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公报》的一篇社论曾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觉得重庆市民真是最好的国民，在迭次的轰炸中已充分反映出来：
第一，重庆市民是绝端镇静以应付当前的苦难。他们在敌机的残暴烧杀政策之下，在血火交织中，在废瓦颓垣里，然而不计较私产的损失，忍受着个人的悲哀，他们只是沉痛的严肃的愤怒者，他们对于抗战的信心矢志不移，他们的声音传到社会上就是：‘以热情鲜血和忠诚的服务，报效国家，无稍改更’。这种情形，能不令人感动，这种情形，达到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民族的顶点。
第二，轰炸虽使重庆市民遭受惨痛的牺牲，但同时每个人均在轰炸中求得优良的锻炼和进步。青年壮年不消说，他们已经百炼成钢，他们经常都是敏捷的活跃者，他们敏捷的到防空洞，敏捷的进办公室，敏捷的使用其智力与体力，使他们辛勤的工作在抗战中发生直接的效用。就是老弱妇孺也殿炼得和平时的青年人一样，我们常常看见重庆儿童的特有机智，看见妇女的强健行为，看见老弱者的可爱的优点。这些都无一不是民族兴旺的兆征，而这正是重庆市民的优点。
第三，无限的同仇敌忾之心，使苦难中的重庆愤怒、沸腾。要知道敌人的滥炸，丝毫未能夺去我们抗战到底不屈不挠之心，反之，敌人绝灭人性的暴行，促起了我无限的愤怒和仇恨。这些仇恨在重庆人世世代代一定要‘中心藏之，无日忘之’，直到我们获得加倍加利的报复为止。仇恨往往是非常事业的动力之源，不愧重庆是抗战的中心机构之所在地，重庆市民实已具备担当非常事业的根本条件。”
正是由于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培育了抗战意志不衰的重庆精神，激发了重庆人民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重庆精神，是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反对日本残暴侵略中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自立的具体体现，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域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关于重庆精神的内涵，台湾学者周开庆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坚韧不拔的精神，二是竭诚报国的精神。我们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不屈不挠、忠贞为国的精神；二是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精神；三是慷慨捐输，毁家纾难的精神。
不屈不挠，忠贞为国。日机对重庆的轮番轰炸，没有也不可能吓倒英勇的重庆人民，重庆人民的抗战意志并没有因此而挫伤。他们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屈不挠，坚持工作，服务抗战，竭诚报国。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广大空袭救护人员，“奔走弹雨之下，驰骋火海之中，出生入死，救伤恤难”。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的工人，警报没有解除就加紧抢修水电设施，以保证工厂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校舍厂房被炸毁了，广大师生和工友们随炸随修。“我们规定要做的事，必须照着规定的去做”。南开中学张怕苓校长的话代表了近百万战时首都人民的心声，表现了重庆人民不屈不挠、忠贞为国的豪迈气概。我们不妨摘录几段当时报刊的记载：
“近几天的轰炸，一方面暴露了敌人的残酷，一方面更表露出我们的精神。战时行都上下一致，挺起胸膛来，应付当前的危难，在敌人的轰炸下，我们更加坚强了。每次空袭一过，马路上立即发现许多穿海品蓝布的电厂工人，身上背着沉重的电线和工作用具，猿猴般地上升到电杆巅上，沉默地工作。有一次，空袭警报已经拉过，路人都敏捷走入防空洞了，我们的无名的电力英雄们，依然恋恋不舍他们手里做着的工作……”
“市里交通，轰炸后未改常度，三路公共汽车车站被炸毁了，但警报解除后不到一小时，满载乘客的车子又奔驰在绿荫笼罩的路上。”
“轰炸是表现积极精神的好机会，×××厂某日中了两个重磅炸弹，（夷）为平地，经理某君对人说，我决定十天以内复工。第二天，高高的竹棚搭成了，三天以后，开工的准备一切完成了……”
“本市连续几天的轰炸，机关没有一天停止工作，工厂、商店，警报一解除，就复工复业，生产品没有减少一点，报纸没有一家停过一天，而且出得照样早。”
“敌人之残暴兽行，令人发指，我被灾受难同胞，或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或断肢折臂，惨遭杀伤。但我同胞处危若安，临难不苟，理乱治紊，乃益加镇定与奋发，威武不能屈之精神，诚足彪炳千古，昭揭全世……”
“轰炸不但不能阻碍我们的工作，反而加紧我们的工作，消磨在防空洞的时间诚然不少，但是避空袭的时间就是我们最好的宣传时间！何况一天有24小时，一年有365天，早上不能工作，我们下午做；下午不能工作，我们夜里作；一天不能工作，我们第二天加倍地作。无论敌人如何狂轰滥炸，炸不了的是工作人员，炸不完的是工作时间，炸不破的是抗战精神……尤其是这几天的空军将士，不眠不食的天天和敌人厮杀，以及少数的战士冒极强烈的炮火，不顾一切，迎头追击敌人，使敌机的损失，每天平均至少3架乃至7架，充分表现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更是人人所一致崇拜的。就是一般劳力的，哪一个不是精神抖擞的工作！房屋的修复，道路的修复，交通工具的修复，哪一件不是在几个钟头以内做成的？某家工厂损坏了，工友们气愤填胸地说：我们饭可以不吃，工厂却不能不出货。他们彻夜修好了厂房，果然第二天照常的开工，照量的出货。工务局工友们的工棚被炸了，他们不去抢救自己的东西，而尽先努力填好路旁的洞，他们说：‘自己算什么，公家才要紧！’”
“宗教的热忱，爱国的情绪，同仇敌忾的心理，只有因轰炸而表现而提高而加强！民族的一次美德，平时蕴藏着的，借轰炸而全盘的烘托出来！同生死，共患难，无分男女、无分贫贱的民族团结力，藉敌人的炸弹而锤炼成钢铁般的坚实。敌人自从开战时就盲目的滥炸，毁了我们的房屋，杀了我们的民众，现在变本想用这种无人道而卑鄙下贱的手段更残暴地打击我们，天下能破坏的是物质，绝对不能动摇的是意志。……（我们）对于压迫我们的人却只知道抵抗，而且要抵抗到最后的一滴血，抵抗到最后的一切呼吸，抵抗到最后的胜利为止。……”
“轰炸后，贫苦的人民，眼见薄薄的家私被敌人毁坏了，并不表示悲哀，反而报之以苦笑，说一声：‘有什么？重新来过！’这就是民族的精神，抗战的意志，这不是轰炸可以消灭的！”
艰苦奋斗，团结互助。日机的轰炸，给重庆人民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但广大重庆人民面对危险和牺牲，没有退却。在环境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仍努力工作生产。特别是广大工人，为了生产抗战急需的军需民用物资，一般每日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在飞机临空下仍照常生产。厂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立临时厂房，没有发电设备，点油灯照样工作。1939年，1330名川江工人在寄给国民参政会的信中表示，“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活。如果说我们是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在患难中，重庆各界人民亲如兄弟妹妹，团结互助。“轰炸中特别起劲的是工兵、救护队、防护团。近郊未爆炸的炸弹，工兵们发掘的技术固可敬，应机的敏捷尤可佩。许多民众，在发掘时候，远远地站在旁边，（给）士兵们送茶送水……。”
“每次空袭后，总能看见一些人牵着失去父母的孤雏，像一头柔和的小羔羊，带回家去爱抚。还有一些人，扶着老叟慢慢地走进救济处。这里没有阶级的距离，亲疏的隔阂，纯是一片人类伟大之爱的融流。”
“偏街小巷，电线有未及修复者，家家门口点有‘太平灯’，便利行人。”
“在火场上，无论是哪一个人，甚至毫无知识的老妪，他们决不肯向你诉说他们的损失是怎样的严重。在他们这被灾的一群里，你更不能找到一个哭丧懊恼的脸。他们保持着镇定的态度，尽可能的在抢救，‘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一句谚言，也值得怀疑了。有多少邻居在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的老少或杂物，这种互相合作的精神，在患难中更容易看出。”
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参加了重庆的反轰炸斗争。为搞好防空工作，《新华日报》多次代表中国共产党向有关当局献计献策，指出防空事务中的弊端，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对防空当局的官僚主义和严重渎职行为进行严厉批评，但又始终以团结、大局为重，维护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在重庆和中国人民一道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不懈战斗了6年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在她后来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描写了她对陪都的印象：“在这里生活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也是我们不能忘却的。不论贫富，也无分地位，大家过着同样战时的生活，彼此互助友爱，这是平时难于想象的。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日机的轰炸“起了使中国坚如磐石、团结一致的作用，它比千次政治议论更有效地防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细微的隙缝所能导致的无可挽回的分裂。”在重庆曾遭受日机轰炸的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也曾写到他对日机轰炸下的重庆的观感：“实际上，重庆并不像我们意想中那样恐慌，许多人度过了所有的空袭，甚至没有过一次千钧一发的逃难。从全体居民说来，民气正在一天天进步着。日本已经作了好几十次的空袭，投下了好几万磅的有高度爆炸力的炸弹和燃烧弹，但它不能毁灭这个首都的精神，那已经是很明白的事情了。”“这些空袭所毁灭的生命财产，还不及它们所创造的新生的斗争之半。……它们不过更加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抗战精神，同样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使人们加强自己的团结，准备支持必要的措置，以实行更大的持久战斗。”“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慷慨捐输，毁家纾难。饱受日机轰炸灾难的重庆人民，化灾难为仇恨，化悲痛为力量，出力唯恐我最少，献金不让人独多，成为支援前方抗战的坚持后盾。蒋介石在庆祝国府还都大会致词中对重庆人民的贡献曾有中肯的评价：“重庆市民在敌机大轰炸下遭受不测损失，仍忠于抗战，输财输物之多，尤为全国各地之冠，这种伟大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大书特书。”
在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之时，重庆青年不断掀起参军参战热潮。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一些富家子弟也纷纷参军入伍。部分国民党地方政府还仿效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兵役制，进行政治动员，讲清抗日参军的目的、意义，宣传参军参战光荣，开展志愿兵运动。在日机猛烈轰炸的1940年和1941年，四川和重庆的征兵人数达61万多人。此外，陪都民众还大量应征民工，修建空军基地和军事交通工程，如赶修白市驿机场、江津中坝机场等。仅修筑川湘公路，国民政府就征调民工达几十万之众。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宝中之宝，是军队作战的第一需要。重庆人民咬紧牙关，节约度日，自愿捐献粮食以支持抗战，解决军队急需。1940年9月，重庆城乡各界纷纷响应“捐助军粮打胜仗”的号召，踊跃捐献粮食，仅江津一县献粮就达5000万余石。1941年，重庆再次掀起捐粮热潮，各县献谷均在数千石以上。每年的春节、端午节、“七七”纪念日以及秋冬季来临，重庆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劳军运动。1940年的春节劳军，在市区设立了“劳军献礼台”，全市数十万市民和郊区农民都前往献礼。1940年9月，重庆发起为前线将士捐献寒衣代金运动，仅1个月时间，就捐募寒衣代金50余万元。在1941年的春季劳军竞赛中，陪都各界积极参与，2月～5月，献金总数超过1000万元。此外，重庆各界积极参与，2月～5月，献金总数超过100万元。此外，重庆各界还踊跃募集战时公债，认购建国储蓄，“各业工人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之原则，将血汗所得尽量认购军需公债，其数共达14.6万余元。认购人数普及数万。”各界群众“争先认购，至为普遍。即如近郊之农民、各小学校之学生及卖莱老妇、人力车夫等，亦均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1941年3月～5月，共募得公债1.2亿元。从1940年9月初开始，重庆各界还积极倡导参加“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到1942年7月，重庆节约建国储蓄数额达3.6亿元。
日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使广大重庆人民认识到必须加强空军力量才能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粉碎日寇“以炸迫和”、“以炸促降”的阴谋。重庆人民的“献机运动”是重庆防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献机运动”是从1939年3月中国空军出版社建议将义卖金捐款购买“义卖号”飞机以充实国防开始的。发起当月，重庆各界·034·
献金170余万元。
1940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发表《献机救国》的社论，指出：“献机是救国，也是保家乡”，是积极防空，是消除敌机轰炸的根本方法。重庆儿童率先响应献机，发起筹献“中国儿童号”，重庆市各小学——市第五中心小学、储材小学、开明小学、树人小学、德精小学、育才小学等20多个单位开会，决议分期举行游艺捐献，节省糖果和零用钱以及义卖等工作来推动儿童献机。之后，一股献机热潮在重庆广泛开展起来。市戏剧界筹献“剧人号”，新闻界筹献“记者号”，伤兵同志筹献“荣誉号”，新军人社发起“新军人号”，市11中学生筹献“青年号”等。1941年1月1日，北平志成中学全校学生通电全国发起“中学生号”献机运动：“敌寇势穷，业成强弩之末，空军建设实为首要之图。本校同学鉴于此，特联合中等学校发起全国‘中学生号’献机运动，所望全国同学各界同胞，或踊跃输将，或热烈投效。……发扬民族精神，毁家纾难，杀敌致果，复锦绣之河山。”国立12中学也于元旦发起“青年号”飞机献金运动，全体学生共献现款5080余元。其中，高中学生廖国纲个人独献200余元，初中男生部及女子部学生节食捐献1500余元，保育会送来该校初中肄业学生20余人各节省衣履零用钱等费共捐100余元，并有多数学生捐献金戒、现银、皮衣、棉絮、照相机等物，川籍学生且捐献谷米若干石。一时，爱国情绪极为热烈。国立第9中学学生均来自战区，该校学生于3月1日捐款集资13000余元。4月，中央银行国库局全体员工为激励空军士气，发起“击落敌机一架献金一角运动”。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发起“一元献机运动”。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攻势的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然甚微，而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其救国救民族的机会。全国各界的同胞们起来，让我们大家手擎一元钱，向攻势空军建设的途上大进。”8月14日，重庆“一元献金运动”拉开序幕，准备从9月1日至12月止，3个月完成150余万捐款。各界群众纷纷响应，至9月30日，各界个别捐款总额已达40余万。整批献金尚不在其内。市民王清廉将平日积蓄数百元全数捐献，重庆市私立裕华小学全体师生募得国币520元交给献机委员会。据统计，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此后，“献机运动”继续开展。截止1943年2月12日，重庆人民响应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的“一元钱献机运动”的捐款已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重庆人民群众性的“献机运动”，极大地调动了重庆人民的爱国热情，支持了陪都的防空建设。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是设在重庆专门从事慰劳工作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一个团体。该团体在1939年发动了征求50万封慰劳信、征募药品、征求书报杂志，组织南北两路前线将士慰劳团等四大慰劳运动。1940年又发动了春节劳军、慰劳全国空军、秋季劳军、义诊和贺年信等五大慰劳运动，并组织了“行都各界粤桂前线慰劳团”、“前线将士慰劳团”、“行都各界慰劳空军代表团”。据台湾《革命文献》载，在1939年～1941年日机轰炸重庆最猛烈的3年中，该团体经常性的慰劳工作就有慰劳广西伤兵，慰劳湘北、粤北将士，慰劳赣北将士等30余项；此外，还有从事写书信、介绍抗属子女免费入学等优待抗属工作10余项。重庆各界妇女也积极参加慰劳活动。她们亲手缝制棉背心、鞋袜等物品，送到前方将士手中；组织各种歌咏队、宣传队，随慰问团到前线阵地、后方医院进行慰问演出，激励抗战将士多杀敌人，早日驱逐日寇出中国。重庆还成立了陪都辅助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不时组织慰问抗战军人家属，给抗战军人家属寄慰问信、送日常生活用品，并实行优待军人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使前方将士能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打仗。重庆人民在日机狂轰滥炸之下，不顾小家顾国家，在人力、物力以及精神上都是支持抗战的楷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