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庇鲁斯国王对自己的亲信讲述了一系列的征服计划，最后，亲信问：“那陛下最后准备做什么?”国王说：“到那时，我要和朋友一起共享快乐，一起过轻松的生活。”亲信又问：“现在陛下就那么做的话，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梦想中的生活看似是最幸福快乐的，其实和我们现实中唾手可得的快乐没什么区别。除了某些虚荣心和优越感之外，即使最为低下的地位也能找到最高的地位中的一切快乐。一切能够让人宁静快乐的原则都和虚荣心、优越感无关。我们急于摆脱穷困的处境，希望在高贵的生活中享受到快乐，但这两者几乎完全不成正比。不管是翻阅历史文献，还是观察身边事物，或者回忆自己的经历就会发现，真正不幸的人，是那种不知道自己已经生活在幸福中，应该心满意足的人。有人本来十分健康，但还是想通过药物延年益寿，他墓碑上的碑文是：“我曾经有个健康的身体，但多余的追求让我躺到了这里。”这句话可谓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贪欲产生的痛苦。
有个想法可能让人觉得奇怪，但我们仍然相信是正确的：还没有一败涂地的人，往往不像那些身处在无法挽回的境地中的人们，那么乐意回到以往的宁静生活中去。面对飞来横祸的打击和从天而降的不幸，睿智的人和软弱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时间最后会安慰软弱者，使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具有尊严和男子气概，才能达到平静的境界。对假肢的适应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在面临子女、朋友或者亲人的死亡时，睿智的人也会陷入理性的悲伤之中，而一个多情的柔弱女子，这时几乎会悲伤得发疯。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使这个女子的心境平静得同最坚强的男人一样。睿智的人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使他们很早就能从无法补救和挽回的灾难中恢复到平静状态。
那些本来可以挽回，或者看似能挽回的灾难，其补救的成本可能超出了当事人可以承受的范围，为此他对种种徒劳无益的尝试，对尝试能否见效的焦虑，以及这种尝试遭到失败时的打击，都使他难以恢复心灵的平静。相比之下，那些更大的，并且无法避免和挽回的灾难，往往会让他在两个礼拜内恢复平静。君王的宠臣被冷漠，权臣被驱逐，富翁沦为穷光蛋，自由之身被扔进牢笼，身强力壮者变成绝症患者。在这些情况下，那个反抗最小、最为从容认命的人，反而最容易恢复平静安详的心态，最容易体会冷淡的旁观者，并用它来分析自己曾经面临的那些斗争和不幸。拉帮结派、阴谋诡计会使政治家陷入不安，开发金矿的憧憬会让破产者失眠，整天想越狱的囚徒无法享受监狱提供的安宁，最讨厌医生药方的人就是那些不见疗效的病人。
我们对他人的同情，与男子气概的自我克制关系密切。因为这种自我克制的天性和本能，在邻居遇到不幸时，我们同情他们的悲痛。当我们自己遇到不幸时，这种自我克制使我们控制自己的哀伤。同样因为这种本性，在别人取得成功时，我们会对他表示恭喜；在我们自己取得成功时，会约束自己的过分喜悦。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对自己情感的控制，正是源自对他人感受的揣测。
我们最为尊重那些具有完美品行的人，因为他们能有力地控制自己自私的天性，具有能敏锐感受别人富有同情心的本能。那种具备随和、慈善、雅致、伟大、庄严、大方等美德的人，肯定会由衷地赢得我们的热爱和钦佩。
最容易同情别人的人，也最容易实现自我克制。对他人的快乐或者悲伤最为同情的人，也最能克制自己的快乐和悲伤。具有较强人格力量的人，就很容易获得这种最高度的克制能力。但具备这种潜质的人也许没有获得这种能力，他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严重的党派斗争或者残酷的战争，没有体验过领导的专横、同事的猜忌，或者属下们的阴谋诡计。当他在年迈时，突然遇到这些变故肯定会觉得惊心动魄。那些天生完美的自我克制能力，此时需要锻炼和实践。任何一种良好的品质都不能缺少它们。苦难、危险、痛苦和灾难是促使我们实践这种品德的老师，但没有人希望在现实中遇到这些老师。
最能培养人类高尚情操的环境，不一定有助于形成严格的自我克制。处于舒适环境中的人，最容易体谅别人的痛苦；面临苦难考验的人，则会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悠闲宁静的生活节奏，最有助于我们发扬并完善那些温和的美德，但这种环境未必有助于形成自我克制的习惯。在严酷的战争、动乱和派系斗争中，最容易培养坚韧的克制性格。但我们的人性常常这种严酷的环境中，遭到扼杀和压抑。士兵难以得到敌人的宽大处理，所以也就不会对战俘手下留情。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人性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了使自己安心，他必须学会无视自己造成的各种不幸。虽然这种环境可以锻炼人高度的自我克制能力，但也会促使图财害命等罪行，并削弱甚至消除对他人生命或财产的尊敬，而这种尊敬正是人性和正义的基础。所以那些富有人性的人在努力追求荣誉的时候，往往缺乏自我克制能力，一旦遇到艰难险阻就会泄气。而那些能够自如地进行自我克制的人，他们对人性几乎非常淡漠，随时准备投身最凶险的事业，任何困难和危险都不会使他们丧失勇气。
当我们孤单的时候，会极为敏感与自己有关的东西。我们可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善行，也容易夸大自己受到的伤害。好运常常使我们过于兴奋，厄运往往让我们倍感沮丧。和朋友的谈话可以使我们的心情有些好转，和陌生人的聊天则会让我们更加超脱，因为我们心中那个抽象的旁观者，常常需要被真实的旁观者唤醒。那个旁观者会告诉我们，从我们最疏远的人那里，才能学会高度的自我克制能力。
当你处在不幸之中，不要一个人暗自伤心，也不要沉溺于最亲密的朋友的同情。尽快地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和那些陌生人、不了解你或者不关心你的人一起生活。不要逃避你的敌人，向他们显示你克服灾难的勇气，消除他们幸灾乐祸的心态，这样你的心情才会更加畅快。
当你获得成功的时候，不要把自己局限在亲朋好友，或是那些巴结奉承你的人中间；也不要局限在那些有求于你的人中间。你应该到和你交往不多的人中间去，和只根据你的品质和行为来评价你的人相处。对于地位比你高的人，既不要嫉妒也不要回避，他们因为你的地位提升而感到不舒服，他们的轻慢无礼也会让你十分不快。如果他们表现不那么傲慢，就可以算作是你的知己了。如果你的谦逊坦诚赢得他们的好感，你就可以很满意地相信你的谦逊，以及面临好运时冷静。
我们的道德感是一种独立的情绪，不会因为身边人的白眼或者公正旁观者的缺席而失衡。
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对别国采取的行动，中立国是最公正的旁观者。但由于遥远的地理距离，他们难以了解事态的真正原因。当国家间发生冲突时，各自的公民关注的焦点就是获得本国同胞的赞同，而不会想到外国人对此事的态度。这种行为的必然结果，就是煽动公众的支持，激怒他们的敌人，最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此时，偏执的旁观者近在眼前，公正的旁观者则远在天边。所以，在战争和谈判中，几乎没有人会重视真理和平等，也没有人会遵循正义公正。条约是容易被违反的，如果背叛条约能够带来某些利益，执政者就不会受到什么指责。能够欺骗外国权臣的特使会受到人们的赞扬。
如果一个人不屑于追逐利益和施舍好处，但比起追逐利益，他还会施舍一些好处的话，那在私生活中他会是最受人尊敬的好人，但在国际事务中却会成为冤大头，并会遭到自己同胞们的轻视和批判。没有人会在战争中真正遵守国际法，那些违反国际法的人，都只关心本国同胞对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会受到同胞们的批评。而大多数的国际法，通常在制定时就没有最简单明了的正义原则做指导。清白的人可能和罪人相互利用，但不会因此被当作罪人，这是正义原则最简单的体现。在最为邪恶的战争中，通常只有君主或统治者才是真正有罪的，老百姓则几乎是无辜的。但无论何时，敌国都会在海上和陆地上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使他们的田园荒芜，并烧毁他们的家园。如果这些老百姓敢于反抗的话，就会被屠杀或囚禁，这些暴行通常和所谓的国际法并无冲突，甚至完全一致。
无论是教会还是民众，对敌对派别间的积怨，往往比对敌国的仇恨更深刻，他们参与斗争的方式也更加残酷。那些所谓的派别规范，往往比国际法中体现的正义原则更少。最狂热的爱国分子也不会完全丧失对敌人的信任，但对于是否可以信任叛乱者和异教徒，常常是教会和民间争论的最激烈的问题。毫无疑问，争论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叛乱分子和异教徒成为不幸的弱者。当一个国家由于派系斗争进入混乱状态时，总会有一些人可以不受舆论蛊惑，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他们数量太少，并且彼此隔离，相互孤立，因而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党派的信任。尽管他们才智过人，也会成为社会上最无足轻重的人。这些人还会经受两个派别的一致的嘲弄和排斥。真正的党棍都仇视慷慨正直的人。具有美德的人都不会成为党棍。真正公正的旁观者，不可能处在敌对斗争的激烈冲突中。这些党棍把自己的那些恶毒的偏见都归于上帝，甚至认为是神圣的上帝给了自己残酷报复的权利和勇气。因此，派性和斗争狂热是道德情感最大的败坏者。
关于自我控制，另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是，面临最严酷的不幸时，能够赢得我们由衷钦佩的，是那些努力继续前行的强者。因为他需要用强大的自我克制才能控制他的痛苦。对痛苦麻木不仁的人，不会试图通过坚忍和镇定赢得称赞；对死亡漠然处之的人，也无须在危难中保持沉着和镇静。塞内加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他说：“斯多葛学派的哲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甚至超过了上帝。上帝的安宁来自自然的恩惠，而哲人的安全完全是来自个人的辛苦努力。”
但是，某些人对于立即产生影响的某些事物的感觉，有时是如此强烈，致使一切自我控制都起不了作用。荣誉感无法控制那个在危险逼近时意志软弱到要昏过去的人所产生的恐惧心理。这种神经质的软弱，是否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经过逐步的锻炼和适当的训导才会有所好转，或许是有疑问的。但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即胆怯软弱的人决不应该得到信任或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