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9年9月，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传来了一个令虎耳扁足铜圆鼎人振奋的消息：当地农民在程家沙洲取土护赣江堤坝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埋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的古代墓葬。新干县文化局闻讯后，连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次日清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也应邀赶来，随即投入科学的发掘当中。1990年11月5日，《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
在这座大型的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80余件、玉器一百余件、陶器三百余件，其中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首见。依据出土器物的特征，专家们推断，墓葬的时代应与吴城文化二期相同，即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伏鸟双尾铜虎
墓葬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墓底仅距地面2.15米，东西向，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东西两端各有高0.6米、宽1.5米的二层台。出土时，墓室中的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大部分器物都有用麻、丝织品包裹的痕迹，有的铜兵器上还明显地涂有红色，并用漆盒齐整装置；有的铜刀、玉戈等被有意折成数段后堆放在一起。同时还发现有大批陶器以及分属三个不同个体的24颗人牙等。根据发掘后整理的结果，墓内随葬的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家具和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具诸类，仅礼乐“重器”就有鼎、鬲、卣、簋、壶、豆、带把觚以及铙、镩等60余件。兵器有戈、矛、刀、镞、短剑、甲胄等等，计250余件，农具和手工工具有铲、犁铧、锥、砧和刻刀、靴形器等，计120件，器型大中小都有。大者气魄宏伟，十分壮观。如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的大方鼎为为巨制。小者制作细腻，纹饰繁褥，精美绝伦。如仅高10、13、5厘米的双耳鬲、假腹豆和扁兽足方鼎等。此外尚有奇异的双人面神器、羊角兽面器和立鸟双尾青铜虎等。堪与青铜器媲美的还有精雕细琢的玉琮、玉壁、玉块、玉环、玉簪和绿松石饰件以及玛瑙人物饰品等。陶器以鬲和小口折肩罐为大宗，还有尊、豆、壶、钵等器形，有的为带色釉系原始瓷质。
二
在考古学史上，商代的大墓多有出土，但像新干商墓这样的规模和出土如此多的器物，则是罕见的。除殷墟王陵外，考古学界还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等，但遗憾的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只能由仅存的遗物来想象原来的宏富。真正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只有殷墟妇好墓可与新干商墓相比。如果说像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铜器曾使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同样使人惊叹不已。我们知道，在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自豪，为之感叹。然而，地处鄱阳湖周围地区的同时期的文化居于什么样一个水平？这里的青铜文化的面貌、特征、发展道路又是怎样的？它与周围的青铜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以往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文献中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荒蛮服地”，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认识。
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有许多器物在江西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可贵的是，它们共出于一个单位，年代和组合关系十分明确。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不少青铜礼器和兵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是一致的，反映了这里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是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出土的乐钟、虎形器和部分兵器及工具等。不仅如此，我们从很多器物的造型、纹样和铸造工艺还可以看出，像立耳上饰圆雕老虎的扁足鼎、虎尊、假腹豆、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或是首次出土的商时期的铜器。这应当都是当地工匠所铸造的。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已创造出自己富有特色的青铜文化。此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相当精美，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如一件玉人头顶，用掏雕技法做成三个相连的链环，很难想像当时能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又有一件十几厘米的玉管，有贯通的细孔，即便是现在，雕琢这样一件玉器，也是相当不易，更何况是在年代久远的商代。
近十年来，长江以南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数量已经不少，且有不少精品和新奇之作。但是，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来自何方？许多人不敢相信其中有江南本地铸造的产品，特别是对那些铸造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往往认为是商代奴隶主由北方带来的，是在商王朝覆灭前由奴隶主准备逃亡时而埋在地下的；或说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从北方带来南方后埋藏的：或者干脆说是由于其他原因由北向南传过来的。还有将南方商代的青铜器年代定得很晚，甚至看成是春秋时期的铜器。新干商墓四百多件青铜器的出土，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同时也雄辩地证明江南地区当时已有非常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冶铸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中原逊色。新干商大墓墓室内遗物出土时情景（西一东）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和丰富的随葬品，不能不让我们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墓的主人是谁。可以想见，墓主人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堪与同时期的商王陵相比。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侯或王室家族成员。也有人认为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更有人认为是南方越族的头领。这一问题，今天我们还难以作出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去探讨。
由新干大墓，还使我们联想到商人的疆域或势力范围问题。由汤灭夏桀后所建立的商朝，是一个君主专权的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它的疆土辽阔。商人的活动范围，一般认为，北起易水流域，东起泰山，西至太行山，南至淮河流域。但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商人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依据文献记载，商人的早期势力已南及荆楚地区。《诗·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黄陂发现了商代的盘龙城遗址，城址平面近正方形，有城垣、壕沟，城内还发现三座宫殿基址，规模、形制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宫殿近似。所出的青铜器、陶器等形制特征与郑州二里冈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这座盘龙城如果不是商早期所设立的镇守南疆的军事重镇，便是臣服于商的方国首府。然而，盘龙城商代城址还并非是商王国最南的活动地。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以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商文明已远播到鄱阳湖一赣江中下游地区，这无疑会改变我们以往对这一地区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