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潜论诗
【原文】
前辈议论，有出于率然不致思而于理近碍者。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予谓三百篇固有所谓女妇小贱所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见于大序，可一概论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自言农民出入之时耳，郑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称此五句为深于文章者，岂其余不能过此乎？以是论《诗》，隘矣。
【译文】
前辈的议论，也有由于轻率，思考不周密而导致情理不通的。张文潜说：“《诗经》三百篇，虽然说的是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作，总之只有对文章精通的人才能写得出来。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从‘七月’一句往下，都不说破，直到‘十月’一句才说出蟋蟀，不是对文章精通练达的人，能作出这样的诗句吗？”我以为三百篇中固然有所谓妇人、女子、小夫、贱隶作的，然而像周公、召康公、穆公、卫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苏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姓氏分明地出现在《毛诗·关雎》的大序之中，能一概而论吗？再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本来是说农民的出入季节，到郑康成注诗时才合并入下句，认为全都是指蟋蟀而言。这种纠正本来已经是错的了，如今又特意称赞这五句是精通文章之道的，难道其他就没有超过这五句的吗？以此议论《诗经》，未免太偏狭了。
汉祖三诈
【原文】
汉高祖用韩信为大将，而三以诈临之：信既定赵，高祖自成皋渡河，晨自称汉使驰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夺其印符，麾召诸将易置之。项羽死，则又袭夺其军。卒之伪游云梦而缚信。夫以豁达大度开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终于谋逆，盖有以启之矣。
【译文】
汉高祖任用韩信作为大将，却三次用诈术对付他：韩信平定赵国之后，高祖从成皋渡过黄河，一大早自称汉王使节飞马驰入韩信军营，韩信尚未起床，就进入他的卧室收取他的印信符节，召来将领们，撤销了韩信的职位；项羽死后，高祖再次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了韩信的军权；最后又假托巡游云梦而捉拿了韩信。凭着一个豁达大度的开国君主的身份，所作所为竟然如此。韩信终于图谋叛乱，看来是事出有因的。
有心避祸
【原文】
有心于避祸，不若无心于任运，然有不可一概论者。董卓盗执国柄，筑坞于郿，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殊不知一败则扫地，岂容老于坞耶？公孙瓒据幽州，筑京于易地，以铁为门，楼橹千重，积谷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待天下之变，殊不知梯冲舞于楼上，城岂可保邪？曹爽为司马懿所奏，桓范劝使举兵，爽不从，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诛灭在旦暮耳，富可复得邪？张华相晋，当贾后之难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坼，劝其逊位，华不从，曰：“天道玄远，不如静以待之。”竟为赵王伦所害。方事势不容发，而欲以静待，又可嗤也。他人无足言，华博物有识，亦暗于几事如此哉！
【译文】
为躲避灾祸煞费心机，倒不如漫不经心地听凭命运的安排，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董卓盗掌国务大权，在郿（今陕西眉县东北）修筑号称“万岁坞”的城堡，积储了足够用三十年的粮食，自称：“既便大事不成，守着这座城堡，也完全可以终生到老。”殊不知，一旦失败，财产即刻扫荡净尽，哪里容他老死在郡坞？公孙瓒占据幽州，在易（今河北雄县西北）修筑高丘，人称易京，用铁造门，高台望楼千层，积存粮食三百万斛，以为足以应付天下之变，殊不知袁绍的云梯、冲车舞动在楼前，坚城怎能保守得住呢？曹爽被司马懿弹劾，桓范鼓动他发动兵变，曹爽不听，说：“我即使不行还可做个大富翁嘛。”岂不知满门抄斩就在眼前，富翁还能当得成吗？张华在西晋任司空，当贾后在宫廷发动事变时不能辞官避祸，小儿子张题因中台星分裂，劝他辞去官位，他不听，说：“天象的规律玄奥深远，不如静心等待。”终于被赵王司马伦所害。当情势万分紧迫时，却想静心等待，太可笑了。别人且不说，张华学识渊博，也对命运大事糊涂到这种程度吗？
蹇解之险
【原文】
《蹇》卦《艮》下《坎》上，见险而止，故诸爻皆有蹇难之辞。独六二重言蹇蹇，说者以为六二与九五为正应，如臣之事君，当以身任国家之责，虽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济之，此解释文义之旨也。若寻绎爻画，则有说焉。盖外卦一《坎》，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为《坎》体，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动而免乎险矣。六三将出险，乃有负乘致寇之咎，岂非上承九四、六五又为《坎》乎？坎为舆为盗，既获出险，而复蹈焉，宜其可丑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义云。
【译文】
《蹇》卦乃是《良》卦下《坎》卦上，见险而止，所以各交都有蹇难之辞。惟独六二爻说两次“蹇”，解卦的人认为六二爻与九五爻为正相呼应。如臣子侍奉君主，当亲身肩负国家重任，即使难之又难，也应当全力以赴，鞠躬尽瘁，这是解释卦辞的主旨。如果推演爻象，就有另外一种解释，外卦（上卦）为一个《坎》卦，各爻所同，而从六二向上推，上承九三爻、六四爻，又为《坎》卦，这即是一卦之中有两个《坎》卦，于是说两个“蹇”，《解》卦在《坎》卦下《震》卦上，只要动就可免于险。六三爻表示将脱离险境，又会有外来之“寇”袭击的凶象，此爻上承九四、六五二爻，难道不又是一个《坎》卦吗？《坎》表示“舆”，表示“盗”，即将脱险又陷于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又出现新的外患也没什么奇怪，这都是中爻所表现出来的含义。
士之处世
【原文】
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呜诃棰，群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壮盛，昼夜出游，若恐不暇，灯收花暮，辄怅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则不然，未尝置欣戚于胸中也。睹金珠珍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方杂然前陈，疑若可悦，即委之以去，了无恋想。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骂辱，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哉？
【译文】
读书人为人处世，看待富贵利禄，应像戏剧演员扮演军官。当他身凭几案，正襟危坐，发号施令时，众演员拱手而立听从他的命令，一出戏演完，一切也就结束了。见到豪华艳丽的场面，就应如同老年人对待应时节的景物。拿上元、清明节来说，正当年轻力壮的人，昼夜出游，似乎唯恐时间不足；彩灯收了，鲜花凋零，就一副懊恼的样子，长时间不能忘怀。老年人则不然，不曾把欣喜、忧戚一直放在心上。面对黄金、珠宝、珍贵器物，也应当如同儿童作游戏，当那些东西杂乱摆在面前时，看似喜欢的样子，倘若丢下它走开，却一点也不留恋。遇上强暴无理、设计陷害的事，应当如同醉酒之人遭受辱骂，支着耳朵什么也没听到，睁着眼睛什么都没看见，酒醒之后，我还是原来那副老样子，又有什么损害呢？
张全义治洛
【原文】
唐洛阳经黄巢之乱，城无居人，县邑荒圮，仅能筑三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但遗余堵而已。张全义招怀理葺，复为壮藩，《五代史》于《全义传》书之甚略，《资治通鉴》虽稍详，亦不能尽。辄采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芟取其要而载于此：“厥今荆襄淮沔创痍之余，绵地数千里，长民之官，用守边保障之劳，超阶擢职，不知几何人？其真能仿佛全义所为者，吾未见其人也，岂局于文法讥议，有所制而不得骋乎？全义始至洛，于麾下百人中，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余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时，选丁夫教以弓矢枪剑，为坐作进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万余人，有盗贼即时擒捕。关市之赋，迨于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于是奏每县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织者，知某家蚕麦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亲慰劳之，赐以酒食茶果，遗之布衫裙裤，喜动颜色。见稼田中无草者，必下马观之，召田主赐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则集众决责之。或诉以阙牛，则召责其邻伍曰：‘此少人牛，何不众助？’自是民以耕桑为务，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人，在洛四十余年，至今庙食。”呜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义之心施诸人乎？
【译文】
唐代洛阳经历黄巢之乱，城空无人，周围县城荒废坍塌，残破砖石只能筑起三座小城，又遭李罕之争夺，只剩下了断垣残壁。张全义招抚流民整理修造，又使它成为强大的军镇。《五代史》对于《张全义传》记载十分简略，《资治通鉴》虽稍微详细些，也不够详尽。于是我选取张文定公所著《搢绅旧闻记》，节选其中要点记录如下：“如今江淮一带遭受战争创伤的土地，绵延数千里，地方官吏因为守边保障的功劳，越级提拔的，不知有多少人。至于像张全义那样真正有所作为的，我还没有见过。难道是他们局限于公文条法及世人的风言风语，手脚被困而不得施展吗？张全义刚到洛阳，从部下一百人中，选出十八个有能力的人，任命他们为屯将，每人发给一面旗帜、一张文告。在原有十八县中，让他们招募农民自主耕田，因此流民逐渐回归，再挑选十八个有能力的人，称他们作屯副，安抚那些回归的百姓，除杀人者处死，其余只用杖刑，不用重刑，不交租税，因此回归的人慢慢多起来。再挑选十八个熟悉写字计算的人，任命他们为屯判官。不到一、二年，每屯人口达到数千户。农闲时，选拔青壮年，教他们使用弓箭刀枪，教他们前进后退的规矩。实行一、二年之后，得到壮丁二万多人，有盗贼就及时捉拿。关卡集市的捐税，几乎等于没有征收，刑罚宽容，手续简便，远近百姓前来投奔如同赶集。五年之内，号称富裕，于是奏请每县任命县令及主簿，进行管理。他喜爱努力耕织的百姓，了解到谁家蚕养得好，麦种得好，必定到这家来，召集全家老小亲自慰劳他们，奖给美酒、食物、茶叶、果品，送给布料、衣衫、裙子、裤子，人人喜笑颜开。见到农田中没有野草的，必定下马观看，召来田主赏给衣服；如果庄稼下面有草，地犁得不透，就当众指责他。如果有人诉说缺少耕牛，就召来当地邻长和伍长责备说：“这一家缺少耕牛，为什么不发动众人来帮助？”从此百姓一心务农植桑，家家粮食有储积，发生了水旱天灾也无人挨饿。张全义在任四十多年，至今受到人民的祭祀。”啊，如今的正人君子们，是否也愿拿出全义那样的善心来施于众人呢？
博古图
【原文】
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
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
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逼姞而己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逼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
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案《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
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湣王之时，所谓齐侯，则湣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湣王时从亲乎？且湣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
汉梁山穀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
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译文】
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朝廷设置几十所修书机构，所修书籍中最荒唐粗陋而令人可笑的要数《博古图》了。我接连得到几个汉代的匜，因而取来一册阅读，打开书捧腹大笑之后，姑且记几件可笑的事在这里。
父癸匜的铭文是“爵方父癸”。该书对此解释道：“周代君臣，其中名号有癸字的，只有齐的第四代癸公，癸公的儿子是哀公，既然如此，那么制作这个器物，大约是在哀公时期吧？所以铭文为‘父癸’，就是这个原因了。”用十天干作为称号，以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两朝都是如此，编图的人原本懂得这些，单单把这件器物的时代标为周朝，并把铭文解释成癸公的儿子称呼他的父亲，这是书中可笑的一例。
周义母匝的铭文是“仲姞义母作”。于是对此解释说：“晋文公的姬妾杜祁让逼姞而把自己的位次排在她后面。赵孟（即赵盾）说‘母义子贵’，指的正是杜祁，那么所谓仲姞，就是杜祁的自称，义母就是襄公对杜祁的称谓。”周代姞姓女子多了，怎知这里就是逼姞？杜祁只是表示谦让，使她位次排在前边，怎么就成了襄公的母亲了呢？既然说仲姞是杜祁自称，又认为此匝是襄公为杜祁制作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器物呢？这是书中可笑的例子之二。
汉注水匜的铭文是“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于是对此解释说：“汉代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改年号为始建国，这里指元年正月，应当是指第二年。”查考《汉书》，王莽在初始元年十二月初一窃据帝位，于是把那一天定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怎么会第二年再称元年呢？这是可笑处之三。
楚姬盘的铭文是“齐侯作楚姬宝盘。”于是对此解释说：“楚国与齐国合纵相亲，是在齐湣王时期，所谓齐侯，就是指湣王。周朝末期诸侯自封为王，而在器物铭文上称侯，是还懂得在礼义方面克制一下。”齐、楚作为诸侯国，都有数百年了，难道一定要在湣王时合纵相亲吗？再说湣王在齐的所有国君中是最骄横强暴的，曾自称东帝，哪有肯自称为侯的道理？这是可笑处之四。
汉梁山穀的铭文是“梁山铜造”。于是对此解释说：“梁山铜，是记此钥进贡的地点。梁孝王靠山冶铜铸钱，使封国富裕，那么铜也就是有来由的了。”靠山铸钱，指的吴王刘濞而已，梁山本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跟梁国有何相干？这是可笑处之五。
本书的荒陋可笑，只要看这几条解释，其他便可知道了。
士大夫论利害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