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孙子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产生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据史书记载，它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所著。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不可考，约与孔丘同时期，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他从齐国出奔到南方的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的推荐，吴王阖庐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他同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堵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起过重要作用。
《孙子》一书，总结了春秋末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作。它问世后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哲学史上也占有相当地位。早在战国时期，《孙子》就广为流传。韩非在《五蠹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战国军事名著《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就引用并发挥了《孙子》的若干军事思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迄今最早的竹简《孙子》等大量兵书残简，说明西汉时《孙子》流传也是很广的。三国著名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曹操集·孙子序》），并对《孙子》作了注释。唐太宗李世民同其名将李靖问对兵法时，十分赞赏《孙子》，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李卫公问对》）。总之，从战国以来，《孙子》为历来军事家所重视和推崇。在国外，《孙子》也影响颇大，早就有日，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流传于世。
《孙子》全书共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孙武揭示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有些至今仍有其科学价值。现简介如下。
一、提出了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条件
对战争和制胜条件的看法，在社会制度大变革、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孙子》开宗明义就说：用兵打仗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真研究考察的，所以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必须从“五事”和“七计”等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的情况。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于战争双方并关系到战争胜败的东西。由此可见，孙武对战争胜负的认识，属于早期战争问题上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
孙武所论述的制胜条件，触及了战争中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五事”、“七计”，包括了“民”对战争的态度，天时地利，将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程度，战斗力的强弱，以及赏罚和纪律等等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武在论述“五事”、“七计”时，把“令民与上同意”的“道”这个属于政治范畴的重要条件放在首位，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这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确是难能可贵的。孙武重视“民”的作用，从山东临沂出土的汉墓竹简《吴问》中也可得到印证。《吴问》记述了孙武同吴王关于晋国六将军“孰先亡”、“孰固成”的问对，孙武从范，中行、智、韩、魏、赵六家新兴封建主所施行田亩制的大小和赋税轻重不同，说明亩大、税轻者为“厚爱其民”，可以“固成”。
二、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普遍军事规律
孙武在历史上第一次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概括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前无古人的，是《孙子》军事思想的精华。
毛泽东对这一思想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名言，不仅揭示了战争指导者对彼己情况的了解与战争胜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明了在了解彼己情况的基础上，找出双方行动的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确定自己的作战行动，以战胜敌人。这就把“知”与“战”，把“胜可知”与“胜可为”结合了起来，把认识和运用规律结合了起来。这是孙武对我国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武揭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时，还对“知”与“战”的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他把了解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用专篇论述了使用间谍掌握敌国情况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作战行动中侦察判断敌情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在各种敌情、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动的原则等。在知己方面，提出了“上下同欲”、“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吾卒之可以击”与“不可以击”等等。他要求将帅考虑问题要“杂于利害”，见利思害，居害风利，力求全面，同时，要“因利而制权”，把握有利战机，正确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孙武运用“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普遍军事规律，在了解当时各诸侯国情况的基础上，从战争经验中总结出了若干有价值的作战指导原则，如“先胜而后求战”，“示形”、“动敌”，“我专而敌分”，“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等等。
“先胜而后求战”，就是在了解彼己强弱胜负之情的基础上，有充分的应敌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有把握取胜而后求战。反对那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错误做法。这一思想，是稳妥而积极的。
“示形”、“动敌”，就是用“示形”的方法，用“诡道”诱骗和调动敌人；同时，注意不为敌人所调动，即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使作战的自由权稳操于自己手中，迫敌处处陷入被动，以便“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这一原则，是有其重要价值的。
“我专而敌分”，就是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碫投卵”的兵力优势，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的目的。孙武这个“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为历来军事家所赞赏，曾给予很高评价。
“避实而击虚”，就是从了解、分析敌我情况中，找出敌人的虚实所在，避开敌人力量坚实之处，打击其虚弱之点，“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达到“攻而必取”的目的。
“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求随时随地了解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并针对当面的敌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一原则，反映了孙武主张战争指导上的灵活性，反对一成不变的机械观点。这种思想，在《孙子》中体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它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如“利而诱之，乱而取之”之类，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战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等；另外还要求根据不同的地形条件，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这在《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中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在《九变篇》中所提到的“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则包含着更大的灵活性，要求将帅要懂得临机处置的重要。总之，孙武认为，战争中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必须在作战指导上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充分发挥将帅的指导能力，灵活机动地战胜敌人。
三、反映了较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
《孙子》之所以能够提出若干较精辟的军事理论原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原因的。从《孙子》十三篇中不难看出，孙武在论述兵法的过程中，反映出不少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思想。如他在分析研究战争、判断战争胜负可能性时，能够从一些客观条件入手，并较充分地估计到了战争对客观条件的依赖关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对于“道”和“天”的解释是朴素唯物论的。《孙子》中的“道”，不是虚无不可捉摸的超时空的东西，而是指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等客观实际。《孙子》中的“天”，不是什么神物，而是“阴阳、寒暑、时制”等自然现象。他还认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充分表明，孙武对于了解敌情，既不信鬼神和“天命”，也不用历史事外去类比和推论，而是从真正了解敌情的人取得。他直观地看到了关于敌我、攻守、胜败、虚实、奇正等一系列对立现象，并要求人们在战争活动中要注意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的情况。如了解情况时要“知彼知己”，考虑问题时要“杂于利害”，军争时要估计到“利”与“危”，等等。对于“治乱”、“勇怯”、“强弱”，“劳逸”、“饥饱”等等矛盾着的现象，孙武朴素地认识到它们是可以变化的，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等等。在认识自然现象时，他看到了天地，日月、江河、四季的不断运动，并用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穷来比喻用兵方法的灵括多样。这种思维方法，也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孙武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是粗浅的，甚至认为只是周而复始，不断重复，因而没有脱出“循环论”的窠臼。
孙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毕竟仍是剥削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和根本的利害冲突。这种阶级矛盾也必然在军队内部关系和作战指导思想中反映出来。从《孙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卒被迫出征打仗，将帅们因害怕士卒逃亡，主张深入到敌国“重地”去作战；为了驱使士卒拼命作战，玩弄种种剥削阶级的手段，主张“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登高而去其梯”等等；将帅们不敢将真情告诉士卒，于是采用愚兵政策，如“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等等，以此来达到其指挥土卒“若驱群羊”的目的。
尽管如此，《孙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最有价值的著名军事典籍。
计篇
本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探讨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军事名言。
【原文】孙子曰，兵①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②也。
①兵：兵器，兵士，军队、战争等。这里指战争。
②察：考察、研究。
【译文】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认其考察研究的。
【原文】故经之以五事①，校之以计而索其情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③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④。天者，阴阳、寒暑、时制⑤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⑥也。将者，智，信、仁、勇、严⑦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⑧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⑨，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11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①经之以五事：指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战争胜负的可能性。经，量度，这里是分析研究的意思。
②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从中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校（jiào较），通“较”，比较；计，这里指“主孰有道”等“七计”。
③令民与上同意：使民众与国君意愿相一致。《苟子·议兵》：“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巳。”也认为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取得民众的支持。
④不畏危：不害怕危险。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以下简称汉简《孙子兵法》）此句为：“民弗诡也。”
⑤阴阳、寒暑、时制：阴阳，指昼夜、晴雨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寒冷，炎热等气温的不同。时制，指四季时令的更替等。
⑥远近、险易、广挟、死生：这里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汉简《孙子兵法》中，此句为：“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
⑦智、信、仁、勇、严：这里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等条件。
⑧ 曲制，官道，主用：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等方面的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管理等制度。主用，指军需物资、军用器械、军事费用的供应管理制度。主，掌管；用，物资费用。
⑨闻：知道、了解。
⑩知：知晓，这里含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意思。
○11孰：谁，这里指哪一方。
【译文】所以，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研究，比较敌对双方的各种条件，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所谓“道”，是使民众与国君的意愿相一致，这样，民众在战争中就可为国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险。所谓“天”，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炎热，四季更替。所谓“地”，是指路程的远近，地势的险阻或平坦，作战地域的宽广或狭窄，地形是否利于攻守进退。所谓“将”，是指将帅的智谋才能，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所谓“法”，是指军队组织编制、将吏的统辖管理和职责区分、军用物资的供应和管理等制度规定。以上五个方面，将帅们没有不知道的，然而，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不能取胜。因此要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分析比较，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情形，就是说：哪一方的国君比较贤明？哪一方的将帅比较有才能？哪一方占据比较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哪一方的法令能切实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队实力强盛？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严明？我们根据以上分析对此，就可以判明谁胜谁负了。
【原文】将听吾计①，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①将听吾计；一说，“将”作为“听”的助动词解，这样意为：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另一说，“将”指一般的将领，这样意为：将领们能听从我的计谋。
【译文】如果能够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胜利，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一定失败，我就离去。
【原文】计利以听①，乃为之势，以佐②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③也。
①计利以听：指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计，计策，这里指战争决策，以，通“已”；听，听从、采纳。
②佐；辅助。
③因利而制权：即根据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怎么对我有利就怎么行动。制权，即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行动。
【译文】有利的计策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势”，以辅助作战的进行。所谓“势”，就是根据情况是否有利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原文】兵者，诡道也①。故能而示之不能②，用而示之不用③，近而示之远④，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⑤，实而备之，强而避之⑥，怒而挠之⑦，卑而骄之⑧，佚而劳之⑨，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⑩，不可先传○11也。
①兵者，诡道也：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行为。诡，诡诈，奇诡。曹操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②能而示之不能：意即本来能攻，故意装作不能攻；本来能守，故意装作不能守，等等。示，示形，这里是伪装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