在实践与书本并参中完善经世之学。
顾炎武正是这样做的。
潘耒在《日知录·；原序》中这样记述乃师：“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曾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正如潘耒所言，顾炎武广泛涉猎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并开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兴学科。其一生下笔谨严，常以“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自律，如写作《日知录》，一年工夫只写就十几条，但他一生著述磅礴，几可等身，有《日知录》、《音学五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历代帝王宅京记》、《肇域志》、《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五经同异》、《明季实录》、《二十一史年表》等重要著作。
在治学方法上，顾炎武首倡“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一途，认为治音韵为通经首要。向来自谦的他，对自己考辨精深的《音学五书》不无自得：“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
对于《日知录》，他更是自认“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
顾炎武摈弃宋明理学，复古经学，注重实证，追求经世致用的治学途径，直接影响了此后的乾嘉学派向考证经史的方向发展。
此外，顾炎武勤搜资料，参以耳目闻见以求实证，且虚心改订，不护前失等诸种治学之法，以及所开创的诸如参证经训史迹、讲求音韵、地理探索、金石研究等学术门类，都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学者。而其高迈崇峻的人格，更让人望而起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他：“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这位清学开山之祖，明朝的坚贞捍卫者，带着他无尽的遗民之恨，逝于山西曲沃。
七十岁的他，可以面对广天阔地，无愧地说“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