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前的1926年底，陈独秀就是太赞成或不愿太张扬武汉国民政府过左的革命政策。有资料显示：1926年11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创刊，社长(经理)董用威(即中共元老董必武)，总编辑先后由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担任。刚创刊时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1927年初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也兼作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汉口民国日报》创刊后，基本上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作为当时最重要的革命喉舌，它大力宣传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政策和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和三大政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反革命活动，报道北伐战争的胜利消息。这份报纸的革命色彩很浓厚，以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认为它“太红了”，但董必武坚持如故。其实，陈独秀是个集毁于一身的政治人物。
陈独秀死后，《时事新报》、《新民报》等都发了消息，并评论说“青年时代的陈独秀，向宗教宣战，向偶像宣战，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先驱者，”晚年“是一个较有操守者”。胡秋原着文说：“他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慧星。”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的陈钟凡写了一篇《陈仲甫(独秀)先生印象记》(当时未发表)，说陈独秀在“现近代文化史上，不能不算是开山人物”。托派人物也着文悼念他。郑超麟着文称他到死仍然是一员“世界革命的老战将”，“视他为湖袖”。
陈独秀病势沉重，他的老友高语罕预挽一联：喋喋毁誉难凭！
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
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陈独秀逝世时，曾代理过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陈铭枢拟的挽联是：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此联大意是：你的言论和文章对传统重估价，都是决断性的，你绝不随波逐流，绝对反传统而行之。遍看全中国，你最出色！社会上对你的诽谤堆积如山，可你的志气博大欲吞江海。你为后世后代作了很多开拓，世人却太对不住你！
两幅挽联都对他备极推崇，也都指出了他终生集毁誉于一身，这一点倒是确实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赞他是。思想界的明星”，“行之以身，着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对他高呼“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1936年，陈独秀还被囚禁在国民党狱中，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还曾说，陈独秀那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李大钊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革命的先锋”。被誉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1933年3月初，陈独秀被捕4个多月，还没有判刑，即将公开审判时，鲁迅并没有因为他是托派而斥责之，他写道：“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叶挺颂他为“明灯黑室”，“空谷足晋”。
对他谤之者也大有人在。“五四”时期，林纾作小说《荆生》，影射陈独秀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是“背天反常禽兽”，“以俟鬼诛”。还有人送他个恶谥“陈毒兽”，攻击他“废德仇孝”，诬他主张什么“百善淫为首，万恶孝为先”。至于军阀和国民党等说他是。共党首恶”，“鼓吹共产邪说”之类更是司空见惯。他的托派同伙也一直在谴责他、批判他，以至要开除他，直到他死，曾追随他的彭述之还着文责他“有始无终”。有些原来经陈独秀培养，后为第三国际成员者，在他颠沛流离之际时加诽谤。王明、康生之辈竟着文诬他每月领取日本人三百块津贴，是“汉奸匪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投机革命”、“混入党内”、“窃取了党的总书记”，说他是“蒋介石的帮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更是不一而足。
陈独秀逝世第三年，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
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是他领导。”还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象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近年来有不少人撰文着书，认为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还比较公正，但不同意陈独秀“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这句话。他们认为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始终没有超出理论与路线的范畴，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正是在陈独秀的领导下，结束了中国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辟了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应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史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后来毛泽东本人对陈独秀的评价也时有变化。他1953年视察安徽，2月21日上午对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早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贡献的，后期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58年大跃进时，他又说陈独秀是“伯恩斯坦主义……不懂得不断革命”。评价因时而异。但也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完全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走进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胡同”。评价的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
儿子反对老子，这在当时是种风气，也是种革命的原则。像后来的蒋经国也曾在莫斯科的报上大骂老子蒋介石，甚至喊着要和蒋介石脱离父子关系，最近有网称资料则称：陈延年对他父亲的错误，批判起来，态度很坚决，但他并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狂悖傲慢的人。无论上级下级，党内党外，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可亲、老练成熟的领导者。尤为可贵的是，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但身上却没有半点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经常身穿工人服装，步行到工厂同工人谈心，有时还同黄包车工人一起拉车。陈延年身体结实，拉起车来强劲有力，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陈氏兄弟相继牺牲1927年出席党的五大之后，党派陈延年到上海市担任中共浙江区委书记。6月26日上午，北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现山阴路69弄90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利、韩步先等人止在开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人会。这是一幢砖小结构三层楼石库门新式里弄住宅，建造于1926年。房子竣工后，上海区委在这里开办党校，这里也是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会议上，王若飞传达了中央的任命，陈延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利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赵世炎到中央工作。
突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陈延年心头一紧：不好，这何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他和王若飞、赵世炎等商量后，立即宣布提前结束会议。告诚人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王若飞下午三时，为销毁文件，陈延年等人来到恒丰里104号附近，先在暗处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冒险进门，焚烧办公室内秘密材料。但不久，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派人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曼正年、郭伯利、韩步先一起被捕。
交通员叛变了，但他并不认识陈延年。当时陈延年身穿短农，裤腿上扎着草绳，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陈延年被抓捕后，真实身分没有暴露。他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人嫌疑，观在我的农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甚至和敌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盛夏的一人，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肮波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胡适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陈友牛”，就是陈姓朋友所生，分吴稚晖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啊！
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赴法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1921年秋大，蔡利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人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大栽到白己的手里来了。另有资料说：“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用了，小陈可怕，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于是，吴稚晖随即给上海任国民党任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杨虎，字啸天，生于1889年，杨虎祖籍安徽宁国。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早年他在上海滩曾拜流氓大亨黄金荣为师，后来追随陈美从事反清革命。孙中山蒙难广州时他曾为抢救孙中山脱险而立功。他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是“四一二”大屠杀中蒋介石最得力的帮凶和刽子手。那时候，被他杀害的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简直难以数计。另一个在上海主持所谓“清党”的陈群，助纣为虐，与杨虎狼狈为奸。上海人民对这两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恨之入骨，呼之为“虎狼成群”。为蒋介石充当屠夫的杨虎官运并不怎么亨通。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前后，出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十分自负，自以为多年来有功于“党国”，应该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甚至与蒋介石争名争利，纠缠不休。此时的蒋介石已建立起独裁统治，身为“一国之尊”，岂能容得杨虎这般“不识时务”的武夫与自己称兄道弟，更何况还想平起平坐？他一气之下居然撤了杨虎的兵权，只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监察委员了喜，从此与这位把兄弟反目成仇，不再理睬杨虎了。在40年代后期他掩护过民主人士，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他被请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但几年之后他又因叛国罪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来说，杨虎都是个功罪集于一身的人，但这是后话。申报月刊旦说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己被抓获。蒋介石获悉逮捕陈延年的消息后，致电国党26军政治部，指示需”切实讯明为要……1927年陈延年7月4日，国民党军警将陈延年押赴龙华刑场。陈延年昂首挻胸视死如归。敌人喝令他跪下，他巍然屹立，毫不理会。几个敌人强把他按卜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就逮捕与杀害陈延年一事写给国民党中监委员务员吴稚晖的表功信但敌人刚一松于，一跃而起。敌人恼羞成怒，再一次将他强按在地，以乱刀残忍地将他砍死。
陈延年牺牲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按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汪孟邹见报，如五雷轰顶，瘫倒在椅子上，胡适见到报纸，也对吴稚晖深为不满。
对陈延年的，董必武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时任五届中央委员的陈乔年从武汉获悉噩耗，十分悲痛，这年冬天，他调到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他和省书记王若飞等一起，不断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系同志，鼓舞斗志，坚定信心，日夜为革命奔走，使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得以很快恢复，上海、江苏的革命力量重新聚集起来。然而，他却成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剌，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曾咬牙切齿地说：“小陈厉害胜过老陈(指陈独秀)大陈十倍。”
1928年春，正当上海和江苏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之时，一个巨大的灾难突然从天而降。2月16日，上海滩英租界北成都路剌绣妇校和酱园路正在秘密召开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江苏首委召开的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一个是上海总工会召开的各区特派员及各产业总工会主席会。正当会议顺利进行时，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荷枪实弹地冲进会场。
特务随着冲上去将陈乔年、郑复他的许白吴等11人逮捕，这是江苏省和上海总工会继1927年6月陈延年等被捕之后，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坏。这两个会议的召开，是十分秘密的，敌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查明是叛徒唐瑞林告密而造成的。
这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在上海枫林桥畔，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陈乔年一批革命志士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陈乔年被杀后，蒋介石惟恐舆论谴责，也亲自下令不准收尸。惨烈之情，难于言表。后人有诗叹曰：皖水龙山出俊豪，陈门两代逞天骄。长兄慷慨油汤赴，大弟从容烈火蹈。昆仲成仁先论定，乃翁评价待推敲。松年一曲艰辛史，闻者谁人不泪抛？
陈氏兄弟的父亲陈独秀，1927年“八七”会议后，他就已经落魄，他1937年以国民党监狱中出来后，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但陈独秀在居人篱下天四川江津时，据《陈独秀之死》的作者靳树鹏写道：中国共产党曾打算把陈独秀养起来，并委托朱蕴山去看望他，劝他去延安。陈独秀说：“党中央里没有我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乔年死了，我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陈氏兄弟，自然听不到他父亲说的这句话。
尤其是陈氏兄弟从怀宁再次走出来似乎就不想使天下宁静。
而当时的天下原来就不是宁静的天下。
陈氏父子最终客死他乡，尤其是老大老二过界地结束生命，这是他们不愿意的。
然而，这却符合道家的话：“刚刚欲折”。
鲁迅之所以写“陈安仁来”，好像不是不敢写“陈延年来”，而是觉得社会要“安”，要“仁”。
但对那时的历史人物，似乎是种奢望，这是因为谈“阶级斗争”，自然是“残酷无情”。
好在今天不谈“阶级斗争”了，这是我们国人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