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三部小说集。
该集包括十四个短篇小说和两个中篇小说。前后的三部小说集，没有重复收录，每篇作品都是首先在刊物上发表之后，第一次在集子里亮相。其中的一些作品，由于发表时间较长的缘故，出书时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目的是让作品更加顺畅，完美自然是谈不上的。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一旦将作品呈现给读者，就不能害怕批评，不能怕被读者评头论足，因为文章自古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老老实实地说，现在出书挺艰难的，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前景总是不被看好，有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势，所以我还是不想放弃这次出书的机会。如果我往后再出小说集，就将自己所有的小说进行一次求真务实的精选，然后心无旁骛地交给读者。
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集出版之前不久，我在《扬子江评论》上读到了青年评论家倪万军的文论《现代化背景之下的艰苦挣扎——以漠月的小说创作为例》，将对我的小说研究作为课题之一，纳入他主持的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此前，亦有他发表在学报上的文论、姊妹篇《乡土小说的叙述空间及其可能》，与之一脉相承）。这是有关我的小说作品最近期的评论，有阐述，有对比，有引证，尤其是在小说的个案分析方面可谓详尽，褒扬之词溢于言表，却少有批评。我认真仔细地阅读了，微微窃喜之余，就觉得汗颜，心生不安。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令我产生了警觉，警告自己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当然，对关注我的评论家，心存感念，表示感激是应该的，于情于理都是这样。一个长期不被关注的作家，多多少少会有点落寞和寂然；一个作家时时刻刻都被关注，也未必就是什么好事，经常处在风口浪尖上，成为了众矢之的，想必会影响自己的心境和创作情绪的。“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一种大境界大胸怀，一般人达不到。我是一名属于契诃夫曾经比喻过的“小狗也叫”的那类作家，默守寂寞，保持低调，恐怕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去年，《中华读书报》的记者约我作访谈的时候，我的基本观点是，与其重复自己，不如读书思考。
评论家将我的作品归于乡土小说，对此我是认同的，没有什么异议。从本质上讲，牧区和农村没有区别。我的观点是，牧人也好，农民也罢，除去物质的具象的差别，精神的抽象的异同确乎并不存在。一个牧人对草场和畜群的神往，如同一个农民对土地和庄稼的刻骨铭心，他们期待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包括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那种朴素的情感，以及天长地久的和谐，也因此使得他们生活的意义显得单纯了。尽管我的小说几乎全部是以牧区生活为题材的，具体地说，就是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大高原。草原、大漠、戈壁，羊、骆驼，牧羊或者牧驼的男人女人，包括老人和孩子。我的文学创作为什么总是绕不开它们和他们呢？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自己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的，日久沉淀而形成的“无意识积累”。而且我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从内心出发，这是文学之所以产生的真正源头。
“在城镇和乡村的对立中，城镇的复杂表情和势利心理是乡村永远也无法猜测和靠近的。”评论家如是说。问题是，作为乡土小说，怎样才能拓展叙述的空间？这就要求创作者既要捍卫自己的记忆能力，又要有叙说的激情，同时要防止情绪的无度宣泄。就是要将关于乡村、家园和土地的“无意识积累”再度“活化”，做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勰《文心雕龙》）关注表象和喧哗背后的生命困境和冲突，以及所谓卑微者的无奈、叹息和悲凉，甚至死亡，正是一个作家的良心所在，更加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归宿。其实，面对代表着工商业文明的现代化城镇的冷漠和侵蚀，以及乡土最后的召唤和挽留，作家也不必刻意地做出一种苦兮兮的表情。那么，作为一个作家的常态，我以为应该是：幽默地生活，智慧地写作。
现实就是记忆。我深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