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打电话回去,问父亲收到我寄的钱没有。
父亲说话的声音含含糊糊。我问他是不是睡觉了?父亲说他昨夜熬过了一个通宵,天又冷,就早点上床歇着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熬通宵,问他:出什么事了?
父亲说:振相叔过身(死)了。全村的人都去守夜了。
一听到村里有人死了,我的脑海里马上浮起一个与其名字相对应的形象。振相叔是一个身体壮实的庄稼汉子,种地,养牛,为人做犁耙,贩牛,杀猪,想方设法赚钱。他的一个儿子还是我的小学同学。每次在路上碰到振相叔,他总会问:你爸爸呢?我长到二十岁了,在路上见了面,他仍是那么问:你爸爸呢?
我只有一个答案:在家。
这个家很大,不仅仅是锅碗瓢盆,也不仅仅是餐桌灶台,还包括村落、庄稼地,后山,河流,井边。在门口看得到的地方,都是乡村的家,也都是乡亲们的家。只有离开了这片熟悉的土地,出了远门,看不到乡村的一草一木了,才算离开了家。
振相叔说:叫他有空过来坐嘛。
我说:好。
三句话,我们已经错肩而过。而在不经意间,我们却错过了一生,从今天起,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一脸的胡子,听不到他瓮声瓮气的声音了。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他得肝癌,死在成都,从成都运回来,光运费花了一万多。
父亲在可惜钱:说:在成都烧了就烧了。
我默然,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乡里老人都怕火葬,以为在外地烧了,灵魂就飘在外头回不来了,做一个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在外地去世的,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他的家人都是希望把他的尸身运回故里,人土为安的。这是一种传统,即使在家门前的火葬场焚化,他们也不会答应自己化为一捧轻灰。他们需要埋进大地,肉体与大地融在一起,才觉得踏实,有个归依。
父亲说:你放心吧,我们还好着呢,睡吧,明天还要放鸭子。
我说:好。
放下电话,我想起了父亲的朋友。
父亲并没有几个朋友,而我知道的,已经有好些朋友离开了这个热火朝天的人间。也是去年,比现在还稍早一点,我打电话回去,父亲接了电话,告诉我:前几天,子路叔叔过身(死)了。
子路叔叔比父亲大不了几岁,抽烟,滴酒不沾。早前在乡里的食品站上班,后来改制,他返回村里,最初种地,后来打石碑、吹鼓、杀猪。只要是谋生的事,他都做。我父亲说他的身体硬朗,活一百岁都问题。子路叔不这样看,说人有旦夕祸福,生死不由人做主。他们似乎把生死看成是一道菜,小鬼端着,活人迟早是要吃的。所以谈起生死,一点畏惧的感觉都没有。
子路叔喜欢种菜,有了瓜秧子,自己种一些,也带一些给我们,劝我们种下。以至到后来培养了我父亲的一种惰性,到了撒种子的时候,也不撒了,说子路叔撒了,到了时节,去采几棵到自家地里种下就行了。子路叔似乎对种地非常痴迷,只要有时间,就趴在地里,或翻草,或捉虫。我父亲说:子路叔的菜地里,一棵草影子都找不出。
到了十二月,天冷,又雨,路湿滑。子路叔挎着竹篮,下地去揪一棵他种的“环保白菜”,到了自家地头,一脚迈进去就一头栽倒了,再也没有起来,待家人寻过来,子路叔已送走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说:年前都说好了,我要先去给他拜年的。眨眼,人不见了。
子路叔是村里的长辈,按辈分论,我得叫他太爷。但他的年龄,只比我父亲大几年,年龄相仿的人,不好按辈分来,只好将就着叫他叔。他也不恼,只是当小辈直呼他名字的时候,他才会眼睛一瞪,凶神恶煞似地说:子路是你叫的么?你爸爸都得叫我爷!
某些年我回家过春节,经常会在大年初一见到他。他不喝酒,我经常允许他以水代酒,跟我碰一杯。他也不在乎,说:你一杯酒,我一碗饭。话犹在耳,而人却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人间。
无论是振相叔,还是子路叔,他们都年轻地活在我的记忆里。我离开家乡谋生的时候,他们都四十出头,正是田地里一把劳作的好手。直到今天,我都想象不出他们沧桑衰老的样子。振相叔的眼神里带着疑问,子路叔的眼神里满是悲天悯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他们始终都对别人充满关怀。乡村令人怀旧感动,正是因为有他们,在以身作则,将农民朴素的情感传送下来,让乡村变得温暖可靠。
当然,父亲的朋友里,也有并不重视感情的投机分子。有的或许是因为环境原因,有的或许是因性格不合,自然分道扬镳了。
在父亲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轻英俊的朋友,在大队里供着职,但经济收入并不因此改变,搞碾米厂、裁缝店,我父亲都大力支持,除了将自己家里的活给他做,还介绍邻居的活给他。农忙的时候,还组织自己的亲友去帮助这个叫石叉的朋友(他的真名当然不叫石叉,我编的,如果他读到了这篇文章,请原谅我的不恭敬。)。他母亲过世的时候,没钱,我父亲把家里的钱全借给他,不够,自己担保,到朋友家去杀猪,把肉菜赊给他。石叉走出困境,先在大队里放电影,后又通过关系调到乡政府任职。自那以后,就跟我父亲越来越生疏,最后见面只剩到一笑,生怕我父亲巴结了他。我奶奶在世时,说到他,就以“翻脸不认人”来形容他。我奶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一翻“人情账簿”,翻到了石叉的名字,以为交情不薄,自信他会来烧炷香,送送老人家,到出殡时,也未见他人影。
或者,石叉把那些来自乡邻的帮助当作是应该的,是不用记不用还,过了就消失了。他图得了轻松,却也图来了乡亲们的轻视。村里人进县城办事,跟他同一桌吃饭,都当作不认识他。别人问:你们不是一个村么?众村人也只是一笑,自顾自喝酒,不敢高攀他。
现在,我还记得他有一根高高的鼻子。除此之外,他的脸廓已被岁月模糊。
父亲被朋友抛弃过,他并不觉得吃亏。我羡慕父亲,一生平淡,却从来不少朋友。而他的那个年代正在结束,在这结束的时候,让我感到分外地沉重。没有他们的乡村,乡村还会像以前那样古道热肠,那样宽容,那样彼此关心么?我有答案,我祈求但愿我的答案是错的。不然,我将如何去面对地底的那些叔叔伯伯?但愿他们不知道,人间的感情正在变得寡淡,金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致命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