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两个重要发现是敦煌文书及流沙坠简的发现）。甲骨的最初出土地是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19世纪末，小屯村的村民在耕种农田时，经常挖出一些古老的龟甲和兽骨，其中有的甲骨上还有文字。但当时的农民并不认识这些甲骨上的文字，他们把这些甲骨有的弄碎作为肥料，有的磨成粉末，作治疗破伤用的刀枪药。而大部分则被作为“龙骨”，大批量地卖给中药铺。因药店收购的“龙骨”一般不要有字的，所以，当时老百姓常把出土的甲骨上的字刮掉，也有的嫌刮掉太多会减轻甲骨的重量，只好另想办法把字磨去，磨到模模糊糊而不易辩识的程度为止。当时，像这样被当作肥料和药材的而被销毁的甲骨不知有多少，其数量已无法统计。
安阳殷墟鸟隞1899年，甲骨文终于被当时任清王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据说，王懿荣当时身患疟疾，派人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购买中药。中药买回来后，他打开药包无意中发现一味“龙骨”的药上隐隐约约地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王氏当时是一位造诣较深的金石学者，精通上古三代铜器铭文，号称“泛涉书史，嗜金石”。而面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符号，竟不知所云。不过，他并没有怀疑这些甲骨的价值，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兴趣。于是他重金收购，并开始细心揣摸、研究这些符号。最后经仔细观察，并与已知的金文等古文字相印证，遂认定这些符号是一种已经遗失了的我国古代文字。就这样，使全世界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的甲骨文，富有戏剧性地被揭示出来了。王懿荣也就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
1900年上半年，王懿荣又先后两次从商人那里买得有字甲骨干余片，并潜心进行研究。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任团练大臣，抵御外敌入侵，兵败后王懿荣义不受辱，与妻子一起投水自尽，壮烈殉国。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最早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和甲骨只有短短一年的缘份。王氏所藏甲骨文大部分由其子转售于写过《老残游记》的刘鹗；一部分赠送天津新学书院。1903年刘鹗从收购的5000多片刻辞甲骨文中，挑选了1058片，编集并印刷出版六卷本《铁云藏龟》。这是中国公开存录商代甲骨文字的第一部著作。
甲骨文发现后的最初几年，北京有许多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争相购买和收藏甲骨，但他们都是从商人手中获得的，并不知道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商人们为了垄断甲骨和牟取暴利，对甲骨文的出土地秘而不宣，诡称出于河南汤阴或卫辉。直到1908年，罗振玉在收集大量甲骨和深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怀疑商人们的说法，认为甲骨文的发现地应在安阳西北小屯，而不是汤阴。此后，他不仅派古董商，而且还派他的弟弟罗振常等亲友，直接到安阳来收购甲骨。1915年，他还亲自到安阳小屯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甲骨的出土情况。并指出，甲骨是殷王室的遗物，小屯是殷墟的所在地。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对安阳小屯进行发掘，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
二
从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今已100多年了。百年时间里甲骨文出土的总量约15万片，其中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就有34844片之多。有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引起轰动。
一是1936年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进行的第13次发掘。在编号为H127的坑中，发现了成堆甲骨，坑内共出刻辞甲骨17096片，其中卜甲17088片，卜骨8片，完整的有字卜甲近300版。有一块产自马来半岛的大龟甲，长44厘米，宽35厘米，是迄今为止殷墟出土最大的一块卜甲。此外还发现有墨书、朱书文字及在甲骨文字中填墨、填朱等现象。据研究，H127是商王武丁时期埋放甲骨的窖穴。出土甲骨刻辞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天文、星象，下至人间杂事无所不包，涉及到商代政治、卜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二是小屯南地甲骨的发现。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共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甲骨近百版。这是建国以来殷墟发掘中，甲骨文发现最多的一次。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小屯南地的甲骨，大部分属于商王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的卜辞，少量的属于武丁时期和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甲骨内容也较为丰富，包括祭祀、田猎、征伐、天象、农业、旬夕、王事等。另外还发现一些地名、人名和方国名等。
三是花园庄东地甲骨坑的发掘。1991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编号为H3的甲骨坑，出土了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上有刻辞的574片；卜骨25片，上有刻辞的5片。共计刻辞甲骨579片。特别珍贵的是，此坑的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三百多版。刻辞内容较集中，主要涉及祭祖、田猪、天气，疾病等方面。根据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而且，此坑卜辞的主人是“子”，属“非王卜辞”，因此H3甲骨坑的发现，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卜甲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
甲骨文作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献记录，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发现以前，人们对商代的历史十分迷茫。由于疑古之风的影响，商代的有无成了一部分人怀疑的对象。更有人认为，中国的历史，只有周朝以后才是可靠的，以前即是“传说时代”。当时著名的学者胡适就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发现后，经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的研究，认出了甲骨文中出现的商王名谥，与《史记》、《世本》等古代文献中所记盘庚迁殷以后商代帝王世系相同。而出土甲骨文的安阳小屯的地望又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水经注》“垣水出山东。迳殷墟北”的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小屯一带就是盘庚所迁的殷墟，纠正了唐代《通典》、宋代《考古图》将殷墟定为河亶甲城、河亶甲墓之误。一百年来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以有力的事实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可靠的，确定了商朝历史是我国可靠的信史，而且，由此可以认为，《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也应是可信的，这就为夏文化的探索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增强了人们认识三代及其以前历史的信心。至今，我们已从甲骨文中发现汉字单字五千余个，其中，考释成功的有一千多个，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传统“六书”的认识，也为追溯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可以说，甲骨文是中国早期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资料，它的发现，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传统文化的挖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堪称为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甲骨文发现以来，以其巨大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的学者，诞生了许许多多甲骨学研究的伟人和甲骨学划时代的巨著。刘鹗之后又涌现了甲骨学研究的“四堂”：即董作宾（号彦堂）、王国维（号观堂）、罗振玉（号雪堂）、郭沫若（号鼎堂）这四位杰出的学者，他们的研究开创和奠定了甲骨1930年殷墟发掘现场文研究的道路，也为甲骨学成为新的学科分支奠定了基础。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墟卜辞综述》一书，系统论述了甲骨文出土发现及研究的各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地位。1978—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是一部甲骨文集大成的巨著，在甲骨学百年史上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三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这是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在1959年6月视察殷墟时，留下的著名诗句。洹水位于河南省的北部，由西向东，婉蜒流经安阳市的北面。殷墟就在安阳市西北，横跨洹河的南北两岸。甲骨文发现后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殷墟的发现和发掘。1928—1937年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在这里进行了15次发掘。解放后，发掘工作连续不断。目前，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基本澄清。它的分布范围相当广阔，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已达到30平方公里左右。整个王都建在洹水两岸，中心是宫殿区和王陵区。宫殿区在洹河南的小屯、花园两村及周围，王陵区在洹河北的侯家庄和武官村北的高地上。此外还有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在七十多年的殷墟发掘中，可以说是捷报频传，一次次地引起轰动。其中，最为重要的如王陵区大墓的发现、铸铜作坊、制骨作坊遗址的发现、妇好墓的发现、宫殿基址的发现等。
带流虎扳象牙杯
在殷墟考古中，官殿宗庙建筑基址发现，可以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了。它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殷墟是商王朝的晚期都城，确立和奠定了殷墟的历史地位。早在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持的发掘中，就在小屯北地发掘了甲、乙、丙三组共53座宫殿基址。1958—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在小屯村西发现一条人工挖成的巨大壕沟，全长1750米，宽7—21米，深3—10米。从布局上看，宫殿区的北部是洹河，西南是壕沟，当时就是由洹河和这条壕沟把商王或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地区分开的。1989年，在乙组20号、21号宫殿基址的东南处，又发现了一处大型宫殿基址。基址面积达五千平方米，呈凹字形布局，三排房基连成一体。这三排房基中，北排房基为主要建筑，其上有东西向排列整齐的三排柱洞，并有2个各宽2米的门道。这种三排房基连为一体的建筑方式，尚属首次发现，对商代建筑及殷墟建筑布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这一宫殿基址的发现，也使殷墟宫殿宗庙建筑区向南延伸了130多米，向东扩展了50多米。
西北岗是殷代的王陵区，它位于洹河北侧的武官村和侯家庄村北约800米处的高地上。通过近几十年来的钻探和发掘，在东西长450米，南北宽250米的范围内，仅大墓就发现有十三座。这些大墓都不止一次地被盗过，故墓中所余物品极少。但从墓葬的规模、形制仍能看出王者的气度。在这十三座大墓中，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八座，未完成的空墓（疑为商纣王所挖）一座，两条墓道的大墓三座，一条墓道的大墓一座。其中，四条墓道的大墓是商代墓葬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应是商王的陵寝。如1004号大墓的墓口长17.9米，宽15.9米，四边的墓道均作坡形。东、西、北三条墓道的长为13.8—15米，南墓道长31.4米。虽经盗掘，仍出有牛方鼎，鹿方鼎等重器，铜矛360个，戈370件，胄100多个，还有人殉，牲殉等等。两条墓道的大墓，其墓道分别在墓室的南北两端。传出司母戌大鼎的大墓便是其中的一个，它位于武官村北。早在1939年，武官村村民就曾在小营西地盗掘出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厘米，重达875公斤。造型浑厚，气魄雄伟，是罕见的青铜重器。但因太大，无法运走，才予以掩埋。侵华日军闻讯后，多方搜索，但终未得逞。1949年又被挖出，运往南京，作为蒋介石的六十大寿的“献礼”，藏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运至北京，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发掘了此墓。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发掘的武官村大墓，也是一座有两条墓道的大墓。墓室平面呈方形，南北有14米长，东西宽12米，墓室内有木椁，系用整木做成。在整个大墓中，殉葬有79人，还有27匹马、11条狗、3只猴、1头鹿和15只其他兽类。此墓曾多次被盗，且有焚烧痕迹、棺木与墓主人的骨骼已损无余。出土的重要文物有虎纹大石磐，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上雕一雄键的猛虎，音韵悠扬清越。武官村大墓在殷墟王陵中，还只能算是一座中型墓，且经过多次盗掘和一次焚烧，所出器物和殉葬人、兽只是原来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足可看出当时奴隶主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残酷的商代殉葬制度。
位于王陵区东侧的祭祀场，面积约几万平方米。那里埋有一排排祭祀坑，坑中埋放用作牺牲的战俘和奴隶及动物。一次祭祀可杀死上百人，已经清理出数千人。在武官村大墓的南侧，就有奴隶祭祀坑4排17座。每座杀殉坑内，均埋葬10个被砍了头的奴隶。坑南有成排的乱葬坑，发掘的9座乱葬坑内，共埋有50多个奴隶。有些墓坑内全是无头的尸骨，有些是砍下的头颅与尸骨埋在一起。
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于小屯东北地、薛家庄、孝民屯西、苗圃北地等。其中以1959年发现的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最为重要。它的面积有1万平方多米，延续时间从武丁至帝辛（纣）时期，出土的铸铜遗迹与遗物非常丰富。在苗圃北地的东区，陶范与陶模出土了二万块左右，以鼎、簋、方彝、觥、卤、觯、角、尊等礼器为主。所出的范，大多器形匀称，花纹繁褥、清晰。推测这里很可能是属于王室控制的铸铜作坊。
制骨作坊发现于大司空村东南地和北辛庄南。两个作坊都是以生产骨笄为主。大司空村作坊遗址是殷墟目前巳知最大的制骨作坊，面积约1380平方米，在作坊的中心区，发掘出半地穴式房子1座，骨料坑12个和其他遗迹等。在作坊内共发掘出骨料、半成品和废料3.5万余块，角料250多块，还出有青铜锯、青铜钻和砺石等制骨工具。北辛庄南地发现的制骨作坊遗址，仅在一椭圆形的骨料坑内就发现骨料五千多块。不过，它的规模比大司空村要小。
七十多年来考古发掘所揭示的殷墟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就像一本内容宏富的史书，形象生动地记载着商代晚期的历史。为了保护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早在1961年，国务院就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1987年安阳市有关方面还在宫殿宗庙区及其邻接地段修建了殷墟博物苑，苑内广植花草、树木，洹河之滨的这一古老遗址为之面貌一新。灿烂的殷墟文化，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观光旅游者。1999年冬，在洹河北岸发现了周长超过8000米的城垣基址，城内勘探出夯土台基。消息公布后，再次引起世人的重视。目前，殷墟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期待着重多的重大发现公诸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