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宿，大抵都以“不用议”三字了结。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皇上的本意，认为中间没有毫丝的私心。自古的重要直臣，不只使他成名而已。所以将借助他的药石，以折损皇上骄傲奢侈的萌芽，培养他的风骨，养育他的威风，以防在有事时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如果不取这种人，就必然专门录取那种阿谀奉承的人，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敢说出一句逆耳的话而违背皇上的意图。而稍有锋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损他的骨气。一旦有事，则满朝都是拖沓泄气之流，袖手旁观，一筹莫展而已。平常不储备刚强正直而有能力的人，以培养其风骨和养其威棱，有事的时候哪里有人才可以供使用！
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评专制的遗风。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不但那些日保富贵的官僚们无人敢写，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曾国藩，也是壮着胆子头一遭。据说，咸丰审读后，开始是发怒，将原疏掷于地；继而又说“拘执太甚，迁腐久通”；再后来心里平静下来，为表示开明，又加以褒答。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为。一方面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不谙世故、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名。
从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许多人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体谈了自己的想法。曾国藩读信十分感佩，回信说：
“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为民众的痛苦而伤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疮痍而沐浴之，我表示钦佩。”
在曾国藩上书咸丰的缺失之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
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己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摘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山中老朋友如刘蓉、郭嵩焘、江岷樵、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刮目相看，曾国藩的名气着实大了许多。
曾国藩在京师为官时以敢言著称，经历许多世变后，人变得聪明起来，即对不关己的事有时装糊涂。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典型。
一是同治时太监安德海因慈禧宠信而肆无忌惮，贪婪成性。朝野之人早有欲杀之而谢国人之心。适逢安德海出京，经直隶时，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完全可以按“本朝家法”将安太监捉拿，但他知道事情轻重，不敢造次。同时，他为免与太监相结交之嫌，对这位权势炙手可热的人避而不见。这充分说明曾国藩处世之圆通。后来安德海入山东境，终被处死。晚清人说，这一“令名本可得之曾公”，即是说曾国藩可以以此成名。但曾国藩处世一向谨慎，尤其是晚年，唯恐跌蹶，因而慎之又慎。
另一例是曾国藩对清廷处理苗沛霖一案的态度。
苗沛霖本是文生员，后为团练首领，以布政使衔任川北道员，后举兵围攻寿州城，曾国藩把这看成是“天下之变也”。事情发生后，寿州富绅孙家泰、练总徐立壮为抗苗沛霖，竟引捻军相助，曾国藩说这是“变中之变也”。清廷得报后，又令李世忠秘设圈套，设法将苗歼灭，曾国藩称之为“变中之又一变也”。
一方面，看准时机，冒着生命危险犯颜直谏，另一方面，在小利小惠的情况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其中除了年纪经历不同使人变得谨慎的因素之外，恐怕与曾国藩入局与避局的方圆之道不无关系吧。
不拘泥于全国化的规则与方法
若想做事做大做强，求得发展，非一日之功，而是个逐步积累的过程，需要与时代的节奏同步。也就是说在时势变化时，要跟得上“节拍”，以变应变，寻找出路，不然自己会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曾国藩在做事上又有了“变”字功夫。他说，必须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曾国藩知道自己想要成功就应审时度势，顺势而变才行。他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但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引来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更大的成功和成名。
有些人这样评价曾国藩：“其一生善变，书字初学柳宗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黄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曾国藩习字善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庸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话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为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义变而为申韩。尝自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里说的是他学问上善变。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北熊认是这么评价曾国藩的：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描绘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变”字功夫。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处世之道。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的每个时期都有所体现。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些都反映了他深谙各家学说的“变”字功夫。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道光十八年（1838年）至咸丰二年（1852年）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又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指点，以致在理学素养上有了巨大的进展，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建立起为人处世的各种“功夫”，包括“变”字功夫。
儒家所说的“身心修养”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处世（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曾国藩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是洋务运动的促进派。
儒家的“自强不息”是一种“变”与“化”的过程，但曾国藩意识到如果只信奉儒家，思想一定会有所缺失，“变”与“化”也仍旧是僵死的，所以，他在对待太平军和捻军的镇压上，以及湘军管理的问题上，做出的一系列主张措施，表现为对法家“严峻刑法”思想的“时用”。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狠”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的土匪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纳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得让位于“严峻刑法”的法家思想。
曾国藩的“变”字功夫，好像是对他其他功夫的反动，其实不然，儒道两家都提倡“变化”，荀子有“逆取之法”，强调的就是“变”；庄子说：“化则无常。”即顺应变化就不执滞常理。做事如果不善变化，是很难成功的。变化是权宜之计，也是应对之策。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写信给魁联，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一些恶人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子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哪怕只能起一丁点的作用，也要用残酷的措施来挽回这败坏已久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在为官方面，地位越高，越倾向于“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加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而要将权力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不同的时期，曾国藩有不同的应对办法，说明他善于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充实“变”字功夫。后来容闳称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典型人物”。
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才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人物之一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凡是成大事者，均有识时务、谋深计的功夫，这是他们成功的两大砝码。初尝成功的甜头就忘乎所以，不栽跟头才怪；一受打击就没劲儿了，抹着眼泪暗自叹息，这种人也成不了大业，因为泪眼朦胧，物象不清。
